刘墉·阳谋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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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皇上打小儿就认准了咱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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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皇上打小儿就认准了咱家人

我们从1652年,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考上进士,到1814年这一年,刘墉他们家重新修家谱,这中间是162年。162年间,刘墉他们家在大清朝考上进士的一共有11位,考中举人的一共有35位,两项合计是46位。在这162年间,刘家成年男丁加在一起也就是180位左右,录取率高达25%。所以我要说这么一句,在山东诸城没有一家能跟刘墉他们家相比——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考试上。所以我这儿说,归顺了大清朝以后的刘家,科举得意,为官也是越来越得意,这样我们就讲到了刘墉的祖父。

从刘必显的儿子开始,刘家的排行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顺序:依照木、火、土、金、水五行轮流排序。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刘桢,次子叫刘果,三子叫刘棨,四子叫刘棐。刘棨就是刘墉的祖父。

刘必显的长子刘桢。刘桢,字世卿,号石斋,贡生,考授从六品;刘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绍辉;次子叫刘绅灿,后来过继给了刘果。

刘必显的次子刘果和刘必显的三子刘棨,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后面再来介绍。

刘必显的四子刘棐有三个儿子:长子刘继纶,字尔耻,举人出身,曾于族中设义塾,使“族党及佃户子弟可造就者皆学焉”;次子刘绪煊,举人出身,过继给了刘必大的儿子刘香(刘香无子);三子刘缵煌,举人出身。

刘果是刘必显的次子。刘果,字毅卿,号木斋,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顺治十七年(1660年)中进士,康熙六年(1667年)授山西太原府推官。

此时的太原府,隶属山西行省,府治阳曲县,太原府直辖十三县,领五州又七县。直辖的十三县分别是: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所领的五州分别是:平定、忻州、代州、岢岚、保德;此五州所领的七个县分别是:乐平县、定襄县、五台县、繁峙县、崞县、岚县、兴县。

再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推官。唐代在节度使、观察使下置推官,掌勘问刑狱。元明两朝也于各府置推官。清朝初年,沿用元明旧制,依旧设置推官一职。

至于推官的职权,唐朝、金、元时的推官相当于现在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明和清初还兼有审计局长的职能。宋时比较麻烦,隶属三司下六部的推官没法比较,大概只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就是那种高级的秘书人员;属开封、临安二府的推官也是相当于法院院长;属地方的推官有点儿幕僚的意思,多少有些挂职而没有多少实权的意味了。

所谓节度使,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旋改称“都督”,唯朔方仍称“总管”,边州别置经略使,有屯田州置营田使。因受职时,由朝廷赐给旌节,可以节制辖区之军政,故有“节度使”这一称谓。高宗永徽以后,都督有带“使持节”衔者,实际上已为“节度使”。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始有节度使的称号。玄宗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一经略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之各州刺史(郡守)均为其下属,本身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安史之乱后,战将有功者多授此职。节度使遍设于内地,领州多至十余,少亦不下三四,割据独立,世称藩镇。五代时更为冗滥,专横至极。北宋初,赵匡胤加强皇权,藩镇事务仍归本州。自此,节度使成为将军大臣和宗室勋戚的优宠职位,并不赴任。辽金沿置,元废。

所谓“观察使”,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采访处置使为观察处置使,掌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后兼理民事,辖一道或数州。凡不设节度使者即以观察使为一道的行政长官;设节度使之处,亦兼观察使。至宋代,其职掌并于“提点刑狱公事”和“转运使”,观察使一职成为武将升迁时兼带的虚衔。元代废。

刘果刚刚被任命为山西太原府推官不久,康熙皇帝就下令全国废除推官这一官职。于是乎,还是在康熙六年(1667年),刘果又被改为补直隶河间县(今河北省沧州市下辖的县级河间市)知县。

清朝初年的直隶省,相当于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其中的河间县,是领有河间县、献县、阜城县、肃宁县、任丘县、交河县、青县、兴济县、静海县、宁津县这十个下辖县的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

所谓“知县”,也是一个官名。唐称佐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宋初用京官知县事,管理一县的行政,有戍兵驻县的,更兼管兵事。因本非县令而管县,故称“知某县事”,简称“知县”。明代始正式用为一县长官的名称。清代相沿不革。

康熙八年(1669年)刘果为刑部江南司主事。

所谓“刑部”,汉代置二千石曹掌刑狱,三公曹掌决案。魏晋以后有都官、比部各曹。隋初设都官尚书,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各侍郎,后改都官尚书为刑部尚书,列为六部之一,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等事。长官为刑部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历代相沿不改。唯唐天宝年间一度改称“宪部”,旋复旧称,清末改为“法部”。

所谓“主事”,北魏置尚书主事令史,为令史中之首领。隋称主事,本为雇员性质,不在正规职官之内。金、元以后始用士人,明代遂定为各部司官中之最低一级。清沿之,士人考中进士后分部办事,须先补为主事,然后递升员外郎、郎中,官阶为正六品。其他官署如内务府、理藩院,亦设有主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仍于国务院秘书厅、各部及驻外使馆中设主事,为委任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刘果升四川司员外郎。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刘果升江南提学道。

所谓提学道,宋崇宁二年(1103年),在各路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简称“提学”。金有“提举学校官”,元有“儒学提举司”,都属同一性质。明初设“儒学提举司”,正统元年(1436年),始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称为“提学道”。清初相沿,各省多设“督学道”。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称“提督学院”,长官称“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政”。清末改设“提学史”。

刘果晚年官至刑部郎中,曾为清律的编撰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所谓“郎”,古代对帝王侍从官的通称。“郎”即古“廊”字,指宫廷走廊。郎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已有之,秦汉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员额无定,多至千人,均属于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东汉以尚书台为实际的行政中枢,其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郎官不同。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

所谓“郎中”,官名,始于战国。汉代沿置,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初分为车郎、户郎、骑郎三类,长官有车户骑三将,其后类别渐废除。晋至南北朝,为尚书曹司的长官。自隋唐至清,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的高级部员。

此外,还有郎中令一职。始置于秦,汉初沿置,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职。所属有大夫、郎、谒者及期门、羽林宿卫官,掌守卫宫殿门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光禄勋”。

刘果早年无子,于是过继自己哥哥刘桢的次子刘绅灿为自己的儿子。也是巧合,后来刘果在过继刘绅灿后又连续添了两个儿子,也就是次子刘纶炳,三子刘燝。

刘棨是刘必显的三子。棨,是古代用木头制作的一种通行证,略如戟形。在这里,棨是畅通无阻的意思。

刘棨,出生于1657年,字弢子,号青岑。康熙十四年(1675年),18岁的刘棨中举。十年后,28岁的刘棨中进士。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38岁的刘棨任湖南长沙县知县。

话说刘棨离开北京,到长沙走马上任。此时正逢湖广总督吴琠克扣绿营士兵军饷,绿营千余名士兵不服,堵住总督衙门大门闹事,吓得湖广总督吴琠从衙门后门潜出,仓皇逃出长沙城。刘棨拿出自己的俸银,偿还湖广总督吴琠克扣的军饷,解散闹事的士兵,避免一场士兵哗变。湖广总督吴琠回到长沙,对刘棨感激涕零。

此后的吴琠是一路升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吴琠奉调回京,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1697年)又奉上谕补授刑部尚书,第二年(1698年)又被任命为保和殿大学士。

说到这之后的吴琠,那可绝对是一位闻名当世的美食家。与吴琠有关的美食,就是被称为“沁县三大宝——鸡蛋、瓜子、吴阁老”中的“吴阁老”。

说是“吴阁老”,其实指的是地处太行山区的沁县的家乡特产“沁州黄”小米,是清朝康熙年间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吴琠发现的。凡是知道吴琠发现“沁州黄”的故事的人,提起他便会想到“沁州黄”。久而久之,吴阁老也就成为“沁州黄”的代名词了。

黄河流域是小米的故乡,我国栽种的历史相当久远,西安半坡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就有盛小米的陶罐。小米在古时也叫“粟”,是农耕文明中最早的产物。粟,古称“禾”,即“和”之初文,谓“中和”的意思,是指粟的品质温和,用以养生;又称“粱”,如黄粱、青粱、白粱,都是指粟类而言,现一般称“谷子”。“粟”这个名字很好听,可以登堂入室。自商代至秦汉,粟都被列为五谷之首。老百姓称小米为“谷子”,让人想起家里的粮仓,想过好日子,就靠家里多有几担“谷子”啊!其实小米就是脱了皮的谷子,朴实无华,一如北方人的气质。

山西产的小米最是上品。相传,在三百多年以前,沁州檀山一带有一座被松柏隐掩的古庙。庙里住着一位赤脚和尚和他的几个小徒弟,生活清苦,免不了忍饥挨饿。他们看见庙周围的土地荒芜,觉得可惜,于是,就将这些贫瘠的土地开垦出来,种了“糙谷”。经过几年驯化,糙谷的品种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变得米色蜡黄,颗粒圆润而晶莹明亮,吃起来香甜松软,十分可口,遂取名“爬山糙”。当时在清朝做官的吴琠听说家乡的“爬山糙”佳如金珠,熬稀粥锅边不挂米粒,蒸饭、闷饭不就汤菜也越嚼味道越香。他为了证实传言,亲自到檀山庙品尝一顿,方知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他便将“爬山糙”改名为“沁州黄”,进贡给康熙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康熙皇帝也很爱吃。这样,“沁州黄”便以年年进贡皇帝而闻名天下。

山西名菜“甲第魁元”,也与吴琠相关。根据《名食掌故》记载,某年,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回乡祭祖,一路上不忘考察民情,走到漳源村时,人困马乏,头昏眼花,与随从住进一家舍馆。百姓闻讯,纷纷拿自家好吃的,前去看望这位国家功臣。其中有位青年提着一只老鳖,说:“这是我刚从漳河捉到的,送给阁老补补身子吧”。甲鱼做成五花汤呈上,吴琠询问菜名,店厨说:“您老才华甲第,功名魁元,就叫甲第魁元吧”。吴琠食后,神清目明,大加赞赏,并将其制法带到典膳司,成为满汉全席之“廷臣宴”的御菜菜式(《中国历代御膳大观》)。而甲第魁元这道菜,在当地民间300年来代代相传,成为人们待客贺喜的主要菜式。

当然啦,吴琠不仅善于发现美食,更善于发现人才。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经吴琠的举荐,刘棨被大清朝廷擢升为陕西宁羌州(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一带)知州。

此时,恰逢关中大旱,荒年歉收。刘棨上任途中,只见逃荒要饭者成群结队,百姓面黄肌瘦,衣不遮体,饿死者新坟四处可见。他触景生情,不觉吟出“迢迢车马奔长安,满目凄凉不忍观。十里路逢千百冢,家家哭声不一般”。面对百姓的困苦和官府的束手无策,刘棨的心中非常不安。

问题在于:刘棨上任的地方,连年歉收,州已无粮可赈,灾民度日如年。刘棨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饿死人,决定先向附近无灾区借粮。宁羌北依秦岭,南枕巴山,层峦叠嶂,沟壑纵横,难于运输。刘棨发动饥民,凡运一斗者给三升,不到十日,就运粮三千石。在发放赈粮时,他对知县说:“此粮是借粮,倘若秋收后百姓不能还,我得变卖家产还上。”由于措施及时得力,救灾工作进展很快,使很多饥民得以存活,灾情得以缓解。

宁羌州地区土地非常瘠薄,百姓收入很低,贫苦农民很多。一旦遇上灾年,多数百姓饭都吃不上,根本没有能力交纳国家的赋税,更谈不上归还贷粮。因此,州中没有能力交纳国家赋税和贷粮的困难户很多。刘棨深知老百姓的困难,就写了封家信,叫四弟刘棐,把他家中的地快快卖掉,立即把钱送到宁羌。

刘棐接到兄长的家信,知道兄长在任上为老百姓卖地付债,心情很急,他知道,兄长家的地产并不多,就是全卖了,也解决不了众多百姓欠国库的债款。经过反复考虑,他为了支持兄长的正义事业,就把自己的土地也卖了一些,把两家的卖地钱,一同寄到了宁羌州署。

刘棨、刘棐兄弟二人,变卖家产,为州中百姓付债的消息,不翼而飞,在百姓中传遍,特别是那些吃到粮食而能存活下来的人,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州中稍富裕的人纷纷捐钱,要知州刘棨赎回家产。刘棨说:“我既食皇上俸禄,理应尽职尽责,看到大灾之年存活下来的人,吾心足矣,岂敢再有他求。”有人关心地问道:“那你的子孙后代咋生活?”刘棨说:“子孙强似我,要地待如何?子孙不如我,要地待如何?”

众人不甚理解,问:“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刘棨说:“子孙比我强,知书达理,光明正大,当好官,吃国家俸禄,要地如何?子孙不如我,贪赃枉法,罢官抄家,要地又如何?养了为民的子孙,把许多地产留给他,养成好逸恶劳、不能自力更生,甚至不务正业,地产再多也守不住。教育后人自力更生,奋发创业,不依靠祖上的遗产过日子,这才是长久之计。”众人无不佩服其高瞻远瞩,更为其宽阔的胸怀和大仁大义所感动,纷纷称颂刘棨为刘青天。陕西省巡抚通报所属州县表彰刘棨赈灾救民的措施,刘棨也被人们称颂为便民良吏。

刘棨又奉檄赈济洋县,将粮食集中于汉水两岸,亲自查验过目,定期装船出发,顺流而下。数日,粮船抵洋,放赈完毕,他向洋县县令叮咛:“此粮食是以官方名义借的,倘日后百姓不能偿还,责任当由我俩完全承担。”这年秋天收成良好,洋县百姓互相勉励,不须催督,如数归还。

想当初,宁羌州地区山高地瘠,刘棨派员实地查勘,以宁羌“七分石头三分土”具情呈报上司,祈减赋额。经上司核定,全州年赋岁银计减到911两,此额一直沿袭二百多年。除此之外,刘棨还培补栈道,兴修旅舍,安置外来客商。一年多时间,宁羌州房舍萃集,街市繁荣,人烟茂盛。

为提高当地百姓的收入,刘棨在多次的翻山越岭、现场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山上生长着很多柞树,根据在老家山东的经验,叶子可以养柞蚕。他马上从山东老家,聘请了许多养柞蚕能手,带着蚕种到宁羌,教老百姓养蚕。几年后,养蚕户越来越多,他又教百姓抽丝织绸来发家致富。百姓为感念这位父母官,就把织成的绸子命名为“刘公绸”。“刘公绸”广销川、陕、甘诸省,颇受青睐。刘棨也深得百姓拥戴。

刘棨升任离开宁羌之后,柞蚕之业督理无人,渐次衰微。乾隆年间,陈宏谋主陕,发布《广行山蚕檄》,大赞刘公教民养蚕之功,并连年借给蚕民工本,设法鼓舞,宁羌柞蚕业大有发展。

刘棨不但重视发展生产,还力倡地方文教事业。首先招商开设书店,发售经籍,创办义学,亲为讲解。宁羌文风大兴,始多应考登第者。

刘棨的多年以德治吏,一方面严守祖训,言传身教,为儿孙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却隐隐昭示了儿孙有所作为的内在原因。

刘棨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升任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运城两地级市,治所在临汾)知府。随后不久,刘棨因其母去世丁忧去职,三年之后补湖南长沙府同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皇帝下诏,从全国各地选拔操守清廉、才学优长之员。天下知府得举者唯有刘棨和陈鹏两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刘棨升任天津道副使。

“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始创于汉朝,起初跟县同级别,专门使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汉书·地理志》解释为“有蛮夷曰道”或者“县主蛮夷曰道”。

到了隋唐时代,出兵征战经常以方位路向加以命名,为“某某道”,该方面军主将称“某某道行军大总管”(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某地方面军总司令),例如攻打高句丽时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道行军大总管等。后来在内务民政上也使用此名词,在撤并郡县(或州县)之初,一级行政区较少时仅作为监察和地理单位,在后来州县增多之后逐渐成为实质性的一级行政区,由“州——县”二级制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初分天下为十道,仅为州县之上的一种监察区,之后迭有增加,唐睿宗景云年间至二十三道之多。但节度使制掌握地方实权后,“道”日渐演变为对一个节度辖区的称呼,和初唐、盛唐时的意义有所不同。

宋代地方监察区不使用“道”而改用“路”,字不同义相通。而辽朝因循唐朝旧制仍使用“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元朝建立后,行省成为一级行政区划,行省下设有“道”,“道”下有“路”的行政区划单位。至明清时期,“道”成为省之下军区的通称,如“福建省台厦道”或“台湾道”,但明朝及清朝意义上稍有不同。其中,也有人把清朝的道与省、府、县相提并论,称为四级地方行政机构。例如,直隶省天津道,下辖天津府一个府,天津府下则管辖六县一州,分别是天津县、静海县、青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沧州。

刘棨担任的天津道副使,就是天津道的副职。正职则被称为道员、道台或道尹。天津道的正职和副职都是正四品的官职。

话说刘棨走马上任,来到天津。他决心彻底治理长期为患天津地区的子牙河水患。刘棨经过仔细勘察,决定继续加固子牙河堤,在河堤上用石头修筑泄洪水闸,洪水泛滥时可开闸放水,将水放入泄洪的水泊洼淀;待到水势减小后关闭水闸,保证河道正常水位。开凿子牙河入海通道,加快洪水宣泄速度。刘棨给康熙帝呈上奏章,禀报自己的治水方略。

康熙皇帝看罢,大喜过望,当即应允。刘棨马上征发民夫,根据治水方略,开始实施防汛工程。子牙河两岸数县民夫忙活了五个月,终于最终完成防汛工程。

此时,正逢居住在今新疆北部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起兵造反,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凯旋还朝。路过天津时,康熙皇帝由时任直隶巡抚李光地陪同,坐船视察子牙河防汛工程。康熙皇帝站在船头,仔细观瞧,但见两岸河堤坡平土实,连绵不断,偶尔有一两个泄洪水闸,高大坚固;远处泄洪的水泊洼淀,烟波浩渺,波浪起伏,芦苇丛生,水鸟嬉戏,白帆点点,渔船往来,一片繁荣兴旺景象。

康熙皇帝大喜,弃舟登岸,并命任天津道副使的刘棨见驾。这一天,刘棨早早写就了“爱清”二字准备让康熙皇帝御书。面见康熙皇帝时,刘棨不但仔细介绍了自己治理子牙河的情况,还仔细介绍了其兄刘果在河间县任知县时受到“清廉爱民”褒奖的事,并顺便请求康熙皇帝赐书。皇上见其忠,便将“爱清”反其意,以“清爱”二字御书赐之。由此,刘家即称“清爱堂”。

再后来,刘棨又升任江西按察使。

按察使是个什么官职呢?

话说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分置十道按察使,成为常设官员,分别考核各地吏治。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改称采访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称观察处置使;实为各州刺史的上级,权力仅次于节度使,凡有节度使之处亦兼带观察处置使衔;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所以实际上是各州刺史头上的“太上皇”。

宋代转运使初亦兼领提刑,后乃别设提点刑狱,遂为后世按察使之前身,与唐代之观察使性质不同。金承安四年(1199年)改提刑使为按察使,主管一路的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元代改称“肃政廉访使”。明初复用原名,为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长官,主管一省的司法,又设按察分司,分道巡察。中叶后各地多设巡抚,按察使成为巡抚的属官。清代亦设按察使,隶属于各省总督、巡抚,为正三品官。清末改称“提法使”,简称“臬司”。

“按察”相当于古代的“陈臬”,因此按察使又叫“臬台”。明朝省级地方官员分为三司,分别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挥使则管“一省军务”。三司分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省法院院长、省军区司令。清朝布政使主管民政赋税;按察使职掌不变;都指挥使废置不设。清代减去都指挥使司,变成“二司”。二司的长官布政使和按察使,俗称“藩台”、“臬台”,同为省长。藩台管行政财政,臬台管司法监察邮驿。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称“提法使”。

刘棨担任江西按察使的时候,恰逢康熙皇帝大赦天下,刘棨详勘死囚,得活者百余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刘棨又晋升为四川布政使。

四川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四川省。行省,全称叫作行中书省,简称为省。行省为中央派出的高级机构,以后成为地方行政区域名称。南宋、金时已有行省之称。《金史·百官志》说:“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这里所说的“行台”即行省。元代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为中书省,又于全国设11个行中书省,另划今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直属中书省,称为“腹里”。行中书省管理路、府、州、县的行政,简称行省。长官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权力很大。明初加强中央集权,撤销行中书省,改设13个承宣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全国府、州、县分属之,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宣德以后因军事需要,专设总督、巡抚等官,都较布政使为高。

清初增为18个行省,后又增为22个行省。清代始正式定为督、抚的属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与专管刑名的按察使并称两司。康熙六年(1667年)后,每省设布政使一员,不分左右,均为从二品。但江苏设有两布政使,一在江宁,辖江、淮、扬、徐、通、海六府州;一在苏州,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布政使,指的是主管户口、钱粮的,管老百姓,管税收的,这么一个官儿,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省长这个官职。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替叔报仇,再次率准噶尔部起兵造反,率兵南下攻占拉萨(今西藏拉萨)。康熙皇帝闻讯,不敢怠慢,派大军收复拉萨,让刘棨替大军征集运送粮草。刘棨想方设法征来粮草,押送到前方,竟然活活累死。

刘棨是封建时代一位清正廉洁、勤于民事的地方官。他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发展生产,开发民智,深受民众爱戴。得知刘棨病逝的消息之后,宁羌州民为彰其德,在州城南门内建刘公祠,刻石详志。今祠已废,“文革”中红卫兵凿毁碑文,但刘公的业绩和美誉决不因祠废碑毁而泯灭。

刘棨任的布政使是个文职官员。刘棨为官是非常正直的,曾经被写在什么里面呢?当朝的两个人——朱轼和蔡世远(都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雍正年间都被雍正皇帝指定为雍正皇帝的儿子爱新觉罗·弘历的老师)写的一本书叫《国朝循吏传》里面登载过他的事迹。

《国朝循吏传》这本书是在康熙年间写就的,在雍正年间刻印的,雍正年间,乾隆那阵儿还是皇子,所以他当皇子、皇太子的时候,每天要由他的老师指定给他读这本书,每天要给他读一段,所以我们说乾隆皇帝是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刘墉他们家出清官。

刘棨本人有十个儿子。长子刘缙照,字尔愚,大清雍正三年(1725年)举人,官固始知县;次子刘熙,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举人;三子刘绶烺,字尔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兄同榜举人,先任唐县知县,后改平陆知县,审案不假威刑,人称“刘一板”;四子刘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举人;五子刘统勋;六子刘组焕,字尔立,以父荫授行人司行人,官户部福建司主事;七子刘维焯,字尔痴,大清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工部营膳司主事;八子刘纯炜,字界庵,大清乾隆进士,初授分宜知县,迁东唐同知,晋杭州府知府,署浙江布政使,官至太仆寺卿迁顺天府尹;九子刘绂焜;十子刘经焘。

刘棨的这十个儿子有九位做官,并且勤廉,出了两位监生、五位举人、三位进士。三子刘绶烺奉安南公使回国,同僚以为他得此美差,口袋里鼓鼓的定是黄金,待打开仅一斤肉桂而已。八子刘纯炜任分宜知县时,因事罢旧,竟无钱回乡里。他的三十六个孙子,又考了十九位监生、十二位举人、两位进士:刘家甚至出现九年连续五次乡试,兄弟、叔侄十二人中举;十五年同胞三兄弟成进士,叔侄同榜当进士的一幕幕科考成名盛况!

刘棨之妻为古城村秀才李冲斗之女,36岁卒;继妻是潍县举人、江西抚州府同知郭一琪之女,享年65岁。乾隆十六年,刘棨夫妻以子统勋功绩加赠光禄大夫、一品夫人;侧室李氏,41岁卒,以子绂焜为官赠孺人;长女嫁胶州举人、江南高邮州判李宫;次女嫁汉军正白旗四川雅(安)州知州杨文彩;三女嫁江南武进县秀才赵倚敬;四女嫁即墨县贡生杨士钰。

作为刘棨的第五个儿子,刘统勋是整个刘氏家族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而作为刘统勋的长子,刘墉是整个刘氏家族最为传奇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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