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阳谋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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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器重不等于可以挑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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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器重不等于可以挑战权威

雍正皇帝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果亲王允礼(1697年~1738年),也就是《后宫·甄嬛传》里面描述的那个果郡王,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雍正皇帝的异母弟,母为庶妃陈氏,即纯裕勤妃。

胤礼幼从学沈德潜,豁达识体,不参与皇权之争。工书法,善诗词,好游历,四川名山大川皆布其足迹,留有遗踪。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因此又作“允礼”。

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允礼曾秘密奏请蠲免江南诸省民欠漕粮、芦课、学租、杂税,允准,因而获“秉性忠直”、“存心宽厚”、“实心为国”、“尽心竭力”、“操守亦甚清廉”之赞誉。

允礼从9岁开始随驾巡幸,至康熙谢世无封。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封十七阿哥允礼为多罗果郡王”,管理藩院事务、正黄旗蒙古都统事务、镶蓝旗汉军都统事务,兼署右翼前锋统领,并赐白银一万两。第二年又兼管镶红旗满洲都统,并在是年八月初八日祭大社大稷,往替皇帝行礼。初九日,代皇帝祭孔。

此后不久,雍正谕宗人府:“著加怡亲王俸银一万两,果郡王著照亲王给与俸银俸米。”

雍正四年(1726年),允礼奉旨兼管镶蓝旗蒙古都统并负责稽查国子监事务。

雍正六年(1728年),晋为和硕果亲王。至此,正黄旗蒙古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和镶蓝旗蒙古都统四职,由允礼一人兼任。

雍正七年(1729年),允礼奉命管理工部事务。

雍正八年(1730年),允礼奉命总理户部三库事务。

雍正十一年(1733年),允礼奉命管理宗人府事。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允礼奉旨远行泰宁会见格桑嘉措。

雍正十三年(1735年)藏历的正月初一日(藏历春节),西藏地方政府在惠远寺举办宴会,宴请允礼、章嘉。宴毕,允礼向格桑嘉措宣旨。闰四月初一日,允礼回京。五月二十五日,雍正皇帝命允礼携宝亲王弘历与和亲王弘昼共同办理苗疆事务。

随后继位的乾隆皇帝,也就是果亲王允礼的侄子,对果亲王允礼一直继续委以重任。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二日,果亲王允礼生母加徽号;九月十三日,“永赐与亲王双俸”;九月二十日,因“庄亲王、果亲王便殿赐坐时俱行拜礼,朕心深为不安……皆圣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于朕为叔。行辈甚尊,岂可常行拜礼于朕前乎”,命允禄、允礼在便殿召见免除叩拜之礼;九月二十一日,果亲王允礼上书建议制定《侵盗钱粮罪例》;十月初四日,命果亲王允礼总理宗人府事务;十月十八日,命果亲王允礼打理刑部;乾隆二年(1737年),果亲王允礼书成《世宗宪皇帝上谕》有功;乾隆三年(1738年),果亲王允礼去世,年42岁。

庄亲王允禄于乾隆四年(1739年)以与前废太子胤礽之子理亲王弘皙往来“诡秘”、企图谋反罪名,被停双俸,罢都统、削爵位,失去了权势。

由此,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想当年雍正皇帝还未继承皇帝位置之时,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结果遭到拒绝。因而,雍正皇帝对鄂尔泰格外器重,登基后立即委以重任。1732年,鄂尔泰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鄂尔泰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一部分汉族官僚也投靠在鄂尔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皇帝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1730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时代,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皇帝即位后,也同样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还亲自撰写对联和诗赠送张廷玉。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恩宠,使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说:“上(指乾隆皇帝)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结党,乾隆皇帝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就说:“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在年轻的乾隆皇帝看来,自然不会听之任之,让其无限制发展的。乾隆皇帝自登基以来,就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对私自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皇帝对鄂、张两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采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紧逼,显示了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使雍正皇帝颇为不满,曾下旨切责鄂尔泰,并派出属于张廷玉集团的张照(1691年~1745年)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皇帝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时不凑巧,恰遇雍正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上台以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又企图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皇帝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纳。对此他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皇帝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乾隆皇帝以后回忆此事时说道:“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皇帝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这是乾隆皇帝心中打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作为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现。

然而,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皇帝大失所望,恼怒之余的乾隆皇帝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措施打击党争。

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1742年)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皇帝并不相信,经过调查亦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一千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皇帝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后,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皇帝也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皇帝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皇帝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就没有足以和张党相抗衡的势力,那时张党就会为所欲为,肆行无忌了。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然后又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然固结不解,直到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其诗文中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皇帝令鄂昌自尽,至此鄂党才遭到沉重打击。加上鄂尔泰的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成为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当然,乾隆皇帝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离不开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

乾隆六年(1741年),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上书弹劾张廷玉及其党羽讷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此时的刘统勋建议乾隆皇帝,不妨效仿康熙皇帝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对于刘统勋的这一建议,乾隆皇帝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皇帝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说,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乾隆皇帝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钳制僚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候朕裁定。”

张廷玉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当然知道乾隆皇帝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1749年,乾隆皇帝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但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皇帝深感不悦,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臣侍奉帝王,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却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恩宠沃,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作攻击的借口,他们向乾隆皇帝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朝廷给大臣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一荣誉看得极重,因为整个大清王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而张廷玉是这12人中唯一的汉臣,如果被撤销这一待遇,比让他现在去死还严重。于是他立即去见乾隆皇帝,哭咽难抑,竟要求“乞上一言为券”,也就是让乾隆皇帝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皇帝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皇帝遗诏,让张廷玉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只是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这使乾隆皇帝恼怒万分,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谢恩时却不见驾,是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皇帝这一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次日一大早,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皇帝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是怒火难捺,查出果然是由张廷玉推荐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立即削去张廷玉爵位,虽然仍保留配享太庙,但已经彻底失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门生汪由敦,则罢去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

然而,对于这位已经失宠的老臣,乾隆皇帝仍不能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使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皇帝奏请回乡。乾隆皇帝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见,此时的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极端程度。

之后,乾隆皇帝命令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皇帝的心意,一致认为应该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皇帝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皇帝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不再成为危及皇权稳定的隐患因素。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罚张廷玉白银15000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处罚。当张廷玉于1755年病逝时,乾隆皇帝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乾隆皇帝这一做法,如果张廷玉死后有知,不知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帝王对臣下的恶作剧!

由于朋党挑战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权威,所以这一直以来就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在清代也不例外。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一直延续到乾隆朝,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在乾隆皇帝的精心运作下,终于先后消除了两大集团,平衡了朝中势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朋党势力,有力地维护了集权统治。

1755年春,83岁的张廷玉卒于里第,葬于龙眠山。乾隆皇帝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刘统勋弹劾张廷玉,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刘家也开始受到乾隆皇帝异乎寻常的重视了。这给日后的刘家带来了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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