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阳谋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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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领导着急,别让自己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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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让领导着急,别让自己着急

前面我们说到了乾隆皇帝想编纂《四库全书》,他任命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刘统勋担任总裁。但是乾隆皇帝知道,他手下缺乏一个总纂官。

在这个时候,刘统勋一想,干脆,向皇上推荐我的门生纪晓岚吧!纪晓岚是何许人也?他不是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被发配到新疆去了吗?但是这件事只有他能行,刘统勋早就想把他赎回来,可是没机会,这次乾隆皇帝命令撰写《四库全书》,正好纪晓岚合适。但刘统勋聪明,他心里想:我可不能把我的心思在乾隆皇帝面前暴露,我得让皇上急,我不急。

所以,刘统勋是这样说的,他说:“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刘统勋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前面先吹捧了乾隆皇帝一番,说你功劳很大,现在你想办一件什么事呢?这件事很伟大,就是写《四库全书》。他把《四库全书》的意义说出来了,两句话,叫“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事之宏章”。千秋万代都没有干过这个事,您现在干了,您既然有这个想法,那老天爷早就派人辅助您干这件事了,就是我傻,我不敢告诉您是谁,我知道,我就是不能说。

乾隆皇帝一听,你知道你还不赶紧说?赶紧告诉我吧,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个时候刘统勋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是哪个朝代的杰出人才他也干不了您现在干的《四库全书》这个事。给您写《四库全书》的这个人,好几十年前就出生了,他也一直服侍过您,后来您也忙,他也忙。您忙着治国,他忙着犯案,最后他就离您远了,您就想不起来他了。

乾隆皇帝一想,我这么多年派出去、发配出去的人太多了,谁呢?想半天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你刘统勋赶紧说吧。

这个时候刘统勋才卖起来了关子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啊!”

皇上明白了。哦,你刘统勋是给纪晓岚讲情来了,敢情纪晓岚是你的门生,他考试那年是你主考,你的门生,难道你是给他讲情不成?乾隆皇帝的脸,立马就拉下来了。

这个时候刘统勋又说了这样一段话:“臣蒙圣上恩宠,处于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龙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名言,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把这两句话给说出来了,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您想成就这么大的一番事业,我个人觉得就只有纪晓岚可以做到,别的人办不成这件事,所以我就给您推荐纪晓岚了。我觉得这件事天生就是让他干的,而且后面还有呢,纪晓岚经常给我来信,不敢给您来信,信中说他也后悔了,为当年的案子后悔,现在也及时地效力边疆,愿意为皇上分担一些忧愁。

皇上这个时候就想,也是,这宫里头三年没有纪晓岚,连跟我作对子的人都没有。您想想哪儿有,刘统勋的儿子刘墉那阵儿在外地当官呢;纪晓岚发配了;和珅虽然已经出了世了,但是他还没爬上来呢,他还当他的侍卫呢。结果刘统勋就这样把纪晓岚巧妙地给调回了北京。

纪晓岚到北京,搭台子开始为《四库全书》正式组稿,当然正式组稿就需要几年了,而《四库全书》正式开始动笔之时,这《四库全书》的总裁刘统勋就死了。

刘统勋是怎么死的呢?

话说性情孤傲的刘统勋在朝野以清介简朴闻名。他的公正之树,正是以他的廉洁为本。一个不清廉的官吏,是绝不可能处事公正的。古今皆是如此。据记载,刘统勋生活俭朴,外出巡视从不铺张,两三个仆从、几匹驿马,也不讲究吃喝,更不滋扰地方官员。他从不与地方官员私下来往,遇有请托与馈赠,都严词拒绝。

在他担任东阁大学士不久,他的同窗好友的儿子、现任的山西巡抚王某,托人带来千金重礼,其意无非是希望今后多加照顾。刘统勋十分恼怒,对来人说:“我俸禄不少,足够一家生活,不须礼金。你回去后请代为致意,请他将这笔钱分送给贫苦的亲戚朋友。”来人听了十分感动,捧着礼金回去了。

还有一次夜里,二更已过,家人来报说,有官员求见。刘统勋托词回避,并请他第二天再来。第二天这位想来疏通门路的官员又带着重礼兴冲冲地上门了。不料却受到刘统勋的一顿责备:“夜晚登门,贤者不为。你有什么事禀告,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说,即使是老夫的过失,也不妨当面规劝,我决不会怪你。”这位官员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刘统勋为科举主裁官之一。这一科有两个新进士——褚筠心和董东亭。两人诗文和书法都是佼佼者,但求名心切,希望殿试名列前茅。他们分别找到两位主裁官,大送人情。这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刘统勋与另一位主裁官刘纶商量,两人均不满褚、董的背后做小动作,将这两人排在前十名之外。两人知道后,后悔不已。

从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都把廉洁和公正这两种品德,作为官吏们的准则,但官场上结党营私、贪污舞弊者,比比皆是。像刘统勋这样能廉洁自守,不为金钱所动,不为权势所屈,也真难能可贵了。据《诸城县志》载,刘统勋“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区,服官五十余年,不增尺寸”。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刘统勋诚如古诗人所歌颂的“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至此是豪雄”了。这大约也正是乾隆皇帝在他灵前悲痛失声的重要原因。能臣易得,廉臣难寻啊!

再说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1773年12月)的一天,刘统勋上朝,早起上朝,结果轿子就停到了午朝门外,当时轿子一偏,刘统勋就死在了轿子里。按我们现在的来说,他的死因应该是脑溢血。

乾隆皇帝听说这事以后很伤心,立即备轿去刘府。结果到了刘府的门口,发现轿子进不去。没办法,你说多大的轿子进不去,皇上的轿子就进不去,皇上说我也不能下来,只好把轿顶拆了,这样轿子才从刘家的小门进去。刘墉,一品官员,那个门儿怎么那么小?我们知道北京四合院的门是有级别的,刘统勋的级别是很高的,应该那个门是很宽的,但是刘统勋他们家门就很窄小。结果乾隆皇帝吊唁回来以后,还没走到乾清门就哭起来了,说了下面一段话:“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六年以后,乾隆皇帝还在记着这位“真宰相”的事迹,在一首《怀旧》诗中,乾隆皇帝作了这样的评价:“统勋督陕甘,储需任所胜……遇事既神敏,秉性原刚劲。进者无私惑,退者安其命。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有清一代,汉族的大臣能得到皇帝这样高的评价的,也不多见。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立即下文,要求所有的官员向刘统勋学习,特地给刘统勋一个谥号“文正”。中国古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死了以后都要由继位的皇帝和大臣进行议论,对他这个人的一生要进行评价一番。评价完了以后要给一个评语,要是皇帝他的评语有好几个字,如果要是大臣就只有两个字。如果你这个大臣没有考取过功名,是纯纯粹粹的武将,那么这个大臣他死后得的两个字,第一个字应该是“武”,比如说我们讲的著名的人物岳飞,岳武穆,“武穆”两个字就是谥号。如果是文臣,你考取过功名的,即使你是武将,你死后也应该是“文”字打头,但是大清朝的规定,这个“文”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你必须在翰林院里待过,你必须得是翰林出身,这才能是“文”。

“文”字怎么讲呢?道德博文。第一是道德,你这个人思想品德很好;第二才是知识,知识丰富才叫文;“正”字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应该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得民心,这样才叫“正”。

整个大清朝296年,有几个人他死后的谥号是“文正”?八个,一共有八个人死后谥号是“文正”。这八位“文正公”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话说到这里,刘统勋是第二个文正公,汤斌又是什么人呢?他凭什么成为整个大清朝的第一个文正公呢?

汤斌是康熙皇帝的诸位皇子们的师傅。在阎崇年先生讲述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面,记载着汤斌担任这一职务时候的一段趣事:

这天的寅时,就是早上三点到五点,皇子们就要到无逸斋,开始复习头一天的功课。皇太子在这个时候才13岁,早上三点钟就要到无逸斋书房,他起床时间当然是更早。卯时,就是五点到七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傅达哈塔,汉文的师傅汤斌等到了尚书房,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就检查皇子们功课,让皇子背书。皇子朗朗背诵,一字不错。然后汉文师傅汤斌再给他画下面一段,接着背下面一段。底下就是辰时,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学生上课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逸斋,皇子们到斋外面台阶下面迎接康熙来,康熙来了之后落座,就说要让他的儿子背书。康熙拿出书来随便点一段,皇子就背,背完了以后,果然一字不错。康熙说:“我小时候书要朗诵120遍,之后还要背诵120遍,完全熟练了,然后再换下一段。”这时候有大臣说:“100遍是不是就可以了?”康熙要求必须背足120遍,然后又问其他那几个师傅,说:“刚才背得怎么样?”有的老师就说了:“太子很聪明,背得很好。”康熙说:“你们不能表扬他们,要多批评他们,免得他们骄傲。”检查完了之后,康熙就处理他政事去了。巳时,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候,记得这一天已经是暑伏了,很热,皇子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不许摇扇子,要正襟危坐。这时候写字,每一个字要写100遍,用来练习书法。底下就到了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到了午饭的时候,侍卫就送上饭来,皇子们也让老师吃饭,老师跪着接了饭,然后到自己座位上吃饭,皇子们在另一旁吃饭。吃完饭之后不休息,继续前头的功课。底下就到了未时,就是十三点到十五点,这时候皇子们到了无逸斋的外面,外面是一个院儿,那儿有靶,这个时候一个是要休息一下,一个是要进行体育活动,练习骑射、武艺。申时,就是十五点到十七点,康熙又到了无逸斋再次检查功课,还让这些皇子们背。他几个皇子排着队一个一个背。底下是酉时,十七点到十九点,这节课是在无逸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诸子们一个一个射箭,之后让那几位师傅一个一个射箭,最后康熙自己射箭,史书记载叫作“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就放学了。从早上三点到傍晚十九点,请注意,不是一天,是天天如此,叫作“无间寒暑”。

汤斌,河南睢阳人。康熙年间,官拜工部尚书,其以儒学名扬天下,以廉洁被誉为“大清第一大清官”,被尊为清八大“文正公”之首,入祀文庙,被天下供奉。有清一代从祀孔庙的一共有三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都是康熙皇帝的臣子,均治理学,都是著名的清官。汤斌、陆陇其两人是理学大家,号称当时的醇儒。但汤斌在委屈中死去,到乾隆皇帝时才谥他“文正”,算为他平反。

如此看来,刘统勋这第二个文正公,与那第一个文正公汤斌相比,该是更被乾隆皇帝看重的。

刘统勋去世之后,《四库全书》还在继续编纂。编纂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鸿篇巨著,被刘统勋调回北京的纪晓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这项浩瀚的文化工程摆到他面前时,纪晓岚已47岁。在总纂官之上,有二十几个“正副总裁”;在总纂官之下,有三百六十余人任编纂,总共四千三百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因此,分配协调人员,把每一个人安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然后尽快开展工作,就成为纪晓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工作了。

在纪晓岚的建议之下,乾隆皇帝下令建四库全书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搜集图书活动。为此,乾隆皇帝特地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钦此。”

这个时候圆明园的里里外外,到处停放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书籍的大图书库内。纪晓岚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乾隆皇帝甚为欣慰,于是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晓岚亦被列入进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为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并未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下了大决心找它,纪晓岚作为总纂,当然更是希望早日能够得到了。

一日,一个姓朱的翰林跟纪晓岚开玩笑说:“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自成攻占京城的时候,被他垫了马蹄子了!”

著名书法家、被称为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晓岚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在开纪晓岚的玩笑,要让这位日食数斤肉的纪晓岚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晓岚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说也奇怪,就在纪晓岚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内廷继续寻找的时候,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

修书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首先,就得过乾隆皇帝这一关。乾隆皇帝经常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发表高论,对于编纂人员进行批评指导。

表面上看,纪晓岚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晓岚虽然名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皇帝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记载,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因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纪晓岚)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晓岚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的。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晓岚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

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杀一儆百。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师承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就有很大区别。因此,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学派分立。这样,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晓岚就要经常调节这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同僚们的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这项工作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晓岚的组织才能。

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尤其是经部馆内,存在着严重的“汉学”与“宋学”之争。

经部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汉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研究古代典籍,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烦琐,有时也远离实际。纪晓岚的好朋友布衣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因此,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

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的批判者。

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谈何容易?纪晓岚凭借自己灵活的处事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不同学派都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是宽松、和谐的合作风气。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在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很大的难题。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顺利地走过了自始至终的路程,并获得极大荣誉。在全书编纂完毕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自题校勘四库全书》,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

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冬,纪晓岚的挚友戴震死于编纂《四库全书》任上。

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纪晓岚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震性格耿直,28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考中举人。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推荐他进入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人称“布衣戴震”。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晓岚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极其一致的。

戴震在54岁的时候去世,纪晓岚不胜悲痛,这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当时,像布衣戴震这样死于修纂《四库全书》任上的还有很多的名人,如陆锡熊、孙士毅、周永年、邵晋涵等。每一次离别对于纪晓岚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都让他感受到修纂《四库全书》的辛苦与不易。

虽然,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但是,纪晓岚等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最为著名的就是下面这件事情了:

某日,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同人校理《四库全书》,因时值盛暑,天气炎热,屋内又书籍杂错,密不透风,矮胖的纪晓岚素来怕热,只觉汗流浃背,遂脱下衣服,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不料乾隆皇帝忽然大驾光临,纪晓岚不及穿衣,又不能光膀迎见,匆忙之中,只得躲藏在书橱后面。乾隆皇帝早已看见,因有心要开纪晓岚的玩笑,故佯作不知,示意群臣坐下,自己随意翻书。纪晓岚在书橱后面热得难耐,好不容易听得已无人声,便探出头来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一时众人大惊失色,噤不敢言。纪晓岚发现气氛不对,这才看到乾隆皇帝仍端坐一旁,不觉也吃了一惊。乾隆皇帝总算抓住纪晓岚的把柄,一定要让他把“老头子”的称呼说清楚,否则,就要治以大不敬之罪。但见纪晓岚早已镇定下来,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昊天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也。”乾隆皇帝一听,立即转怒为喜,连连称善,众人也无不折服。自此而后,“老头子”之称便不胫而走,逐渐传开,而纪晓岚幽默诙谐的品性,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四库全书》编纂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大臣陆锡熊向乾隆建议:“《四库全书》卷册数额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

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

近年来,经人留意,《四库全书》所在七阁,现尚残存者,文澜阁的为绿、红、白、黑,与乾隆所讲一致;而文津、文渊、文溯三阁相合,为绿、红、蓝、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得而知。

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给纪晓岚带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因此,他也就逐渐放弃了写作其他书籍的想法。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的逸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逸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的心态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他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其编纂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成;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完成,共计抄录了七部。这七部分别保存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上述被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以及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上述被称为“江浙三阁”或“南三阁”)。

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可以说,纪晓岚成就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也成就了纪晓岚。这既是纪晓岚的功劳,更是已经去世多年的刘统勋的愿望。

从刘统勋的谥号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对刘统勋的一生是非常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皇帝一想,刘家的人到现在为止,都离开北京了,不对,刘家还有一个,外放二十多年了,不行,我得把他调回来,我不能让刘家的人都在外地。这样,他就想起了谁呢?就想起了刘墉,这个已经在地方上为官二十多年的刘家人——大清朝,刘家的第四代进士。三年以后——为什么三年?因为丁忧,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死了,你得在家歇业三年啊——三年以后我一定要把刘墉调到北京来,调到我的身边来。果然,三年以后,刘墉守孝期满,他终于要回到北京走马上任了。也就是说,他终于可以遇到和珅了!那么刘墉到了北京以后会与和珅发生哪些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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