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阳谋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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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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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刘墉与和珅本人在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上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诸位听了我说的,说刘墉心里想着:“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听了这句话,看了他做的事,我们可能心里很不痛快,觉得难道这就是刘墉?刘墉也会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很别扭,觉得刘墉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一个朝代,在那样一个社会,别说升官,别说往上爬,就想维持住他们自己的官位,他们都得很小心、很谨慎,他们都必须得讨好皇帝。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某些程度上,刘墉的所作所为与和珅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也是身不由己。当然,小的区别,在细微的方面,他们的区别还是有的。

比如说,作为刘墉来讲,他就不需要急于求得皇帝的承认,在他的心目中觉得,我做这件事做好就得了,我有给人家落井下石的事,但我要更多地取信于民,做让老百姓欢迎、称赞的事,我要让老百姓传唱我,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我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影响皇帝的目的。我们家四代为官,一直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很好嘛。

和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和珅自小父母双亡,他靠谁,他只能靠自己去打拼,而且他每一件打拼的成果、每一次的努力都急于求得皇帝的承认。

我们可以发现,相对而言,这两个人的脾气是不一样的。和珅这个人脾气很急,所以他办事很快、很利索,这样很容易就讨皇上的喜欢。而刘墉本人性子很慢。刚才我们分析了,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但是共同点是多的,不同点是少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刘墉与和珅两个人碰到一块儿,发生冲突、争执,这是不应该经常出现的事情。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尤其是当刘墉与和珅碰上的时候,这就是个例外。当刘墉与和珅碰上的时候,就会有故事,就会有戏,就会发生冲突。因为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个世代清官,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暴富到如此的程度。刘墉一家,一百多年来为大清朝尽心、尽职、尽责,他不会看到和珅这种做法而置之不理,他会理的,只是他要抓住时机。刘墉也想弹劾和珅,但人家和珅一直在朝廷当官,他与和珅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和珅下面工作。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终于回到了北京。那在乾隆四十七年之前,刘墉在干些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明的刘墉的官职谱: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间,刘墉在北京的翰林院工作,先担任庶吉士,后担任编修,后担任侍讲,三年,一年一个台阶;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间,他在监狱,他们全家人都在监狱服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他开始担任安徽学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又担任江苏学政,一直主抓教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担任山西省的太原府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又因功升任冀宁道台。

结果呢,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刘墉又因另外一个案子案发,被充军效力。其实,这个案子跟他没有大关系,是在他担任山西太原知府期间,他属下有个官贪污,他作为上级,人家贪污你都不知道,就受到了牵连。这个官叫段成功,是山西省阳曲县的县令。段成功贪污,他不知道,结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个段成功案发,被后任知府查出来,所以他连带着被发配到军中效力了一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重新回到了北京,仍然在翰林院供职,继续担任编修,这样又等待了三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到了江西供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到陕西担任按察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的父亲刘统勋去世,他回到了山东诸城守孝三年,也就是丁忧。咱们前面讲过,父母死了你必须回家守孝,什么官都不能当。作为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回家不能住家里面,得在自己父母的坟头旁边搭一个草棚子,天天在那儿住。住着还要求什么呢?每天吃的是冷饭,因为热的要供着,供凉了,你才能吃。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丁忧三年期满,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了内阁学士。结果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呢,刘墉又升了官,兼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然后1778年,刘墉再次担任江苏学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又担任了湖南巡抚。担任湖南巡抚两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刘墉回到北京,这一回他可要真刀真枪地与和珅对着干了。

这里,我们注意,刘墉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可不是一个平常人。

首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年底,与他的曾祖父差了130年了,130年的一个家庭,四代进士,四代都是朝廷的忠臣,他的家庭给了他雄厚的与别人进行斗智斗勇的资本。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担任下面官职的时候,干了很多,办了很多事,不管这个事是好是坏,但是有的是得民心,有的是得到皇帝赏识。一个地方官员,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62岁了,人已经很老了,但是心不老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三十多年为官,打拼那么多年,办了那么多事,尤其是他到北京的时候,人家下面江苏人已经传唱着《刘公案》了。颇得民心的这么一个人,在北京,他可以说叫“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可不知道和珅的厉害。

所以到了北京之后,看到和珅的所作所为,刘墉哪看得下去,心想,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和珅收拾掉。

刘墉刚回北京的时候担任的是什么官职?担任的是吏部尚书!我们讲过,吏部就是管理官吏的官。此外,刘墉还担任另外一个官职叫左都御史,不光是管理官员,还可以弹劾别的官员。正好不管谁犯案都会犯到我刘墉的手里,你和珅官儿再大也得从我这儿走吧?刘墉这个时候刚刚到北京,就逮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的创造者叫国泰。

国泰这个人啊,可不是一个凡人,他是皇妃的伯父。

也就是说,国泰有三个资本。第一个资本,他弟弟的女儿嫁给了乾隆皇帝,而且乾隆皇帝当时正好宠幸这个妃子。第二个资本,国泰这个人跟和珅非常要好。第三个资本,国泰的父亲、四川总督文授是刘墉的老上级,而且跟刘统勋关系很好。

所以虽然说国泰这个人的本事不大吧,官位可是一升再升——因为总有人在保他,总有人在帮他,总有人在提醒他。一路下来,国泰从一个小小的县令很快就升迁到了什么呢?在1777年的时候就升任了山东巡抚,也叫作“封疆大吏”,从二品了。

他一到任山东巡抚以后,立即与山东省的文职官员于易简勾结到一起。

于易简这个人也不是个凡人,他的哥哥叫于敏中,于敏中这个人是《四库全书》的总裁,后来活生生地累死在任上的。乾隆皇帝是非常欣赏于敏中的,而于易简又是于敏中的弟弟。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国泰与于易简这两个人搞起了贪污。

转眼之间,山东省国库里面的钱都让他们给挥霍了,这还不够,这两个人还要求下面各府、州、县往上交钱,所以弄得山东属下所有州县都是国库亏空,闹得整个山东乌烟瘴气。又正好赶上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这个府、州、县怎么向老百姓收税啊?

按照过去的道理来讲,政府征税的时候就要防止这个问题。所以,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跟朝廷一请示:受灾了,应该怎么办?朝廷立即把国库的粮食都发下去,今年就不用交粮食了,而且要领救济粮,历来都是这样的。

但是国泰这个人不能这么做,国库里没钱了,我不跟你收,我的国库怎么填满啊?所以他下令继续收税。那准定有人不干,什么人不干?进士就不干,举人就不干。我们讲孔夫子、孟夫子、孙夫子,是文是武,哪一个不是山东人啊?所以这些山东人他们就不干了,一下纠集了好几百个进士和举人堵着大门口,抗议!结果国泰毕竟是国泰,什么都不问,当即就打死了九个进士和举人。

你再闹,再闹还打,出了人命关天的案子,进士、举人被打死了,举人就可以被称为老爷了,就任何人都惹不起了,你敢把他打死?他犯了什么罪啊?在大清朝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机关,都不得擅自杀人。给谁判刑,都必须是皇帝本人才可以决定,所有的死囚犯都是经过皇帝画钩,他才能死的。你国泰什么人,九个人让你给打死了,就算说他们聚众闹事,要了这九条人命也不是你的权力。

在这个时候就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弹劾国泰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但是在这好几个人里面,没有刘墉。有谁呢?这几个弹劾国泰的人可都不是凡人,前面两个人联名上书皇帝,一位是大学士阿桂,另外一位是总督福康安,两个人联名弹劾国泰,说他在山东治理得如何如何糟糕。这两个人知道国泰不是个凡人,所以给皇帝留足了面子,弹劾国泰的呈文中最后说,建议将国泰调到京师,另有重任。多好,他不是闹出人命案了吗?把他调走,换一个地儿继续当官,不是挺好吗?

但是乾隆皇帝想的是什么?这弹劾的人也不长眼睛,弹劾到我的伯丈这儿来了,他贪污,他们家那么有钱,他犯得着贪污吗?可能吗?不太可能吧。你们说的话我不信,算了,我还是自己找人问问。

乾隆皇帝把阿桂和福康安弹劾国泰的呈文就给压下来了,也没找人讨论就给扔那儿了。扔那儿以后,乾隆皇帝自己派人把于易简叫来,于易简从山东屁颠屁颠地跑到北京。到了北京,皇帝一问,于易简回答道,阿桂和福康安的呈文都是胡说八道、造谣诬蔑。国泰他只不过是为皇帝办事,尽心急了点儿。他只不过是急于收上税,山东也没灾,该交钱不交钱,该缴税本来按照别处,在五月交齐就得了,国泰他觉得三月底就应该交齐,所以有些群众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嘛。

结果这个于易简把乾隆皇帝给说活心了,乾隆皇帝立即下诏,连续下了两道圣旨,为国泰开脱,说弹劾国泰的这两个人是风闻言事。你们是听说的,我查了,没这么回事,于易简你回去吧,继续当官去吧。乾隆皇帝就这样受骗了。

乾隆皇帝受骗了之后,还有一个人继续弹劾国泰,这个人可是一个不要命的主儿,江南道巡查御史钱沣。

“江南道”的这个“江”指的是长江,他是长江以南的巡查御史。御史本来就是相当于咱们检察院检察长,不同的是巡查御史他不在京当官,他是满街转的,哪个城市他都管,整个江南,他都可以随便去。但你管的是江南,这儿是山东,跟你没什么关系。结果这个钱沣非得跟他叫叫板,我既然是巡查御史,江北的也得归我管。只有巡查御史有这个资格,风闻言事,听说哪儿哪儿有什么事,我就可以弹劾,而且只要是巡查御史弹劾,皇帝必须派人调查。这个就是巡查御史的职责,必须派钦差大臣调查。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一,江南道巡查御史钱沣弹劾国泰的稿子一上去,乾隆皇帝立马坐不住了。算了,我还是派个钦差大臣吧,派三个,派一个不行,派一个钦差大臣解决不了问题。然后乾隆皇帝立即在四月初四,连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圣旨,国泰一案一定要严厉查处。第二道圣旨,让和珅、刘墉和一个叫诺穆亲的亲王——这个亲王是他们家的一个直系亲属,是工部侍郎——将这三个人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去山东负责查办国泰一案。

派三个大臣为钦差,查一个人,国泰,看来乾隆皇帝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嘛,大有一查到底的决心。

其实诸位想错了,他派这三个人,实际想达到的是一箭双雕的效果。

第一,我派这么多人查一个案子,敲山震虎,你们诸位别处的贪官听清楚了,我要下手了,收着点儿吧!

第二,他派去这三个人,我们前面交代了,您说哪一个人跟这个国泰没关系?和珅,国泰的后台。刘墉,跟国泰很早就认识。诺穆亲是皇族,非常清楚皇上现在正在宠爱着这个皇妃。这三个人他不是好打点吗?不是好遮掩吗?乾隆皇帝我派这三个人去,目的是敲山震虎,是吓唬别人。国泰的案子有这三个人去,没过两天,查无实据,这件事就过去了。本来他想得挺好的吧?他想,和珅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他能不理解我什么意思?有和珅在,这件事我放心。刘墉他刚到北京,虽然说当了那么多年官,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又跟国泰他们家那么熟,怎么着也得卖人一面子吧?

乾隆皇帝他想得倒是挺好的,其实他可想错了,想错什么了呢?刘墉这个人在地方待惯了,他见到这种贪污案,他就生气,结果这个刘墉他就跟钱沣搞到一起去了。第一个圣旨刚一下来,钱沣是什么人?江南道巡查御史,这个巡查御史钱沣马上就想到,乾隆皇帝要派人,肯定得派刘墉,肯定得派和珅,他一定得让人打掩护。然后他就跑到刘墉他们家去了,说:“我告诉你,我估计下午该下圣旨了,让你们去当钦差,我先走,你别告诉和珅我走了,我先走,让他追不上我,我先到那儿摸清底细。”刘墉就说:“行,有我呢,我能让他晚上八点走,绝不让他晚上七点就动身。”刘墉他就这么跟钱沣搞到一块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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