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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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篇文章(回忆别林斯基的,再也找不着了)一直拖到现在,那是咬着牙写完的……十页小说比这两页文章容易写得多!算起来,这篇该死的东西,我至少写了五次,然后全划掉,改变初衷重写。最后总算凑合完成了,但蹩脚透顶,直叫我恶心。”如果说他对自己思想观点的价值深信不疑,那他对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却始终是苛求和不满的:

大概霍夫曼是对的,西方读者忍受不了如此低声下气的忏悔。我们的文学太具西班牙色彩,教我们学会不忘侮辱方显个性之高贵!……

《诚实的小偷》(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佩兰出版社,一八九二年;

《童魂》(1849),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一八九〇年;

《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8),皮延斯托克和托凯合译,水星出版社,一九〇五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始终痛苦地确信,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他一定能把自己的思想抒发得更好:“使我非常困扰的是,我若提前一年动笔写小说,然后用两三个月誊清和修改,那一定大不相同。我敢保证。”也许是幻想吧?谁说得清道得明?空闲多了,就能如愿以偿?他还追求什么呢?大概更加简练吧,细节的衔接更加完美吧……但就拿他最优秀的作品来说,几乎每个部分都是简洁明快的,很难想像再上一层楼。

去年波德莱尔书信发表时,孟戴斯先生大惊小怪,不无夸张地对艺术家的“道德廉耻”表示愤慨,不一而足。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时,想到最近发掘的基督名言,十分精彩:“当你重新赤条条离去而不因此感到耻辱时,那你便可进入上帝的天堂。”

二十四岁被关进预备监狱等待发配西伯利亚时,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现在看出我身上储藏着极强的生命力,很难用得完。”一八五六年他刑满出狱,刚娶了寡妇玛丽·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埃娃,便从西伯利亚写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工作起来深思熟虑,精力旺盛,元气充沛……我精力饱满、勇气十足地奋斗了六年,吃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却挣不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老婆,这可能吗?可不是嘛!更有甚者,根本没人认识我的能力价值和才华档次,而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却特别寄予希望!”

“我工作的时候几乎总是心烦意躁,忧心如焚;工作过度,体力不支。”“最近我不顾犯病没日没夜地工作。”别处他还写道:“连连犯病把我拖垮了,每发作一次,我四天之内镇静不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时写道:“这部未来的小说(系指《卡拉马佐夫兄弟》,九年之后才动笔)已经使我坐立不安三年多了,但我还未动笔,因为我很想从容不迫地写这部小说,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那般写作。我至少要有一部著作写得从从容容,不受时间的限制。”但他说也白费,什么“我不明白可以为了钱仓促了事”。钱的问题始终干扰他的写作,他总害怕不能按时交稿:“我怕没有准备就绪,怕拖延。我不想由于仓促把事情搞糟。确实的,创作计划考虑得很周到,研究得挺仔细,但不能因为太仓促把一切搞糟。”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0—1880),上卷,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下卷,皮延斯托克和托凯合译,沙邦蒂埃出版社,一九〇六年。

《别人的妻子》(1848),短篇小说集,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

《穷人》(1846),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

因此,我们不大知道该怎么办,该感激德·沃居埃先生吧,不管怎么说,他是第一个告知我们的人,或者该对他生气,因为尽管他确实诚心诚意,看上去还勉为其难呢,但他向我们介绍这位奇才所提供的形象却是过分简略的,很不完整的,甚而至于歪曲的。因此我们怀疑了:《俄罗斯小说》的作者引起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是有利于陀氏的,但只叫人们注意他的三本书,那就有损于陀氏了。诚然这三本书令人赞赏,但并非最有意义的,惟有读他更多的书,我们的赞赏才是完完全全的。不过,对一位沙龙式的智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好理解,或不好一下子深入理解。“他一味使人疲劳,活像纯种马总在活动,叫人不得休息。再加上被迫在小说中认出自己,结果读时特别费劲,闹得精神十分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人士谈起贝多芬最后几部四重奏,其说法没有什么两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寿命不长。”

德·沃居埃先生这些贬义的评价实际上延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使读者望而生畏,竟允许夏尔·莫里斯先生削足适履,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译得残缺不全,所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终于慢慢由多家出版社一部部出全了。

另外节译出版的有:

《永久的丈夫》(1870),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夫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九六年;

《早熟的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片段,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哈佛出版社,一八八九年;

《脆弱的心》(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佩兰出版社,一八九一年;

《赌徒与白夜》(1848—1867),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七年;

现把译著目录按原著出版年份排列如下,当不无裨益:

“不管我所写的有多么蹩脚多么糟糕,”他在别处写道,“小说的思想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劳动,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作家来说,是世上最珍贵的。”

《地下才子》(1864),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

《克罗特卡娅》——《作家日记》片段,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

《群魔》(1870—1872),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

《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拉菲特出版社,一九一四年;

《白痴》(1869),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七年;

《舅舅的梦》(1859),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九五年;

——安德烈·纪德

瞧这部集子,厚厚的,厚得叫人窒息,并非因为信件多,而是因为每封信都非常不成型。集子尽可以厚,再厚也无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费心把已经刊登在多种杂志上的陀氏书信汇总一并发表。譬如,为什么他只取刊登在《田地》(1898年4月?)杂志上三封信的第一封?为什么不取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写给弗朗吉尔的那封信?至少取其已发表的片段嘛,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他的婚姻,明显希望他生活中这个幸福的突变会治愈他的神经衰弱症。尤其为何不取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很精彩的信?这是刊登在《俄国旧事》的陀氏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有哈尔佩里纳和莫里斯的译文刊载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流行》杂志上。皮延斯托克在书信集后面附加了《告御状》,《时代》杂志的三篇序言,杂乱无章的《国外旅行》(但其中有几段特别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还有非常惹人注目的《试论资产阶级》,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但他为什么不加上那篇感人至深的辩护词:《我的辩护》(写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期间,八年前发表于俄国,法语译文[罗森柏格译]载于《巴黎杂志》)最后,抑或不时加几个注释有助于阅读,抑或按不同的时期略加分类,有助于说明各个沉默的间隔,不是更好吗?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读者的吸引力仍然缓慢,而且只限于相当特殊的精英层;不仅颇有教养颇认真颇宽厚的广大读者嫌弃他,甚至对易卜生的戏剧都不动心了,而且那些能欣赏《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或对《查拉图斯特拉》如痴如狂而对他人不太厚道的读者,也嫌弃他。这就怪不得德·沃居埃先生了,否则就不切实际了。究其原因,相当微妙,但研究陀氏书信能使我们找到大部分原因。所以,今天我不想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著作,而只论述最近问世的一本书,即一九〇八年二月由《法兰西水星》月刊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

《俄国圣诞节》(1876),克尔济罗夫斯基译,行家出版社,一八九四年;

大约十五年前,德·沃居埃先生以高贵的姿态,托着雄辩的银盘向法兰西献上打开俄国文学的铁钥匙,但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却为他论及的作家之粗野表示歉意。他承认陀氏具有某种天才,但同时,又合乎礼仪地有所保留,为陀氏太多的粗言秽语感到非常不自在,尚希读者原谅,说什么“绝望促使他千方百计让我们的世界去理解他的世界”。德·沃居埃先生对陀氏早期作品略加陈述,觉得这些作品即使不讨人喜欢,至少尚可忍受。之后,他着重论述了《罪与罚》,提醒读者注意,“完成这部作品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便停止上升了。”读者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当时除了此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翻译过来。他甚至说:“陀氏还会振翅飞翔一阵子,但只是在迷雾中,在越来越混浊的空中转圈子罢了。”然后他宽厚地介绍了《白痴》一书的特点,接着谈到《群魔》时,说这本书“杂乱无章,布局不工,不伦不类,充斥着世界面临末日的论说”,至于《作家日记》就像“暧昧不明的赞歌,既缺乏分析又逃避论战”。他只字不提《永久的丈夫》和《地下才子》(一译《地下室手记》),却写道:“我未提一本叫《成长》的小说,因为比起先前的小说要差得多”,继而更不客气地指出:“我不想多谈《卡拉马佐夫兄弟》,据普遍供认俄国极少有人有勇气读完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最后他作出结论:“我的任务只限于唤起人们注意这个作家,他在那边已大名鼎鼎,在这里却几乎名不见经传;我只想指出他的作品中最能显示他多方面才华的三部(?),那就是《穷人》、《死屋手记》、《罪与罚》。”

达到如此境界,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呀!“只有灵感部分,一下子同时涌现,而剩下的作业却非常艰巨。”他兄弟大概责备他写作不够简练,言外之意,不够迅速,而且不“让灵感驰骋”,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年轻,却驳道:“显而易见,你把灵感和劳作混淆了,灵感是最初瞬间的创造或心灵活动(经常发生的)。举例来说,当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场景,我马上记录下来,心里很高兴。之后,需要几个月,需要一年精细加工,其结果好上加好,明摆着的。但愿灵感来临。当然,若没有灵感,什么也干不成。”我引了这么多话,该表示歉意呢,还是应当感激我宁愿尽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来多说话呢?“起初,就是说去年岁末(此信写于一八七〇年十月),我认为此稿(系指《群魔》)是深思熟虑的,布局完整的,看着心里十分得意。后来,真正的灵感来了,突然我对这部作品由衷地喜欢,全心投入,立刻动手把已经写的划掉。”当年他还写道:“全年我一味撕呀改呀……我的计划至少改了十次,第一部分完全重写了。有那么两三个月,我气恼绝望。但最后百川归海,臻于完善,不可再改了。”这种对完美的追求自始至终困扰着他:“倘若我有时间从容写作,不受期限约束,那可能产生出好东西。”

为此他过度地工作,过度得可怕,把自己的荣誉倾注在艰难的守约上。他宁愿累垮也不肯交出有缺陷的作品,到晚年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始终守约,一丝不苟,没有一次说话不算数。况且,我写作从未单单为了挣钱而置契约于不顾。”先前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我从未设想过一个主题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按预定日期而履行写作义务的。我一向等到酝酿好了主题,才订约才预售书稿,而这个主题是我真正想写的,是我认为有必要写的。”以至于最初在二十四岁时写的某封信中,他惊呼:“不管怎么样,我发誓了:即使落到家徒四壁,我也将坚持,决不凭订单写作。订单叫人受不了,预约总是一事无成。我要求自己每个作品都是出色的。”我们不必仔细琢磨便可说,他毕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作家日记》(1876—1877),皮延斯托克等译,沙邦蒂埃出版社,一九〇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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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乌姆贝尔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四年;

文学家的书信写得如此糟糕也许还没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说,如此不加修饰。他,“讲别人”,娴熟巧妙,一旦谈自己却困惑含混,好像见诸笔端的思绪不是络绎不绝,而是万千同至;或好像勒南所说的“多枝累累硕果”,他不得不随心和盘托出弄得焦头烂额才能把累累思绪公布于众。这些丰富而纷繁的头绪一经控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有利于复杂雄浑的谋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呕心镂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页页改了再改,毁了重写,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独具匠心,而书信则是随意挥洒之作,想必不作删改,但又不断改变说法,所谓逸笔草草,一挥而就,也即没完没了地赶时间。灵感!用来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间距离的,舍灵感莫属。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发明!才思敏捷的诗神!你们在哪里呀?还是套用布丰谦虚的话吧:“天才出于勤奋”,此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的确,初读时令人扫兴。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国出版者提供的陀氏书信本来可以选择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认为,我们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觉得,陀氏遗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选择陀氏书信发表时让人家出了坏主意,他们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银钱的信而换上几封更为隐秘的。光是陀氏写给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就不少于四百六十四封,还一封没有发表过。但我不信其基调会有什么不同。

《双重人格》(1846),皮延斯托克和韦尔特译,水星出版社,一九〇六年;

以上书目列于一九〇八年。

《少年》(1875),皮延斯托克等译,法斯凯尔出版社,一九〇二年;

《罪与罚》(1866),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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