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
经典模式 护眼模式 女性模式 日间模式 夜间模式
附录二 《蒙田不朽的篇章》序言
快捷键
  • 全屏阅读f11
  • 前后翻页向前向后
  • 上下滚屏向下向上
  • 返回目录enter
我知道了

附录二 《蒙田不朽的篇章》序言

蒙田一生只写了一本书:《随笔集》,这部独特的书没有预定的写作章法,也无条理秩序,随着遇事和读书偶感命笔,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相继四次出版《随笔集》,我想说四次“改头换面”。第一版于一五八〇年,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文本,他一再修改,使臻完善,直到去世(一五九二年)还留下一册缀满修正和增补的著作,作为未来多次再版的蓝本。其间蒙田遍游德国南部和意大利(1580—1581),然后担任波尔多市长重要职务(从一五八一年到一五八五年):他让读者分享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分享他在宗教战争混乱不堪的时期担任公职的经验。

在此之后,他把注意力从公共事务转向修身养性(我的意思是,他悉心整理自己的思想),身居自家的“书局”,闭户不出,直到仙逝,一直待在他出生的佩里戈尔小古堡里。他写了一些新篇章,组成《随笔集》的第三册;他重新修改润色前两册,并增改六百处。蒙田也把勤读时摘录的语句引入书中,使得第一册臃肿庞杂,因为他确信一切皆已有古训,所以潜心证明人类的思想时时处处相同和相似。大量的旁征博引使《随笔集》的某些章节变成一块块密集的希腊和拉丁作者“补丁”,让人怀疑蒙田的独创性。独创性真要非常鲜明,才能凌驾这堆杂乱的堆积。

炫耀学识渊博并非蒙田个人所为,当时希腊罗马文化仍旧独领风骚。吉本恰如其分地指出,钻研比文艺复兴初期早得多的古文学,延迟了而并非加快了西方各国人民的智力发展。其时人们寻求典范,不大在乎吸取灵感和冲动。在薄伽丘和拉伯雷时代,学识的渊博压抑着知识分子,非但帮助不了他们自身解放,反而使他们窒息。古人的权威,尤其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给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整个十六世纪,巴黎大学只培养出学究和书呆子。

蒙田不至于反对书本知识渊博,但他善于消化,为己所用,丝毫不影响自身思想的形成,这是他区别其他学者之处。充其量他迁就时尚,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塞了引语。但他指出:“我们肚子里塞满肉食有何用,如果消化不了,如果增加不了营养,如果不能强身健体?”(《随笔集》第一册第二十五节)他还更形象地自比蜜蜂:“蜜蜂到处采花,酿成蜂蜜,完成自己的杰作。”

《随笔集》若没有作者非同凡响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他带给人间什么新东西呢?认识自己。他对认识其他种种事物不怎么有把握,但他发现的人性,给我们揭示的人性,是那么可靠那么真实,以致每个《随笔集》的读者都在他身上认识自己。

每个历史时期,人类总想用约定俗成的形象来掩盖真正的人性。蒙田揭去了这个面具,追本溯源,抓住了本质。他之所以达到这一步,是因为他孜孜不倦磨炼独特的洞察力;是因为他反对循规蹈矩,反对一成不变的信仰,反对因循守旧;是因为他具有始终清醒的批判精神,一张一弛,既玩耍取笑又潇洒和善,宽厚放达而不刻意讨好,只因他力求认识,而不求说教。

在蒙田看来,肉体与精神同等重要;他不把两者分离,切忌抽象地阐明自己的思想。所以,听其言之前先观其行就特别重要了。好在他本人已把自己的风貌和盘托出了。那就看一下吧。

他身材矮小,脸部丰满而不肥胖,按当时流行的方式留着不太长的胡须。五官“十全十美”。尽管他放纵糟蹋健壮的体魄,身体依然十分结实,只在四十七岁上得了肾结石。他步态稳健,动作猛锐,声音洪亮。他健谈,总是慷慨激昂,而且伴随种种动作。他吃什么都很香,而且狼吞虎咽,甚至咬着自己手指,因为那时还不用叉子。他经常骑马,直到晚年长距离骑马都不感觉劳累。他写道,睡觉占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

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固有的价值,而且更在于他的启示的切合时宜。有的传经送道只有一时的重要性,如今已引不起共鸣了。当时能唤醒良知,激发热忱,掀起革命,但对我们已没有召唤力了。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著作不仅符合一国一时的需求,而且为世代各族种种不同的饥饿提供充足的食粮。蒙田说:“一个自信的读者所发现他人思想的长处,往往不同于作者所写进书里的和所重视的,而且赋予更为丰富的含义和面貌。”(第一册第二十五节)他自己是否“自信”?是否能够回答年轻的美国那些“自信的读者”向他提出的种种新问题呢?我将拭目以待。这篇序言的撰写和蒙田文选的编纂正是为了满足一位纽约出版者的要求。

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富于建设性思想的人总备受青睐。一个作家最受人称赞的是,向我们提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一种解决政治、社会、道德问题的方法,因为令人焦虑的问题多多少少折磨着各国人民,尤其困扰着我们每个人。蒙田确实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方法(一种在他那个时代有价值的方法今天行得通吗?),也没有提供任何哲学或社会体系。他的思想远非井然有序,而任其欢蹦乱跳,信马由缰。他持久的怀疑使得爱默生认为他是怀疑主义最完美的代表(即反教条主义的代表,精神探索的代表),有人说他的怀疑论可比作催泻药物,让病人排出泻药所清除的污物。由此某些人确实认为他的“我知道什么”一说是对其智慧其教诲画龙点睛,但我却不能得到满足。怀疑主义不是《随笔集》中我所喜欢的东西,对我尤其不足为训。一个“自信的读者”从蒙田著作中会找得到比怀疑和疑问更好的东西。

彼拉多所提的恶毒的问题:“何谓真谛?”一直回响在岁月的长空,对此蒙田好像借用了基督非凡的回答:“吾即真谛”,尽管从人的观点来看,其方式完全属于世俗的,其含义与原义也是非常不同的。就是说,蒙田认为除了能认识自己外,对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真正认识。这便是他滔滔不绝谈论自己的原因,在他看来,认识自己比认识其他一切更为重要。他写道:“应该既揭开事物的外表又揭去人物的面具。”(第一册第二十节)他写自己为的是自我暴露。面具虽属人物,但更属时代和国家,所以人是以面具来区分的,以致我们从真正被揭去面具的人身上能够很容易认出我们的同类。

他甚而至于认为他自己的写照可能会引起更普遍的关注,尽管这个写照在他是更具个别性的。根据这个深刻的道理我们重视他自己的写照,因为“每个人载着人类状况的全貌”。(第三册第二节)更有甚者,正如品达所说,蒙田深信“真正的生灵是大善大德的开端”。(第二册第十八节)这句妙语,蒙田是从普鲁塔克那里借用的,而普鲁塔克又借用于品达,现在我再把蒙田的话为我所用。我很乐意把它当作《随笔集》的题铭,因为我若时时处处铭记这个重要的教导,必定受益不浅。

这种只取真实的自己和把自己描绘得惟妙惟肖的决心,蒙田起初似乎并没有这一胆量和把握。由此,他自画的轮廓有某种初期的犹豫;由此,他从历史茂密的棘丛中寻找庇护:由此,他堆积经典语录,搜集各种范例,我想说,他引经据典,不断摸索,如履薄冰。他对自己发生兴趣,起初是隐约模糊的,不太清楚其重要性,怀疑表面上最无关紧要的东西以及最使大家不屑一顾的东西,是否恰恰是最值得注意的东西。他身上的一切在他都是好奇、逗乐、惊异的对象:“到头来我只看到世上的厌物和尤物集于我一身:人们久而久之对一切怪异习以为常;但我越纠缠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惊异于自己的丑怪,就越与自己过不去。”听他如此谈论自己的“丑怪”难道不有趣吗?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所喜爱的,正是让我们在他身上认出与我们相像的东西,与平凡朴实的人相像的东西。

只是从《随笔集》第三册和在末卷里(最初几版所没有的),蒙田才得心应手地谈论自己的问题,不再犹豫摸索了。他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重点说什么,而且说得精彩,行文优雅,诙谐有趣,表达有致,曲径通幽,妙语无穷。他写道:“人家培养人(如醒世作者),我则吟咏人。”(第三册第二节)稍后写得更微妙:“我不描绘存在,而描绘瞬息即逝的东西。”德国人说Werden(探幽烛微),因为蒙田一直关注一切事物永恒的流动,换言之,注视人类性格的不稳定性:人格永远不固定,只在难以把握的变化中意识到自身。至少这个确实性在其他一切确实性纷纷崩塌中壮大起来,在以他自己为主题的问题上,他是“活在世上知之最多的人”(第三册第二节),“任何人永远不能像他那样准确那样充分地锲而不舍,使臻完善”,与确实性相辅相成的美德只会是“忠实性”,因此蒙田认为可以立即加上一句:“确实性一目了然,最为真诚最为纯正。”

我认为我们从蒙田《随笔集》得到的最大乐趣来自他撰写此书的最大乐趣,我们几乎从每个句子都感觉得出来。在组成三册《随笔集》的所有篇章中,只有一篇枯燥乏味,就是那篇最冗长、写得最认真、承上启下、讲究章法的文字:《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德·塞邦德是十五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曾在法国图卢兹大学讲授医学。蒙田应父亲之命十分吃力地翻译了德·塞邦德的《自然神学》。“这在我是十分奇特和新鲜的事情,但既然有运气有空暇又不能违背有史以来最好的父亲之命,我就尽力而为,总算把它译完了。”(第二册第十二节)这篇文字位于《随笔集》中部,是蒙田第一篇著作,是最出名最常被援引的文章之一。蒙田的思想放达无序,信马由缰,但他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详述一种学说,给他不确定的神秘主义披上坚定如一的薄纱。但恰恰因为他在这里紧紧管束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便几乎失去全部典雅,失去他那闲云野鹤般超脱的魅力。我们感觉他把思想引向一个目的时,读起来兴味索然,只在后来的行文中他偶有所感,信笔而至,宛如信步所至,走进一条没有预定的小径采摘百花,我们这才感到津津有味。我乐于在此指出,最受欢迎最优美的作品也是作者最高兴最开心写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读起来才轻松洒脱。艺术不是靠严肃站住脚的,而乐趣则是最可靠的向导。《随笔集》各种不同篇章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文字所阐述的蒙田思想差不多都处于流动状态,是那样的拿不定主意,那样的变幻无常,甚至矛盾百出,以至后人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如帕斯卡尔和康德,从中看出蒙田是个基督徒,又如爱默生则认为他是怀疑主义的典范;还有人说他是伏尔泰的先驱,圣伯夫甚至发现《随笔集》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准备和前奏。但我认为圣伯夫最接近真实的蒙田,他指出:“他采取与众不同的态度,把自己变成奇特的怪癖,从而触及每个人的小天地,并且通过自画像(他漫不经心、不厌其烦、锲而不舍给自己绘制图像)更好地成为大多数人的画家和形象捕捉者,为此他经常精心解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剖析自己的变化无常和多层重叠。”“每个人在他(蒙田)身上都有一小块天地。”(《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第三卷第二章)

我认为蒙田善于承受包容前后不一和各种矛盾,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随笔集》第二卷一开始那句话对我们既是唤醒又是警告:“致力于控制人类行为的人既于事无补更增递不了光辉,因为人类行为矛盾百出,无奇不有,好像根本不可能同出一辙。”(第一册第一节)对于人类这种自相矛盾,心灵大师们,不管名叫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或拉辛,无不至少有所短暂的统觉。但,为了建立古典艺术,首先需要临时确立一种心理学,虽有点粗浅,却有确定不变的粗线条。为此必须有坠入爱河的情种,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妒火中烧的醋罐子,但不可以有对上述种种都沾点儿边的人物。蒙田提到这些“善良的作家”时说,他们“选择普泽众生的外表,根据这个形象,他们去安排和解释人物的各种行为。如果无法削足适履,那就干脆弄虚作假”。(第二册第一节)他添加道:“奥古斯都对此视而不见”,后来圣埃夫尔蒙也以相同的调子写道:“我们心灵中的皱褶和曲径,他(普鲁塔克)视而不见……他对人的判断大而化之,不相信别人跟他有什么区别……当他觉得露出破绽时,他便归咎于外部原因……而蒙田则理解得深刻多了。”我觉得蒙田甚至看得更为透彻,不单单如圣埃夫尔蒙所说的“人的易变”。我认为在“易变”一词的掩护下恰恰隐藏着问题的症结,直到很晚以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涉及,再后是普鲁斯特,因此有人说:“这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人的观念提出了异议”,并由当代弗洛伊德等几个人把人的观念打破了缺口。也许在人格不确定的界限和自我的不稳定性方面,蒙田向我们提供了出其不意的线索,信笔所至,天然成趣,这使我最为惊奇,并且是直接诉诸我们的。

蒙田的同时代人对那些最震动人的段落想必忽略而过,视而不见,至少看不出其重要性。或许蒙田本人对同代人的无动于衷颇有同感,不管怎么说,他也关注当时的兴趣热点,而今天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了。倘若他又回到今天的世上,可能会说:“我若早知道你们关注的是这事儿,我就会多说一些了!”唉,放马后炮有什么用呢?谁让您一味迎合同代人而想不到我们这些后代人哪。他的时代向他指责的问题或最为忽略的问题,往往正是一个作家如何通过悠悠岁月能与我们沟通的问题。透过眼前的忧虑测出使子孙后代感兴趣的东西,是需要特殊洞察力的。

爱情好像在蒙田的生活中没有起什么大作用,他更注意肉体的快感。似乎结婚时热情不高,如果说他是好丈夫的话,暮年他就不会写下这样的话:“偷情时更容易尽性,而与妻子结伴则要循规蹈矩,处处节制。”(第二册第三十三节)当然此话并不表示他身体力行。他不大器重妇女,每每寻欢之后,便让女人去做家务。我摘录了蒙田在《随笔集》中谈论妇女的段落,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话。至于他的子女,他在书中一笔带过:“他们全在婴儿时就夭折了。”(第二册第八节)只有一个女儿“逃此厄运”(同上)。子女们相继死去好像他并不感到可惜。

然而,蒙田并非不近人情,他特别同情小民百姓:“我一心向着平民百姓,心里天生对他们有着无限的同情。”(第三册第十三节)但需要理性平衡时他立即恢复镇静:“我非常同情他人的痛苦,心肠极软,很容易跟着别人痛哭流涕,如果是在我深感伤心的场合。”(第二册第十一节)拉罗什富科后来说:“我很少有怜悯心,根本不想有此心。”最终导致尼采的名言:“让我们具有铁石心肠。”这样的声明来自像蒙田或尼采这些天生有着软心肠的人特别使我感动。

蒙田情感生活方面惟有友谊在他的著作中有所反映。他对埃蒂耶纳·德·拉波耶第的真挚友情似乎一直藏于心中,在他的精神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比他大三岁的挚友仅有一篇小论文:《论自愿的奴性》。这本小书不足以使我们把拉波耶第视为“世纪的伟人”,与蒙田并驾齐驱,但大概足以使我们明白,后来的《随笔集》作者系恋于一颗极其宽厚和高贵的心灵。

另一宗友谊在蒙田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他对玛丽·德·吉内小姐的挚情,称她为“姻亲女儿”。他入垂暮之秋时写道:“我爱她大大超过父爱,她在我退隐和孤独中与我形影不离,成为我自身最美好的一部分。”甚至添加道:“在这个世上我只关心她了。”当她“超饱满”崇敬和爱慕《随笔集》的作者时,年仅二十,而蒙田则五十有四。不谈及此宗纯精神的眷恋可说是数典忘祖,因为多亏德·吉内小姐照管,《随笔集》第三版这个很重要的版本,在蒙田死后三年得以面世(1595),多亏她忠心不二,蒙田的手稿得以保存,对后来出版蒙田全集大有裨益。

蒙田与埃蒂耶纳·德·拉波耶第之间的友情不管多么高尚,我们可以猜想这种友情对蒙田是有点约束的;这个好享受的人若没有遇见拉波耶第不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尤其倘若拉波耶第不是年轻早逝(时年三十三岁),《随笔集》不知会成为怎么个样子;倘若他的思想继续受朋友拉波耶第控制,不知会是怎么样了。对此,圣伯夫援引小普林尼一句很优美的话:“我失去了生活的见证人……今后我担心生活更加漫不经心。”好个“漫不经心”,我们就喜欢蒙田的“漫不经心”。在拉波耶第看来,蒙田有点卖弄古风。尽管是真诚的,他一向如此,因为非常仰慕英雄主义,但他不喜欢,越来越不喜欢人们故作伟大,越来越担心他将不得不先缩小再求高大。

拉波耶第在一篇致蒙田的拉丁韵文中向他指出:“你呀,朋友,你更需要克己,因为我们知道你素性既倾向于恶习又好大喜功。”一俟拉波耶第去世,蒙田越来越不屑于“克己”,天生素质使然,也是哲学观念使然。矫揉造作和煞费苦心获得的人格(简直是非人格),把道德礼仪习俗乃至偏见熔为一炉所塑造的人格,蒙田是最感厌恶的。被这一切所束缚所掩盖所伪装的真实人性,似乎对蒙田来说有一种神秘的价值,他企盼着这种价值作出某种显影。诚然,我明白此处想玩文字游戏太容易了,只需从蒙田的教导中指出他主张顺其自然,盲从本能,甚至听任最低级的本能为所欲为,因为这样的本能总显得最为真诚,就是说最为天然,有如花瓶底端的沉积,其浓度其厚度都是必然聚成,甚至受到最高贵的激奋震荡之后,积淀又会产生……但我认为这样就完全误会蒙田的本意,尽管他对我们与动物共同的本能非常关注,也许过分关注了,但他仍然超越了动物的本能,从不允许自己成为本能的奴隶或牺牲品。

很自然,蒙田并未因上述思想而感到有一星半点的懊悔和忏悔之意。他于一五八八年写道:“自发表我的首批作品,我老了八岁,但我怀疑自己有丝毫改变。”(第三册第九节)更有甚者:“我的放荡,那些有伤风化的事,使我误入歧途,叫我心里很不痛快,但仅此而已。”(第二册第十一节)类似的声明充斥《随笔集》的最后部分。后来他添加道:“倘若我得重新生活,我会像我生活过的那样再生活一遍:我既不抱怨过去也不怕未来的不测。”(第三册第二节)这引起某些人极大的愤怒。这些声明当然完全有悖于基督教的。每次蒙田谈起基督教,总是出言不逊,有时几乎刁钻促狭。他经常关心宗教,但闭口不谈基督。没有一次援引基督的话。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否读过《福音书》,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不必怀疑他从未读过《福音书》。至于他对天主教的崇敬,确实是慎之又慎的,因为不应该忘记一五七二年卡特琳娜·德·梅迪西斯和查理九世发布敕令,引起全法兰西王国内屠杀新教徒。伊拉斯谟(死于一五三六年)的事例引起蒙田的警惕,反正他明白自己不想勉强写《愚人颂》之类的书。显而易见,伊拉斯谟其实也不想写,只是他不得不受命于教会,承诺本身就是束缚。最好虚与委蛇:蒙田在题为《祈祷》的章节中不断增加和解的内容,一五八二年的版本如此,一五九五年的版本亦然。他于一五八一年游历期间把其著作献给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这位教皇是格里高利日历(简称格里历)的创始人,一直沿用至今。教皇称赞他,但有几处保留意见,蒙田很快按教皇的旨意加了几行,其用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把这些话重复添加到另外好几处,以表明完整的正统观念和对教会的顺从。其时教会表现得非常随和,与欣欣向荣的文艺复兴文化妥协了。伊拉斯谟被推荐红衣主教的职位,尽管有人指控他的书宣扬无神论,继而在巴黎遭禁。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尽管毫无宗教信仰,却在罗马按克莱芒七世教皇敕书印发。

这种容忍和宽松使宗教改革的领袖们更肆无忌惮。蒙田和天主教可以融洽相处,和耶稣教则格格不入。他接受宗教,只要宗教满足于装点门面。他针对“刚愎自用的君主们”的言论,同样用来对付教会当局:“应该向他们鞠躬和顺从,但知性不在其内;我的理智不应卑躬屈节,但膝盖却可弯曲。”(第三册第八节)

为了保护他的著作,他感到有必要再增添几行使人非常放心的话,几乎看不出是他的手笔,甚至在《随笔集》最精彩的地方,譬如向虔诚的基督教心灵发出警告,“仅仅为了另世永生的目的就完全值得我们抛弃舒适和温馨”(第一册第三十九节)。这段话一直是手书眉批,只在蒙田谢世后才公布于众。其他类似的文字像避雷针般标插在书中,更确切的比方,就像在饮食控制时期把“糖浆”或“柠檬水”的标签贴在威士忌酒的瓶上。离上述引文不远几行就有“避雷针”:“应当坚持享用生活乐趣,死死咬住和抓住不放,因为岁月一年一年无情地把我们的生活乐趣抢去。”(第一册第三十九节)第一版的这个段落是后来增添的文字难以掩盖的,给我们描绘了真实的蒙田,一个对“一切伪造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第一册第四十节)。对这种假惺惺的出尔反尔,我简直感到愤慨,如果我没有想到这也许出于能向我们兜售其商品的需要。圣伯夫说得好:“他(蒙田)能够表现出他是很好的天主教徒,但却无法让人感到他信奉基督教。”因此我们可以用蒙田评论尤里安皇帝的话来评论他自己:“在宗教上,他是处处无行的,故有背教者之诨名,因为他抛弃了我们的宗教。然而我觉得这种看法更站得住脚,即他内心从未相信过我们的宗教,但为了顺从法律,他虚与委蛇……”另外,他援引阿米安·马塞兰“……他(尤里安皇帝)把异教久久埋在心田,因为他的军队全是基督教徒,不敢披露自己信奉异教。”故而尤里安这个人物强烈吸引着他。

蒙田所喜欢天主教之处,所赞赏乃至宣扬的东西,是秩序和资历。他说:“在目前关于法兰西内战烽火四起的争论,最优秀最健康的派别无疑是既维护宗教又维护古代方式治国的。”(第二册第十九节)因为“一切大变动都是摧国乱邦的”。“……最古老和最为人所知的弊病总比最新近和没有经验的弊病更容易令人忍受。”(第三册第九节)他对《福音书》的无知并非出于对新教改革家的憎恨,不必寻找其他理由。天主教会,法国天主教会,他主张完整保留下来,并非因为他认为天王教是惟一好的宗教,而是因为他感觉改变教会不好。

同样,我们从蒙田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看出他坚定如一地热爱秩序和分寸,关心公共福利,抵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众人利益。然而,直抒己见和维护光明正大在他看来最为重要,优先于一切其他考虑:“……我宁愿一败涂地,也不愿违背心意,屈尊俯就。”此处我想抓住他的话,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也许有点吹牛,因为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仍很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蒙田生活的混乱时代,其时某些光明正大的觉悟者保持独立自主,不屑随波逐流,曲意逢迎。“一切泛论都是怯懦的,危险的。”(第三册第八节)还有:“没有比按条例和纪律行事更愚蠢更脆弱的生活方式了。”(第三册第十三节)这类段落在《随笔集》中比比皆是,我择其最重要的,尤其就今天而言,我最后再引一段:“公共福利要求人们背叛和撒谎”,唉!甚而至于他后来添加道:“乃至屠杀”,“把此差使让给惟命是从、委曲求全的人吧!”(第三册第一节)显而易见,蒙田天生不是搞政治的。

他自己也觉得领导公共事务的资格不够,当他出让法官职务以及后来辞去波尔多市长专心修身养性,其想法都是非常健康的。他认为撰写《随笔集》,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效劳;我要说,是对全人类最大的效劳,因为必须注意到在他看来人类观念远远凌驾于祖国观念之上。他对法国异乎寻常地赞美,至少对巴黎如此:“巴黎是法兰西的光荣,是世界最高贵的光彩”,他“爱之切,连缺陷瑕玷都喜欢”,(第三册第九节)但他是有心人,宣称他对全人类心怀友情:“……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像拥抱法国人一样拥抱波兰人,把国民关系置于世人关系之后。”(同上)他添加道:“我们努力获得的纯友谊通常超过因气候或血缘相通而形成的友谊。我们出生于世,本来就是自由自在的,无牵无挂的,而我们把自己禁锢在某些狭窄的地方,有如历代波斯国王以只喝舒阿斯佩兹河的水为自律,愚蠢地拒绝享用其他一切河水的权利,把天下其他水源一律从他们的目光中排干。”(同上)

后人总欠蒙田的情。由于他说什么都无秩序无方法,每人均可从《随笔集》中采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这往往又是他人所蔑视的东西。没有作家像他那样容易被人占去好处,而又难以指控别人出卖他,因为他自己做出榜样:不断自相矛盾,食言而肥。“是真理,则不必害怕承认,”他坦诚写道,“必要的话,我很容易既给圣米歇尔上蜡烛又给他的蛇上蜡烛。”(第三册第一节)此话当然更取悦于蛇而使圣米歇尔不快。所以,蒙田不受信徒爱戴,他也不喜欢信徒。这说明他死后,至少在派别林立、四分五裂的法国,不受重视的原因。自一五九五年(请记住,他死于一五九二年)至一六三五年,《随笔集》只出了三四个新版本。在国外,诸如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特别在英国,蒙田则很快大受欢迎,而正当他在本国不受欢迎或不大受欢迎的时候。我们从培根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找得出《随笔集》无可否认的影响痕迹。

蒙田远离基督教的同时,提前接近歌德:“至于我嘛,我热爱生活,就像上帝乐于赋予我们生命那样培育生命……自然是个温和的向导,但又是谨慎而公正的向导。”这些几乎是《随笔集》的结束语,后来的歌德想必乐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后面。这就是蒙田的智慧所达到的结果。他的作品没有一句废话。蒙田精心把谨慎、公正和修养与他热爱生活的声明结合在一起。

蒙田给我们主要的教益,就是很久以后人们称之为开明大度的东西。我觉得当今之下是我们能从他那里取得的最明智的教诲,现时政治或宗教信仰使世人四分五裂,互相对立。“由于本国目前纠纷四起,”他说,“我所关切的是我自己不看轻我的对手值得称道的优点,也不低估我追随的人们应受指责的品质”。(第三册第十节)他晚些时候添加道:“一本好书并不因为反驳我而失去魅力。”(同上)这一节的最后非常精彩:“他们想要使我们的说理和判断不为真理服务,而为我们想望的计划服务。我宁愿走另外的极端,因为我担心我的想望把我诱骗了。再加上我内心不大相信我所希望的东西。”(同上)这些精神和心灵素质从未比在它们最受轻视的时期更受欢迎更有用处。

这种罕见和非凡的气势,即他经常向我们谈起的那种聆听和采纳他人意见乃至压倒他本人意见的倾向,阻止着他过于深入地在一条道上冒险,而这样的道路正是后来尼采的道路。同样,一种天生的谨慎也阻止着他,为了保持谨慎,他不乐意贸然行事。他害怕荒芜的地区,害怕空气稀薄的地区。一种惶惑不安的好奇心在他身上悄然而起,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外出旅行的时候都是如此。陪伴他旅行的秘书撰写的旅途日记上,我们读得到这样的文字:“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不知疲倦,不再抱怨病痛(他当时患肾结石,但不妨碍他骑马骑几个小时),无论在路上还是在住处,都专心致志地注意遇到的事物,抓住一切机会与陌生人聊天,以致我认为这减轻了他的疾病。”他宣称“到陌生地方散步是毫无计划的”,较远处:“他嗜好迁徙,以致厌恶他不得不歇脚的近处。”所以他经常说:“过了惶惑不安的一夜之后,早晨想起还要观看一个城市或一个新地方,就乐不可支地起床了。”在《随笔集》中蒙田本人也写道:“我很清楚,这种迁徙的乐趣严格地讲表明了惶惑不安和优柔寡断,由此产生我们主要的、主宰的素质。是的,无可讳言,除了在梦中和想望中,我看不出哪里是我的立身之地:惟有变动的欲望给我带来好处,还有掌握纷繁的内容也使我获益匪浅。”(第三册第九节)

蒙田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长途旅行是去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其时年近半百。那次旅行历经十七个月。要不是他出乎意外地被选为波尔多市长而不得不突然返回法国,他的旅行很可能还会延长更久,可见他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从此之后,他经常想轻松愉快一下,好奇心驱使他匆匆上路。

根据《随笔集》前后的版本追寻一下蒙田对死亡观念的态度是很有教益的。他为作品最初章节中的一节加了标题:哲学思考就是领会死亡。在这节中我们读到:“我始终怀有对死亡的想像,胜过对一切的想像,即使在最年轻的时代也是如此。”驯服对死亡的想像力在于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在最后一版的《随笔集》中蒙田终于说:“谢天谢地,我可以在上帝乐意的时刻毫无遗憾地离去。我没有任何牵挂,除了我自己,我向每个人痛快地告别。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又纯粹又充分地准备离开世界,像我这样时刻准备洒脱而去。”……“死亡即便突然来到,我也不会有什么新鲜感了。”(第一册第二十节)他几乎爱上了这样的死亡,就像喜爱一切自然的东西。

据悉,蒙田完全像基督徒那样寿终正寝,虽然他走的不是基督徒所走的道路。他临终时却有妻子和女儿陪伴,也许是她们好心促使他比他自己所设想的更虔诚地离世,而他则“满足于平心静气地死去,赤条条孑然一身地死去,这才符合本人离群索居、无牵无挂的生活”(第三册第九节)。没准是这种预感促使他写道:“倘若我可以选择我的死亡,我想,宁愿死在马上而不在床上,不在家里,远离亲人。”(同上)

如果有人指责我过分突出蒙田思想的锋芒,那我会反驳道,许多评论蒙田的专家竭力抹去蒙田思想的棱角。我只不过把蒙田思想删繁就简,把繁芜的《随笔集》理出个头绪,因为繁杂的章节常常如乱麻似的让我们看不清来龙去脉。对于大胆的作家,即使在他们成为经典之后,教育家也总想方设法使他们无甚大碍,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确实令人赞赏。曾几何时,一切新思想好像就失去了棱角;另外,对新思想有某种适应之后就玩弄起来,也不怕玩物丧志。

蒙田在游历意大利时惊异地发现古罗马最傲岸的宏伟建筑大多一半埋在废墟瓦砾里。古建筑总是从顶端一点点风化崩塌。但,正是从顶端坠落的碎片堆积了起来,我们脚下的土地才升高了。如今我们之所以觉得尖顶不太高了,也因为我们眺望的基点不太低呀。

用户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