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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第三部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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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大波》第三部书后

《大波》第三部,费了一年半的工夫,到此,算是写完了。

我在《大波》第二部书后中,诚然说过,要以四部篇幅,把辛亥革命在四川这段过程写完。然而我的私心,并不打算果就写那么多,极欲用一种简练手法,“笔则笔,削则削”,还是写三部就可以了。所以然的缘故,无非想快点将这段历史过程交代完了后,好另起炉灶,继续写一部长篇,来反映从袁世凯叛国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更为动荡、更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新思潮的萌芽。

但是第三部写了十章,所费篇幅和前两部差不多,还只写到成都的假独立,到达预定结穴之处,仍然有一段距离。

是不是在第三部里,有些情节可以不写?纵写,也不必写得那样细?是不是在剪裁上也有不妥当地方?有些细节写得太多,以致浪费了一些笔墨?

不错,这些毛病确都存在。不过发生这些毛病,也有不得不尔的理由。比如说,第四章写龙泉驿兵变和其后一大段行军情形,本可以从侧面去写,或者作一段小插曲,那便费不了许多笔墨;设若放在吴凤梧口里去追叙一下,还可以节省一些篇幅。但是龙泉驿兵变和夏之时到重庆,是一件有关键性的事情,不容许把它随便带过。以第三部整个结构来说,它也是高峰之一,若是不好好写它一番,也不合乎艺术要求。但是为什么又不把夏之时写成一个像样的英雄人物?而且看起来,似还有些苍白无力呢?问题便在龙泉驿兵变,固然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但并不如一般记载所说,是出于夏之时有计划的领导。就是后来夏之时带着这支人马东下重庆,对于重庆反正,似乎起了催生符作用,然而克实考察、研究起来,也只是因缘凑合,并非出于夏之时的预定计划。以此之故,我不能把这个真人写成一个一般小说中应有的虚构出来的英雄。同时,也不能把他在这件不寻常的事情中所起的相应作用,予以抹杀。我觉得按照我的那样写法,似乎妥当一些。当然,我取的这种写法,并不一定十分妥当,若令其他高手来写,必有另外方法,也必写得有声有色得多!

我在《大波》第一部中用过一些取巧手法(也可说是偷懒手法),把某种应该描写的比较有关系的事件或情节,都借用一个人的口,将其扼要叙说一番,便交代过了。这手法,也是一种艺术,偶一为之,未始不可。但我多用了几次,因就引起了朋友的批评。在写《大波》第二部,我已改正了,把有些可以从一个人口中叙述的事情,改为正面描写,例如第七章前三节,陈锦江和一百多名陆军士兵血染三江口一事,就是从头到尾,具体的将其描写出来,而不光借彭家骐的口来说。在第三部里,更是这样。如第二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章,对于那个风云人物端方,我便没有放松过一笔,从他的形象,到他的内心,差不多没有借重另一个人的口和另一个人的眼,叙述他,描绘他。虽然我随时注了意,在写这个人的时候,不要写得冗长、臃肿,甚至离开典型活动,而孤独地写他心理变化。但是所费的篇幅到底不少,也像写龙泉驿兵变和行军过程一样,修改了几遍,删却不少过场,涂掉许多闲文,而其结果还是那样不精简。

正面描写每一个人的形象与其活动(包括语言、行为、思想、心情等等),而又把他写得活灵活现,而又把他写得恰如其分(尽管夸张,但夸张得也恰如其分),这是我国许多古典长篇的优点。要汲取这种优点,当然要费点力。对于一个人物与其活动,首先要储备资料,储备丰富的资料;其次研究、探讨、分析、综合,使其如实地复活在脑子里,其人其事,差不多跃跃欲出了,而后加工剪裁,形象化出。这样,写出的人,才是典型人,也才能活,也才能想;每个人也才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性格。他们成为作者的伙伴,他们不致成为作者的傀儡。

话便如此,但我用了绝大气力,毕竟实践得不到家。例如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中,写周善培这个人与其活动,便感到有些缺欠,虽然也还了他一副本来面目。因为对于辛亥年成都的假独立,周善培辄自以为有大功可居,我的确为他表了功,比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辛亥四川争路我所亲历之重要事实》似乎还真实些吧?可惜由于我艺术水平低,不免糟蹋了这样题材,要是高手来写,准定能够继承我国古典长篇的优点而发扬光大之的!

有读者写信给我说,《大波》中出场人物似乎太多。有些是面目不清,“东露一鳞,西露一爪”,使人看后,不大记得明白;更有一些人物,有头无尾,才一露面,便消失得无踪无影。读者问:“似这等可有可无的陪场人物,不要写,可不可以?纵然写,不必给以姓名,用个符号代表一下,可不可以?”读者意思是,只需写少数主要人物,作者可以集中笔墨,读者也可少耗一些精神。

我说,一部有相当分量的长篇,只光光生生写几个(或少数)主要人物的活动,这在西欧的文学作品中的确有,而且相当多。如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如法国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乃至如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是。但题材不同,那些名家可以那样写。同时我们得想想,如英国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法国写实主义大师爱弥尔·左拉的四大经典作品之一《劳动》等,就不是那样写法。再如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能不能要求他照他的《复活》那样写呢?不能的。因为题材不同,内容不同的缘故。说到中国的古典长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无论已,就如清末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要把千奇百怪的世相反映出来,若只光光生生写少数几个人物的形象与其活动,这怎么能够呢?何况中国一句常言:“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所谓扶持,即陪衬是也,即烘托是也。而且我写《大波》,因为一半是真人,真人局限性大,的确不大好写。为了要写得透彻,写得全面,有时必须要创造几个人来,从旁发挥,笔在于此,而意却在于彼,分而观之,是两人或数人;合而观之,固一人也。比如龙泉驿兵变中,夏之时、林绍泉、魏楚藩几个是真人,其余都是创造的。假使不创造那一些人,不但夏之时“不期然而然”的行为,无法讲清楚,而且兵变的情况,也容易写来落套。再如葛寰中这个人,谁也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周善培的影子;吴凤梧这个人,许多熟悉成都故事的朋友,都晓得他身上包含有孙兆鸾的成分(孙兆鸾要在第四部中才露面)。有真人,有创造的人,在一个时期中,要反映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动态,真人相当多,创造的人尤其多。每个人不可能都是必须描写得很细致的主角。就是真人,有时也只能当着陪衬人物,只许他偶然露一两次面,提说他一两次姓名。如第八章中间,那个为周善培利用,拟具独立条件的陈崇基,便是一例。这样的手法,在《三国演义》中多得很,只是罗贯中的本事很大,他能够随手拈个人来,无论为了陪衬,或者只是陪场,他总是不多几笔,这个人便活了,使你不觉得那是跑龙套的人物。所以说,一部长篇中的人物,不怕多,只怕写得不好。读者指出《大波》中的许多人物好像是多余的,这可说明是我不及罗贯中太远之处。我感谢读者给我的启示!今后当加倍学习,学习中外古今的作品——尤其是中国现时一些具有定评的优秀作品,“以匡不逮”,而临笔时,再加倍努力!

毕竟因为《大波》第三部未能将预定的内容写完,当然,只好赓续写第四部了。写到可止地方为止。第四部将写多少篇幅呢?现在还不好说。将费多少时间呢?虽也不好说,但我则希望不要拖得太久。因为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到《大波》,只算是我安排写作的第一个三部曲,其下应写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李劼人

1961年12月31日于成都菱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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