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京剧史·张正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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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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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四、走出家庭

1946年,张正芳和顾正秋、谭富英唱完一个月的戏,最终选择了再次离开舞台,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天津。这后来的几年时间,对张正芳的人生来说,就像是一头扎进了浑浑噩噩的无形大网、进退两难间,再次经历为艺术而浴火重生的人生历程。

黄家是一个几十口人的老式大家庭。虽然黄先生和原配夫人之间完全没有感情基础,虽然张正芳才是他自己选择的婚姻对象,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严苛的辈分和等级惯例下,这些在现代社会看来“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更难以被那个大家庭接受。

年轻的女人,本来就在那个家庭的最底层;一个自外而来娶进门的戏子,处境更是可想而知。由于原来的夫人将几十口人大家庭的生活照料得也算井井有条,家庭成员们便天然地对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保持了敌意。于是,倔强的张正芳咬住牙去吃残渣剩饭,咬住牙每日只睡几小时,咬住牙早晨起床也要给奶奶婆婆倒尿盆……生活上的难处也许可以克服,但各种仪式上、礼仪上体现出来的尊卑上下,却让她无法忍受。过年时的磕头仪式,婆婆让张正芳给丈夫的原配妻子磕头。张正芳没办法,只能磕。磕完后,轮到小辈给长辈磕头,丈夫与原配所生的姑娘给张正芳磕头了,可两个儿子却不肯跪拜,气得张正芳只能跑进厕所关上门哭,心里的委屈无处诉。婆婆在厕所外砸门大喊:“你哭什么,大过年的,你给我出来!要哭上外边哭去,回你娘家哭去!”

如今回忆起来,80多岁的老人虽然仍会感情激动,热泪盈眶,但平静后却这样评价:“我曾经在舞台上的本领到了这样的家庭一点儿用都没有……”张正芳颇有感触地说,其实我不是恨这个人,更不是怪这个家庭,当时的社会里,这一切似乎都那么天经地义、司空见惯。我只是想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已,但在那时,在一个旧式家庭,无论我个人如何努力,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而已。

“回头来看,我们谁也拗不过那个年月。也许,错的不是我,不是他,更不是他们。”年过八旬的张正芳,已经能心平气和却又意味深长地看待这段岁月。她甚至能找出“感谢”的理由——至少,这是一段我自己选择的婚姻,是我的丈夫让我远离了是非之地,保住了我的清白;至少,这五个孩子是我和他爱情的结晶,并带给了我一生的亲情愉快;至少,在旧式大家庭的那段生活,给了我从那里走出来并继续奋斗、追求演艺事业的动力。

那时,张正芳的丈夫才30多岁,失业后总不能长期待在家中,于是又要去上海做生意。这也成了张正芳借机离开天津老家的正当理由。丈夫也很是体谅她的心情,为她在北平租了一间小房子。

虽然离开了旧式大家庭,但日子依然不好过。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低矮的屋子里也生个小炉子,每日上午九十点钟生火烧水做饭,做完饭就熄灭火——为了省煤。张正芳带着孩子,一天需要烧多少煤球、吃多少粮食和菜、用多少油,丈夫都是给计算好的,钱只能按照数量按月付给,绝不多供。这让张正芳只能每天掰着手指过日子,煤球是每次只买10斤,米面油量更是每日挎着篮子外出,用多少买多少。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

人在落魄不得意时,对遇见熟人总是抱着矛盾的心态。

有一天,张正芳在小屋的门口碰到了王金璐老师。这位老师是京剧界的武生泰斗,北京中华戏校毕业,在上海演出时曾为上海戏校的学生讲课。那天,王金璐显然也看见了张正芳,但目光即将触碰时,张正芳赶紧低头快走几步,装作不认识,擦肩而过。“丢人啊,”张正芳回忆,“我曾是上海戏校的名角,可如今到了北京如此落魄。那天回到家中我哭了很久。”

王金璐虽是教武生的,却也和张正芳有过交集,还给这个小姑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上海戏校时期,有一次丁永利师爷应邀来校给刘正忠同学说《林冲夜奔》。他带着王金璐同来,说戏时先让王金璐示范动作。戏中,林冲进了庙门之后有一句“待俺关了庙门,休息片刻,再行躜路便了”,说罢起飞脚,单腿落地,连续探海、射燕、变脸、蹾地、卧鱼亮住。这是个优美但却有一定难度的身段,刘正忠看过示范后,由于过度紧张,飞脚落地后,连续几个技巧都没找对,走了很多遍也没成功。王金璐不烦不恼,一次次反复做示范。老师越耐心,学生反而越心急,找不到“范儿”的刘正忠竟掉了眼泪。

当时,张正芳正在墙边长凳上练站跷功。对这段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乘中午大家回家吃饭,便好奇地按自己心中掌握的方法,在地毯上试验走着——起飞脚,随之找准了单腿落地的位置,再伸腿绷脚面、探海、长腰、射燕、变脸、蜷腿提气、蹾地、卧鱼。这几个连贯动作,竟走得很顺。王金璐知道后,小小地吃了一惊,心中对这个女孩子开始刮目相看。

不久春节到了,戏校的老师带着张正芳和刘正忠,到丁永利师爷下榻的金老公馆(专接北京名角到黄金大戏院演出的寓所)拜年。一进屋门,众人首先遇到了王金璐老师,正芳和正忠马上向王老师双膝跪地:“王老师,给您拜年了!”不料,王金璐见状竟也立即向这俩学生跪倒,还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也给你们拜年,祝你们长命百岁!”

他这突然跪地的动作,弄得孩子们不知所措。这也是张正芳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别人这样的礼待。王金璐当时已是著名演员,又是首次赴沪陪着李玉茹担任挎刀当家武生的,而正芳和正忠都是初出茅庐的小学生,如此对拜,怎么敢当!

事情虽已时过境迁数十年,但张正芳却依然历历在目。“谦虚厚道,平易待人”这八个字,张正芳说,是王金璐老师用行动教给自己的,会一直记在心上。

若干年后的一个春节,张正芳打电话给王金璐老师拜年。王老师问:“正芳,1947年你是不是在北京啊?”

“是在北京。”张正芳回答。

“我看见你了。”王金璐说。

“我也看见您了。”

“你看见我怎么不说话?”

“当时我非常落魄,孩子他爸把我丢在北京,就住在东半街七号,挎着一筐煤球,我是十斤十斤地买着烧。”张正芳还是选择吐露了实情。

“你怎么不找我,找我我就帮你想办法。”

“我哪有脸去找您啊!”

作为旁观者的顾正秋,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

正芳与那位黄先生养了五个儿子,是离婚之后才又出来唱戏的。我听了一点也不诧异。那个婚姻如果没能给她幸福,又何必勉强维持呢?正芳有她的才华,扮相美,功夫也到家,确实不应埋没啊!

历史的戏剧之处在于,张正芳离开京剧舞台之后的那几年“噩梦”,也恰恰是中国京剧江河日下、噩梦连连的岁月。这也许是张正芳没有看见,也不愿看见的。

1946年年初,上海社会局和警察局颁布了一项法令,强令戏曲演员和妓女一起登记,伤害了演员和观众的感情,引起民愤。田汉、于伶组织了“上海市剧艺界拒绝艺员等级委员会”,“麒麟童”周信芳等名角都有参加,抵制强迫登记和检查,维护戏曲的尊严和权利。同时,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剧目的审查,稍有不利于当局则会遭禁、受罚;戏剧界进步艺人收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受军警特务盯梢、威胁,加上流氓、戏霸干扰演出现场,欺诈与压迫,艺人们生命无保障,艺术无自由。

同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征收的娱乐税高达60%,比敌伪时期还增加了20%。也就是说,如果一张票价格1000元,交税就要600元,但剧场和演员仅能从中分得400元,加上通货膨胀,除了天蟾舞台和中国大戏院等几家大剧院还坚持着,其余小剧院只能纷纷关门了事。为了维护表面的繁荣及给军政要人演出,国民政府面对诸多剧院关门的现状,只能在上海大兴土木,1947年至1948年分别建造了“介寿堂”“新亚大戏院”“太平戏院”等多家戏院。表面的繁荣下,不少著名老艺人潦倒奔波、贫病交加、晚景凄凉,年轻艺人则挣扎在饥饿线上。

当时的京剧舞台也是怪象频出。粗制滥造、卖弄机关布景、噱头魔技,乃至淫秽、恐怖充斥着京剧舞台;纯娱乐的节目,南腔北调,降低了艺术品位,如以僵尸为主角的《冷月凄魂》,演出中竭尽淫秽、恐怖渲染之能事,让僵尸一边拜月,一边跳“四脱舞”;《杀子报》,制造出血花飞溅、洒向观众席的情节;《盘丝洞》,无不以香艳肉感、明眸风骚、美不胜收的庸俗言辞和表演招徕观众。

张正芳说,转折在1949年1月31日之后渐渐发生,那一天,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上海戏院纷纷倒闭,“共舞台”的老板首先逃跑,“中国”“大舞台”“天蟾”等戏院老板也相继逃走。

解放后的北京,戏曲界于1949年8月8日在民主剧院举行了戏曲讲习班,上海则是从1949年7月22日开始,先后举办了三届戏曲研究班。欧阳予倩、田汉、马少波、周信芳等担任老师,讲述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社会地位,讲戏曲改革京剧的前途,讲社会发展史、文艺方向等。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戏曲界四位特邀代表之一,与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一齐,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她后来回忆说,会议期间,每天早晨服务员都给她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说这是周恩来考虑到她生过肺病而特意关照的。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个月,北京成立了以梅兰芳为院长的京剧研究院,田汉兼校长的戏曲实验学校,马彦祥兼经理的大众剧场和马少波兼经理的新戏曲书店……到10月底,文化部下面成立戏曲改进局(戏改局),一场轰轰烈烈的戏改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几番关照,要“团结、改造、关心戏曲艺人”,发起给老艺人送温暖,送棉衣等活动……

这一切,今天的张正芳可以如数家珍地道来,但当时的她却都没有经历过。

那时,她甚至不知道戏剧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只想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她没有意识到解放对她意味着什么。

在她关于自己的记忆中,1949年的北京生活,是“20块钱一个月,要带两个孩子,柴米油盐都包括在里头,吃饭都吃不起,一斤粮票可以买5斤地瓜,经常拿粮票买地瓜,以地瓜充饥”。

这年10月,张正芳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我丈夫曾答应过年来照顾我,但那年月,生活也终究是艰难的,他曾试图放下工作来照料,但最终无法成行。于是,只得到过年前来了封电报,给我多寄了10块钱。”

终于熬不下去了。

1950年,张正芳又搬回了天津。在公公的支持下,她不再回到那个大家庭,而在南市的一个小胡同租了间小屋子,单独住下了。“房钱便宜,也挺蹩脚,但好在是独立了。”

那间小屋子在一个老式的宅院里。“我就想,我还年轻,今后的日子总不能完全靠他,必须自己谋生,可干什么呢?”张正芳顿了顿,说:“我那时从来没有想到可以再演戏,我演戏去了,孩子交给谁呢?”于是,她想到了学缝纫,在家里就能揽活干活,还能照顾孩子。随后,她就照着一张广告上说的,报名参加了4个月可以毕业的缝纫学校。每天学习两个小时,边学习边实践,没想到两个月就全都学会,毕业了。

搬到天津独居后最大的好处,就是从旧式家庭解放出来。这时的张正芳也开始渐渐觉出了时代的不同。

“街道会把家庭妇女都组织起来,说解放了,可以出来开会了,”张正芳心里暗暗惊讶,“过去你哪能出去开会啊,一是你得在家带孩子;二是过去国民党那会儿好像也没这组织,街道里委会也不管这事儿。”张正芳说,解放了,有妇联了,妇女们都组织了起来,我才能参加开会。

“参加开会”,对今天的妇女而言可能并非大事,但对张正芳那个年代、那个阶层、那个群体的妇女们而言,无疑是社会身份得到提高的一种自我肯定。而更实际的意义,则是“能知道国家大事”。她说:“知道有抗美援朝,我们不能上阵打仗,但可以做军需物资,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抗美援朝啊。”一听说这个消息,张正芳就报了名,参加了缝纫小组。

小组的主要任务从做军袜子开始。她记得,军袜的底子是要“纳”过的。跟鞋垫一样,袜底每寸13针,袜帮扎4圈,再把帮和底缝在一起。一人一天做15双才算完成任务,可以获得1元5毛钱的收入。张正芳当时又怀孕了,还带着两个不大的孩子,这不多的收入对母子3人而言就是全部的口粮。因此除了加紧赶工做军袜,她还做军帐。军用物资需求量减少时,她又找了糊信封、订黄历的活。“一针下去,两针上来,一本五针”。张正芳记得清楚,是因为每一分钱对她而言都十分重要,做100本黄历才能得8毛钱,而一天1元钱是这个家庭活下去的最底线。

2012年4月的一个夜晚,春雨缠绵,淅淅沥沥。

张正芳说到动情处,拍了拍作者的肩膀:“真的,我翻身感特别强。”

作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我们可能很难有切身的感受。在一个时代里,渺小的个人仅仅是想争取做人的权利、为人的尊严,却无法依靠自己的本事来达到目标。张正芳也曾试图像大多数女子一样,通过婚姻来改变命运、获得幸福,但她失败了,或者说,她注定要失败。张正芳是这样,她的丈夫又何尝不是如此。

解放,这样充满政治意味的抽象词语,对张正芳这样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女性而言,确是那么具体地改变了她的人生基调和走向。虽然生活依然艰苦,但生活对她不再只是被动的施予,她也可以依靠自己来主动地争取和改变。她不仅能用自己的手养家糊口,还能有了“爱国”的权利,能为抗美援朝作贡献,能在原本与她无缘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了微小但同样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样的变化让那时的张正芳兴奋得不得了,在缝纫组里她始终是名列前茅,在1952年春还被评为街道支援抗美援朝缝纫组的劳动模范,戴上大红花到天华景开大会、领奖。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没有想到我还能成为劳模。这是我第一次从家庭中走出来,获得这样的荣誉,真的很光荣。”几十年后,张正芳依然满眼都是光彩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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