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京剧史·张正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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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火朝天排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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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火朝天排新戏

加入国营剧团,身份变化了,心情也变化了,但生活作息和专业训练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无论是私营剧团还是国营剧团,都是按照戏曲演出和排练的规律来安排演员工作与作息的。张正芳记得,当时每天上午10点开始上班排戏,到下午1点结束;下午则休息,到了傍晚5点上班,就开始化妆、准备;晚上7点准时开戏,10点散戏,各人收拾回家。如果有特别的演出任务,则夜里10点半,演出结束后演员自愿排戏。有时加班加点,排戏直到夜里2点,也是常事,并没有“加班费”一说。紧张、忙碌的生活,张正芳过得倒也心满意足。而几乎天天演出,又天天有人看的情况,可见当时京剧是普通人日常娱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排戏方面,张正芳曾在烟台期间,和储金鹏等老前辈合作,改造了一批传统戏,新编了不少历史剧,并赢得了当地观众一次又一次的大满堂。到丹东后,张正芳正好把之前学习的编戏、改戏本领用上了,她的新戏,特别是现代戏,同样成为叫座的好戏。



1955年张正芳与徐菊芬合作排练《春香传》,这是张正芳加入丹东市京剧团之后排练的第一出戏。

“传统戏毕竟有限,要想长长久久地演下去,就一定要排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她说。这种戏不够演的状况,亦可见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

张正芳入团后排练的第一出戏是《春香传》。这是一出朝鲜戏,原本京剧里没有,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对这剧目不陌生,对它在当时的火爆程度也很了解。打听到当时的天津市越剧团在排这个戏后,丹东市京剧团就也决定要上这个剧目,立即安排了一个队伍,包括导演、舞美、主要演员等,到天津去观摩学习。

这出戏有很多朝鲜舞场面,很多龙套都要在场上跳朝鲜舞。为此,剧团专门请了朝鲜族的老师来教舞蹈。排戏时,京剧团人手不够,就发动全市文艺团体都来支援,评剧团、歌舞团、文工团的青年们云集一堂。张正芳说:“这让我体会到了国营剧团的优越性,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组织的力量是巨大的。那时张正芳京剧团唱得再好,也就是唱戏拿钱走人,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她还回忆,后来1957年排练新戏《香妃》时,剧团又请来了维吾尔族舞蹈老师。“总之,就是一切为了工作需要,一切为了文艺需要,需要什么,就调动全市,甚至全省的老师来教、来排,这是私营剧团做不到的。”



1957年,张正芳在丹东排练新编历史剧《伊帕尔汗》,饰演香妃一角。

回顾这段岁月,张正芳很形象地总结说:“当时是来社会上什么运动我们就唱什么戏,上头有什么号召下头就有什么行动。”那个年月里,上演现代戏是政治任务,观看现代戏也是政治任务。于是,促成了一大批符合当时社会价值观的现代戏的诞生。

要排练什么戏、演什么剧目都由艺委会开会决定,开会时间不固定。艺委会由六七人组成。张正芳记得,自己进入艺委会不久,就提升为艺委会主任,其他成员还有罗宝城、刘骥、王宾亭、陈啸翔、徐啸山等。总之,生、旦、净、末、丑等各行当都包括了。在艺委会内部的分工中,一般是集体讨论出选题;然后由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的张正芳等主要演员,提出大概的排演思路;最后,再组织剧院内部的编剧们,写成剧本。比如,1955年参加辽宁省好剧目会演的题材,就是由罗宝城提出的《乱点鸳鸯谱》,然后提交给艺委会开会,讨论戏怎么编,头场是什么、二场是什么,主演什么时候上,看点是什么,在此过程中,陈啸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并最终确定由张正芳和陈啸翔作为主角。讨论完后,艺委会成员分工,文化程度浅的写故事梗概和自己扮演角色的台词等,文化程度高的,则负责统筹全剧剧本,比如,最后决定由罗宝城来整理全剧。剧本初稿完成后,再提交艺委会,由全体成员二次讨论,修改剧本。剧本定稿后,就召集团内相关演员开始排练了。这样的合作保证了当时新编、改编剧目的产量和质量。一言以蔽之,即由艺委会保证国营剧团的剧目选定、角色排定等公平、科学和高效。

比如《刘介梅忘本回头》,刘介梅本是黄冈农民,解放后当了农会主席、区土改工作组组长,但他开始梦想发家致富,拒绝入社,所以是“忘本”;但后来表示悔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是“回头”。一时之间,刘介梅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全国各地巡回报告,甚至惊动了毛泽东。1958年电影《刘介梅》上演,各地剧团都排演戏剧《刘介梅》。

按照宣传部的指示,配合“整党运动”,演好刘介梅,组织教育全市人民,京剧团积极响应。张正芳组织艺委会成员连夜开会,讨论如何尽快排练现代京剧《刘介梅》,在讨论中,罗宝城介绍了剧本的主要场次、开头和角色,主要演员纷纷提出如何完善人物形象,张正芳主动要求担任配角,前后饰演刘母和刘妻两个角色。在艺委会高效的组织动员之下,由剧团里几个有写作能力的编剧各自分工,每人一场,短短两天就拿出了剧本,第三天就开始排练,几天之后,一出全新的现代戏《刘介梅忘本回头》就登台亮相了。

戏排出之后,如何保证上座率?

张正芳亲自骑着自行车,多次前往中小学、机关党委安排演出场次和组织观众,这也考验着她的协调能力。有一次,她去一个服务行业安排演出,对方单位的领导向她道了难处:“张正芳同志,你们能来演出,让我们受教育,我们很高兴。但我们是服务行业,剃头的、洗澡的……很多人早晨7点钟就要上班,上班之后根本没有看戏的时间。除非,你们7点钟以前给我们演出一个早场,我们的职工才能去看啊。”

张正芳把情况向剧团领导汇报了,她算了算说:“如果要7点之前结束,那么最晚清晨5点就得开戏。”5点开戏,就意味着演员们几乎不能睡觉,半夜要起来化妆做准备,辛苦可想而知。没想到,张正芳回剧团一说,无论是领导还是演员,都热情高涨地说:“党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我们愿意3点钟起来,5点钟演出。”这真是那个年代里特有的“革命热情”啊。

就这样,剧团带着《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戏,早上5点演出一场,7点以后又演一场,9点再演……一天总共要演五场。张正芳记得,“大跃进”时期,辽宁省的各个剧团之间甚至打起了“擂台”,看哪个剧场的演出场次最多。那是1958年,张正芳所在的丹东市京剧团一年总计演出850多场,不仅在全省排第一名,而且创造了京剧史上一天连演5场戏的历史。

据张正芳回忆,对于剧团而言,包场收入仅相当于自由卖票的40%,但场次多,几乎场场满堂彩,这样就能同时把场次任务和经济任务都完成了,因此剧团也会很愿意在这类戏上投入。除《刘介梅忘本回头》外,丹东市京剧团当时还演出了《向秀丽》《钢铁显神威》《人民公社好》《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等一大批“应时应景”的现代戏,京剧成为了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

排演现代戏也是剧团间交流,特别是地方剧团提高业务的一个途径。

1958年,中国京剧院首创京剧现代戏《白毛女》。丹东市京剧团听闻后马上组织人员到北京学习。“我们去学习都很艰苦,”张正芳介绍,“比如,今天出发,我们一般是唱完了今天的戏后,当天晚上坐通宵的夜班火车到北京去,明天一早下了火车就到京剧院要本子学习,晚上看北京的剧院演戏,后天实地学习、排练一整天,大后天就赶回剧团,加紧练习。不久就能演出了。”虽然日程紧张,但张正芳也承认:“自从学习排练《白毛女》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正规的现代戏。”

现代戏的排演还为张正芳这些文艺工作者,提供了走向生产一线,了解生活的机会。

1963年,为表彰丹东市一名全国劳动模范韩秀芬,并号召全市人民向她学习,丹东市京剧团组织排演《向阳花开》。作为主演之一,张正芳被派到韩秀芬所在的工厂丹东市丝绸一厂,跟班劳动、体验生活。从小就在戏校、戏班中成长的张正芳可以说,是第一次接触到了本专业之外的工作。她记得,去了工厂整整100天,在那儿吃,在那儿住,和同仁们一起三班倒,不仅了解了真实的工厂生活,甚至还学会了如何织布。这让她对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形态、精神风貌,都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和了解,也更利于她贴近实际地去创作和表演了。

当然,现代戏更为这些参与其中的演员,带来了政治上的荣誉和资本。

1965年,张正芳被借调到辽宁省京剧团参与排练现代戏《红石钟声》,并担任女一号妇女队长车凤。那次,她与当时东北知名的京剧演员杨元勋、范成玉、张晓贤同台合作,在东北三省汇演中以该戏夺冠,并被邀请至东北三省各地巡回演出。

当然,现代戏也不是那一时期剧团的全部工作,除了传统戏之外,新编历史剧也是重要的剧目来源,而且很受当时观众欢迎。

张正芳还特意讲了排演新编历史剧《双玉蝉》的前后经过,这出戏让她至今难忘。

京剧《双玉蝉》是从甬剧移植过来的,它与《天要落雨娘要嫁》《半把剪刀》一起并称为甬剧的“三大悲剧”,在江浙一带地区久演不衰,深受群众喜爱。《双玉蝉》讲的是少女曹芳儿18岁时,父亲为其定下一门亲事。青春年少的她以为爱情就要来临,非常高兴,精心梳妆打扮,等待丈夫到来。没承想,过门那日父亲却抱回来一个18个月大的男婴沈梦霞。原来,这个男婴的父亲跟曹芳儿的父亲在外出做买卖时,在一条船上认识,两人交好。结果后来船翻了,男婴的父亲死了,曹芳儿的父亲就把男婴带回家中做女婿,真正一出人间悲剧。

张正芳在戏中就扮演主角曹芳儿。她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本期待爱情的少女,忽然看到自己只有18个月大的小丈夫时,该是什么心情啊?从喜到悲,心情的起伏又该是怎样的呢?

全戏最精彩的要数一段45分钟的独角戏。那是曹芳儿的小丈夫七八岁上学时,曹父已经过世,只有两人相依为命。沈梦霞一直以为曹芳儿是自己的姐姐,而曹芳儿却只能默默遵守族中规矩,等待沈梦霞成人后嫁给他。后来时局动荡,姐弟俩逃难到了一户官宦人家处,弟弟与官家的小姐年龄相仿,感情日深。曹芳儿有苦在心说不出,只想待沈梦霞能独立门户后,便依约过门成亲。然而,她的小丈夫终于得中头名状元之时,曹芳儿却独自一人,拿出镜子整装打扮。镜中人早已脸色发白,两鬓泛白——命运弄人,青春不再,对爱情的美好希冀,也早已成为了镜花水月。这45分钟的女主角表演,每次都能让观众感动到流泪。这出戏也是张正芳参与过的诸多新编历史戏中,在丹东演出的时间最长的,整整两个半月,几乎每场满棚,不留空座。



954年,张正芳演出《贵妃醉酒》的剧照。

真正感人的戏都是深入人心的。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张正芳下乡劳动,常常要挑煤、卸车,后背上还垫着一块白布,写着“三反分子张正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艺术权威”。有一次,一个她不认识的老太太忽然走过来,手里还拿着四个热乎乎的鸡蛋,趁没人的时候塞给张正芳,低声说道:“哎呀,张正芳,你快拿着吃吧……唉,太可怜了,我们知道你是好人啊,你的戏演得太好了,那《双玉蝉》,我连着看了九遍,哭了九遍哪,我还想看,你可一定要保重啊。”

直到今天,张正芳依然没有忘记那个不知名姓的老太太:“我自己都没有料到,《双玉蝉》会如此打动人心。几十万人口的丹东,就有一个老太太能看九遍;而且直到我受冤屈时,她还能冒着危险来看我。这观众对我的厚爱,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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