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与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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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0年9月17日

一九八二年,我选编《论小说与小说家》时,未将这篇论文选入。因为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政府封闭了所有的妓院,帮助那些受迫害的阶级姊妹们治好了性病,学会了劳动技能,组织了幸福家庭。我们无比自豪地宣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又变成了人!女性进大学,当干部,人们都习以为常。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性别歧视似乎不复存在。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单纯了。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性别歧视,决不会就此烟消云散。我们都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它提高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光明的前景。这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但是一些次要的支流,也绝对不容忽视。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养二奶的新闻,时时见诸于报端,令人触目惊心。兹以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政协报》第六版的一篇社会调查为例。该调查报告指出,在辽宁省餐饮娱乐业女服务员中,7%曾受到老板性骚扰,63%受到顾客性骚扰,40%表示虽不愿意,只能委曲求全。“三陪”小姐成为性侵害的“新目标”,成为酗酒滋事、打架斗殴、抢劫钱财、暴力强奸案件的受害者。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女性方面,是由于生存压力的逼迫和思想观念的扭曲。在男性方面,是由于“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用损害女性人格和基本权利来满足其淫欲和低级趣味,是旧社会男尊女卑、男权思想的沉渣泛起”。女性者,母性也。我们岂能容忍这种侮辱我们母亲性别的丑恶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占人口之半的女性,人格得不到有力保障,才智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状况,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只有在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女作家,女诗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篇论文,在今日之中国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把它收入本书,增补在妇女与小说这一组论文之后。

译文出版社打算在二〇〇〇年将此书增补再版,要我补译八万字。我选中了伍尔夫的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九二八年十月,伍尔夫以《妇女与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作了两次学术演讲,听众是两个学院的女大学生。第二年发表的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以这两次演讲的内容为基础。此文以高度的幽默、机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展开论战,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为妇女历来所受歧视鸣不平,并且为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此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描述了作者杜撰的“牛桥大学”一番经历,借此说明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高等学府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第二章描述作者在英国博物馆中看到大量由男作家写的论述女性问题书籍,某教授在其大作中断然声称,女性的智力、体力、道德均低于男性。在第三章中,作者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妹妹,她具有和莎翁相等的文学天赋。然而,她的诗才必定会被男权社会所埋没,她不得不在屈辱和压抑之中虚度终生。在第四章中,伍尔夫追溯了妇女登上文坛的艰难历程。阿芙拉·贝恩在十七世纪崭露头角,女作家方始扬眉吐气。然而,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大多数英国女作家仍不得不使用男性笔名以减轻社会压力。伍尔夫在本章中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论点。其一是女作家必须寻求某种女性句法,方能表达女性特殊气质。其二是伟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某种内心真实确实存在。在第五章中,作者认为妇女应该强化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区别,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实现她们的自我。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赞同柯勒律治的观点,相信作家创造性的心灵应该同时兼备男女两性的特征。换言之,大作家在心理人格上不是单性而是双性的,是“雌雄同体”的。当这位男作家或女作家心灵中的两性因素协调平衡之时,才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伍尔夫的这种观点,和我国道家学说强调阴阳合一、中医学说强调阴阳互根的朴素辩证法似有相通之处。伍尔夫认为,女性写作尚在实习积累阶段,是在为真正女性大诗人的来临作好准备。因此,在穷困潦倒之中殚精竭虑地写作,并且为此作出种种牺牲,都是值得的。这就是她以《妇女与小说》为题所作演讲的结论。此文一气呵成,写得活泼风趣,雄辩有力,堪称论说文中的杰作。伍尔夫不仅是文坛泰斗,而且是女权先驱。此文可以说就是一篇女权主义宣言。而这篇宣言又是写得多么酣畅淋漓,才气横溢!

一九八〇年,我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开始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工作。当时文学所是个新建学术机构,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一无资金、二无图书、三无梯队、四无成果。所领导要我从意识流小说研究着手,并且希望我提出中、长期研究规划。我提出的设想是“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一个点是伍尔夫研究,这是有宏观背景的跨学科微观研究。一条线是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这是跨学科中观研究。一个面是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当代英国小说研究,这是跨学科宏观研究。二十年来,在原先设想的研究范围之内的译著、编著、专著共出版了十部,平均每两年出一本书,总算有了一点微薄的初步成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缺资金、二缺图书、三缺梯队的情况,并未基本改观。

一九八一年,我得到的科研经费,仅够我复印一本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王道乾先生说:“目前研究资料不足,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你先把此书译出来吧。”书译好后,译文出版社没有接受。这完全可以理解。伍尔夫作品相当难译,一位新手能把它译好吗?一九八二年,我通读了京、沪两地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全部伍尔夫散文,选译了与小说及小说家有关的十多篇文章,编成一个集子。我把它放在抽屉里,未与任何出版社接洽。后来,我译的一些单篇论文在华东师大学术刊物发表,老翻译家方平先生阅后认为译得很好,向上海译文出版社大力推荐。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中文译本,终于在一九八六年问世。这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译著。不料此书颇蒙读者青睐,初版六千四百册不久即告售罄。一九九〇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本。

瞿世镜

母亲知书识礼,却无个人事业可言,她的一生可用“相夫教子”四个字来概括。她的前半生,襄助我父亲管理一所私人医院。解放后,父亲将医院献给国家,教育儿子就成为她后半生的主要任务。母亲发觉学校课程偏于智育,不利于全面发展。于是,她聘请石贡豪老夫子教我古文,陆佩弦教授教我英语,奠定比较扎实的学业根基。她又聘请两位专家,教授我小提琴和绘画,提高文化修养。我自幼体弱多病,母亲深感忧虑。后来我奉父母之命拜杨澄甫宗师入室弟子黄景华大夫为师,学习太极拳,使体魄逐渐强健。我在复旦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母亲还曾经为我打字和修改英语作文。我进社科院后,母亲是我每一篇论文和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尚未完成,母亲不幸患了癌症,由于发生医疗事故,钴60照射过量引起严重后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和鼓励,我决不可能继续生存并且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一九八六年底,我的第一部专著终于脱稿,母亲大人却已驾鹤西归。呜呼痛哉!她的唯一人生乐趣,就是从儿子微小的工作业绩中分享一点成功的喜悦。为什么连这么一点点欢乐都要加以剥夺?人们常说,男人是一些大孩童。我深感此言不虚。每当我完成一项研究成果,总想再一次送到母亲手中,倾听她的批评意见。这种心情,与一个小学生把作业本送到母亲面前的心情没有什么区别。我渴望重睹母亲的音容笑貌,正如稚子瞅着壁上的挂钟,企盼他的母亲早一点下班归家。我翻译伍尔夫的这篇论文,正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纪念千千万万为丈夫和子女贡献了一生而默默无闻的妇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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