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与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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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四)

司汤达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的性格比大多数人的要矛盾得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居然同时存在着这么多相互矛盾的特性,让人十分惊讶。这些特性没有任何协调之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严重的缺点。他生性机敏、感情丰富、缺乏自信、才华横溢,工作起来十分勤奋,面对危险镇定勇敢,待朋友很好,且极富创见。他的偏见荒唐可笑,他的目标无甚价值。他非常多疑(因而也容易受骗)、气量狭窄、严厉无情,一点也不尽心,虚荣得近乎愚蠢,耽于酒色却毫无情趣,放浪形骸却毫无激情。可是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些缺点,是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司汤达并非职业作家,甚至谈不上是个文人,但他笔耕不辍,而且所写的几乎全是关于自己的事情。多少年来,他都在记日记,其中大部分保留至今,很明显,他写日记时无意将之出版;可在他五十出头的时候,写了一部长达五百页的自传,但只写到十七岁的时候。这部自传,尽管一直到死都未曾修改,却是有意出版的。在书中,他有时会拔高自己,声称做了其实并未做过的事情,但总体而言还算真实。他没有偷懒,我估计凡是读过这几本书的人(这些书确实不好读,因为有些部分枯燥无聊,经常翻来覆去的),都会扪心自问:假如让我如此坦白地暴露自己,是否会有更好的表现。

司汤达去世的时候,只有两家巴黎报纸报导了此事,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梅里美)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似乎要被人们完全淡忘掉了;事实上,要不是两个忠实的朋友费尽周折,成功说服一家重要的出版公司发行了他的主要作品,他确实会被淡忘。虽然影响力很大的批评家圣伯夫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可是公众仍旧不感兴趣。这也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圣伯夫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司汤达早期作品的,而这些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未曾注意,而后人已决定不予理睬,而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依然保留了对司汤达的游记《罗马之旅》和《旅人札记》的褒奖,但对其小说却毫无兴趣。他断言其故事人物都是些木偶,虽塑造巧妙,但一举一动却暴露出内在的机理;他所批评的情节描述也确实可信度不高。司汤达还在世的时候,巴尔扎克曾经写过一篇赞誉《帕尔马修道院》的文章;圣伯夫写道:“很显然,本人实在无法分享巴尔扎克先生对《帕尔马修道院》的热情。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他希望人们把他写成什么样,他就把贝尔写成了什么样”;稍晚些时候,他又颇为恶毒地说出,在司汤达死后,人们在其遗稿中发现一份文件,记录了他曾送给或是借给巴尔扎克三千法郎(对巴尔扎克而言,借款永远等于是馈赠),以此来收买对方的颂词。对此圣伯夫引述道:“荣誉之中混杂着不光彩的纠缠。”或许他无须如此苛求对方:他自己的那两篇文章就是收了出版商的钱的,而他所写的有关司汤达表兄皮埃尔·达鲁(此人作为作家的唯一声望来自对贺拉斯的翻译,并撰写了一部九卷本的威尼斯史)的两篇文章,也是受其家人所托为表孝心而作。

司汤达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作品将得以流传,但他估计要等到1880年,甚至1900年,自己才会获得应有的评价。面对同时代人的忽视,很多作家都相信,后人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借此来自我宽慰。然而事实却往往不是这样。后人都忙忙碌碌、疏忽大意,而当他们真的关注过去的文学创作时,也只会在当时曾经获得成功的作品中寻觅。一位故去的作家,生前备受冷落,而后来却被从故纸堆里重新挖掘出来,这种几率堪称微乎其微。就司汤达而言,则是由于一位教授(否则也不为人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座上热情称赞他的作品,恰巧在他的学生当中,又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名。他们在阅读司汤达时,从中发现了一些符合当时思想气候、在年轻人当中盛行的观点,于是便成了他的狂热崇拜者。其中最富才华的当属希波利特·泰纳,多年之后,已经成为知名大学者的泰纳撰写了一篇长文,在文中呼吁人们格外关注司汤达的心理洞察力。顺便要说一下,当文学批评家提到一个小说家的心理因素时,他们所说的心理跟心理学家所说的意思并不太一样。就我个人理解,他们的意思是说,小说家更加强调笔下人物的动机、思想和情感,而非行为;但实际上,这会导致小说家主要展现人性的丑陋一面,诸如其嫉妒、恶毒、自私、卑鄙——也就是他本性中阴暗而非光明的一面;这样做具有真实感,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自己内心有多少可憎的东西,除非我们完全是白痴。“若不是得上帝恩宠,赴刑场的就是约翰·布拉德福了。”自从泰纳的这篇文章之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司汤达的评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十九世纪法国三位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他的情况极为特殊。大多数伟大的小说家都著作等身,尤其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假如他俩活到老年的话,将会一部接一部地继续编写故事。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小说家所需要的一切才华中,大幅度地编造故事是最为关键的。这项才华,司汤达几乎完全不具备。然而他可能又是小说家里最具独创性的一位。正如他在年轻时代(他当时想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剧作家)从未想出构建一部戏剧的想法,就写小说而言,他似乎也无力从自己的大脑中构思出一个情节。他的第一部小说我已提过,就是《阿尔芒斯》。德·杜拉斯伯爵夫人曾写过两部题材颇为大胆的小说,具有“丑闻性的成就”,当时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名叫亨利·德·拉都胥,他也写了一部并匿名出版,目的是让人以为这是伯爵夫人所写,其中的主人公是个阳痿。我没读过这本书,只能讲些道听途说的话。根据这些传闻,我推断司汤达在《阿尔芒斯》中不光借用了拉都胥作品的主题,还包括人家的情节。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给主人公起了跟拉都胥书中完全一样的名字,只是后来才把名字从奥利维尔改成了奥克塔夫。他用所谓的“心理现实主义”来渲染主题,可这部小说仍显拙劣:情节极不可信,在我看来,一个患有罕见残疾的人(此人为该书赋予了主题)居然会疯狂爱上一个年轻女孩儿,这实在让人无法置信。在《红与黑》当中,如我后面将要谈到的,司汤达密切追踪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此人是一次著名审判中的主角。《帕尔玛修道院》中唯一让圣伯夫感觉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其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司汤达的描写来自一名参加过维特多利亚战役的士兵的回忆录。至于该书的其他部分,则是依靠旧有的意大利年史与传记。作为一名小说家,其情节明显取自某处,有的来自他所经历、目睹或者听说的真实事件,不过通常情况下还是来自对人物的细致描写(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人物激起了他的想象)。除了司汤达,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一流作家如此直接地从所读书籍中寻找灵感。我这番话并非毁谤,只是陈述一个奇怪的事实。司汤达没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可是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老天爷给了他准确观察的卓越天赋,还有对人心之复杂、虚妄、古怪的敏锐洞察。他对自己的同胞评价颇低,可又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兴趣。在其《旅人札记》中,他有一段启示人心的文字,记载了他在途经法国时,为了在闲暇时间欣赏美景,便驾了一辆驿站马车,可不久之后就感觉无聊透顶,于是弃车登上了拥挤的公共马车,得以跟同路人一起畅谈,并且伏在共用的桌子上倾听他们的故事。

尽管司汤达的游记十分生动,读来依然妙趣横生,不过仅仅是向我们讲述了作者的独特性格,他的声名主要还是来自两部小说和《论爱情》中的一些篇章段落。其中有一段也并不新鲜:1817年初,他正在博洛尼亚,在一次聚会中,有位吉拉迪夫人,“美目之乡布雷西亚曾经出过的最美貌女人”,对他说:“有四种不同的爱:

“(一)肉体之爱,即动物、野人和堕落了的欧洲人的爱。

“(二)激情之爱,即阿伯拉尔对爱洛伊斯、朱莉对圣普乐的爱。

“(三)L'Amour Goût,即曾在十八世纪令法国人欢喜,马里沃、坎比勇、杜克洛、德毕内夫人优雅描写过的爱。(我原封不动地写出l'amour goût,是因为不知该如何翻译才好。我认为,它的意思是指对钟意的人感受到的那种情爱,如果这个词放在牛津辞典里的话,我宁可叫它‘色欲’而不是爱。)

“(四)来自名利场中的爱,由于这种爱,德·肖纳女公爵在准备嫁给吉尔先生时说:‘在一个平民老百姓眼里,一位女公爵永远都是三十岁。’”

司汤达又补充道:“这种将所爱对象的一切都视为完美的愚蠢行为,在吉拉迪夫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结晶。”假如他不抓紧利用出现在眼前的这一有益想法,他也就不是司汤达了;不过直到数月之后,他才在所谓“天才的一天”想到那个日后闻名的类比。他是这样比喻的:“在萨尔茨堡的岩盐坑,把一根没有叶子的树枝丢进废弃矿井的深处,两三个月之后,再将其取出,上面覆盖着光亮的结晶体:其中最小的细枝并不比山雀的脚更大,却满是数不清的光彩夺目的钻石。没有谁还能认出原先的树枝。”

“我所说的结晶,指的是思维的运转,让我们的大脑从周围的一切吸取新发现(即我们所钟爱的对象具有的新的优点)。”

所有恋爱过和失恋过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个例子的巧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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