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与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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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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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二)

一天清晨,即1849年四月二十九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被带到了彼得保罗要塞。原来他参加了一个青年人组织,其成员都受当时风行西欧的社会主义观念影响,他们决心要实施某些改革措施,特别是解放农奴、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这些人每周聚会一次商讨意见。为了秘密传播组织内成员所写的文章,他们还竖起一台印刷机。警察早已经盯上他们一段时间了,所有人在同一天被捕。在牢里呆了几个月后,其中十五个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们被带到处决的地点,可就在士兵准备行刑时,有信使来报,死刑改成了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在鄂木斯克监狱蹲了四年,之后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当他被带回彼得保罗要塞后,他给哥哥米哈伊尔写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被带到了西蒙诺夫斯基广场。在那里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让我们亲吻十字架,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而我们的丧服(白衬衣)也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当中有三个人被带到木栅前准备处决。我是这排人里的第六个;他们让我们每三人一组,所以我在第二组,已经没多会儿工夫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唯有你占据我的心头;我这才头一回意识到,我有多爱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了站在身旁、向我道别的普莱斯切夫和杜洛夫。后来,退军号响起,被押到木栅前的人又都被带了回来。有人向我们宣读,沙皇陛下赦我们不死。然后又宣读了最终判决……

在《死屋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监狱生活的恐怖。其中一点值得注意。他记述道,一个新犯人刚来两个钟头,就能跟其他犯人相处融洽、亲密无间。“可是对于一个绅士或者一个贵族,那就另当别论了。无论他怎么样不摆架子,脾气有多好,人有多聪明,自始至终都会受到其他人的一致痛恨和鄙视的,决不会有人理解他,更不会有人信赖他。没有谁会拿他当朋友或同志,或许过上几年,他不再成为大家的出气筒了,但他依旧无依无靠地生活,也摆脱不了自己是个孤独外人的痛苦念头。”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属于这种类型的绅士;他的出身跟他所过的生活一样,都极为普通,除了短暂的风光之外,他一直穷困潦倒。他的朋友兼难友杜洛夫广受爱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承受着孤独和痛苦,而这些痛苦,似乎至少在部分上是由于他性格上的缺陷引起的,包括他的妄自尊大、生性多疑、烦躁易怒。不过这种处于两百同伴当中的孤独感,又驱使他重新依靠自我:“通过这种精神上的隔绝,”他写道,“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岁月,对之进行细致的剖析,查究我之前的生活,严格冷酷地审视自己。”《新约全书》是唯一一本他可以拥有的书,他不停地读来读去。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可谓巨大。自此之后,他处事谦恭,极力压制自己正常人的欲望。“在万事万物前,你都要谦卑起来,”他写道,“想想你过去的生活,想想你在未来能够成就什么,想想你灵魂深处潜伏着多么巨大的恶毒、卑鄙、邪恶。”牢狱生活至少暂时遏制了他那自负而专横的情绪。出狱时的他不再是一名革命者,而是一名王权和既定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一名癫痫病患者。

关押期满后,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的一处小驻地做士兵,以此来完成刑期。那里的生活异常艰辛,可他却坦然接受这种痛苦,认为这是对自己所犯罪过应有的惩罚,因为此时的他已认定,自己参与的改革活动是严重错误的;他写信给哥哥说:“我绝无怨言;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理应背负它。”1856年,通过一位老校友的从中调停,他得以离开军队,生活也比先前略为好些。他交朋友、恋爱,恋爱的对象叫玛丽亚·德米特耶夫娜·伊莎耶娃,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带着一个儿子,丈夫由于酗酒和肺病已奄奄一息;据形容,此人中等身材、美貌绝伦,苗条、热情、高贵。关于她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生性多疑、嫉妒、自寻烦恼。他成了她的情人。然而过了一段时日,她的丈夫伊沙耶夫被转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驻扎的那个村子迁到了大约四百英里开外的另一个边疆驻地,并且死在了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写信求婚,对方犹豫不决,部分上是因为此时两人都一贫如洗,还因为她已经爱上了一位名叫佛古诺夫的“品格高尚、有同情心”的年轻教师,并且成了他的情人。深陷情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妒火中烧,可是他有一种伤害自己情感的热望,再加上作为小说家,他又有一种把自己看成是小说人物的倾向,因此他做了一件具有其典型特点的事情,就是宣布佛古诺夫比自己的亲兄弟还亲,他还恳求自己的一个朋友送钱给对方,好让玛丽亚·伊莎耶娃得以同自己的情人成婚。

不过,他不需承受什么严重后果就可以扮演一个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心爱人幸福的伤心人角色,这是因为这位寡妇一心想发财,佛古诺夫虽然“品格高尚、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今已是一名军官,对他的赦免不会久拖,而且他也没有理由写不出成功的书来。两人于1857年成婚。他们手头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出去借,直到没钱可借了,他又再次开始文学创作;但是由于以前蹲过监,他必须获得出版许可才行,而这并非易事。婚姻生活也不容易过,事实上是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归结于妻子生性多疑、喜欢胡思乱想。他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自己也十分急躁、喜欢争吵、神经兮兮,对自己缺乏信心,就跟当初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一样。他开始动手写各式各样的小说片断,然后放到一边又写别的,最终没有多少作品出来,而且也毫无价值。

1859年,由于他本人的请求和朋友们的影响,他获准重返彼得堡。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内斯特·西蒙斯教授写了一本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既有趣味又有启发,他在书中不无公正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来重获行动自由的手段非常可鄙。“他写了爱国诗歌,一首是庆祝亚历山德拉皇后生日的,另一首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的,他还为尼古拉斯一世驾崩写了挽歌。他向当权者以及新登基的沙皇本人写求援信,在信里声称自己热爱年轻的王室,他把王室描绘成普照众生的太阳,他还宣布愿意为沙皇舍弃自己的生命。对于以前的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但坚持说自己已经悔改,并在为自己曾经丢弃的想法受难。”

他携夫人和继子在首都定居下来。从当初作为罪犯离开这里,距今已经十年了。他同哥哥米哈伊尔联手创办了一份文学期刊,刊名叫《时代》,他为这份刊物写了《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刊物很成功,他周围的环境也宽松起来。1862年,他把杂志交由米哈伊尔照管,自己则去游览西欧。对于本次游历,他并不满意。他发现巴黎是“一座令人极度厌倦的城市”,那里的人唯利是图、心胸狭窄。对于伦敦穷人的苦难和有钱人的虚伪体面,他都倍感震惊。他还去了意大利,可他对艺术不感兴趣,在佛罗伦萨呆了一个星期却没有去乌飞齐美术馆,而是靠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悲惨世界》来打发时间。罗马或者威尼斯,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返回俄国。他已不再爱自己的妻子,对方感染了肺结核,如今成了慢性病患者。

就在他动身出国几个月前,时年四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对方当时想在他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短篇故事。她的名字叫波琳娜·萨斯洛娃,二十岁,还是处女,长得很漂亮,不过,为了表现自己学问高深,她剪了短发,戴着副黑框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很是着迷,返回彼得堡后,他就引诱对方发生了关系。而后,由于一位投稿者的倒霉文章,导致杂志被禁,他决定再次出国,理由是治疗自己的癫痫病,一段时间来,病症愈发严重,可这只是个借口;他是想去威斯巴登赌钱,因为他想好了一套如何把庄家的钱全部赢来的办法,他还订好跟萨斯洛娃在巴黎约会。他把妻子留在了距离莫斯科有段距离的弗拉基米尔,从贫困作家基金会借了些钱便出发了。

在威斯巴登,他输掉了大多数钱,而他能离开赌桌,仅仅是因为他对波琳娜·萨斯洛娃的热情超过对轮盘赌的热情。他俩原计划一同去罗马,可就在等待他的时候,这位自由的年轻女士又同一位西班牙的医学学生有了一段短暂的瓜葛;对方遗弃她后,她心烦意乱。对于这种事,女人是很难泰然处之的,她拒绝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恢复关系。而他接受了这一局面,并且提议他们应当以“兄妹身份”同赴意大利,反正她也无所事事,于是便同意了。这一安排并不成功,其中的麻烦就是,他俩手头紧张,不得不时常当掉一些小饰品,经过几个礼拜的“感情伤害”之后,两人分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国,发现妻子生命垂危。六个月后,她死了。他给一个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的妻子,这个深深爱着我、我也极度爱恋着的人,在莫斯科停止了呼吸,她是在患肺病去世前的一年转到那儿的。我一直跟着她,整个冬天一刻也未曾离开她的身边……我的朋友,她爱我极深,而我对这份感情的回报也是无以形容;然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并不幸福。等哪天见到你,我会告诉你全部情况的。不过眼前我还是要说,撇开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不幸福不谈,我们本不该失去彼此的爱,而应当相互依靠,苦难越重,依靠越深。在你看来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却是事实。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高尚的女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夸大自己的爱妻之情。那年冬天,他两赴彼得堡,为的是打理跟哥哥一同创办的一份新杂志。该杂志已不再像《时代》那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米哈伊尔在得病不久后去世,留下一大堆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自己必须照顾他的遗孀和子女、他的情妇以及情妇的子女。他向一个富有的姑妈借了一万卢布,然而到1865年,他宣告自己破产。此时的他手上有一万六千卢布的债据,还有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债主们都很不好对付,为了躲避他们,他再次向贫困作家基金会借钱,另外还签了一本到期交稿的小说,拿到一笔预付款。凭着这些钱,他去了威斯巴登,想再到赌桌上去试试运气,同时也见见波琳娜。他向她求婚,对方拒绝了。很明显,假使她爱过他,现在也不再爱了。我们可以推测,她当初跟他也是因为他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且作为一个杂志的编辑,也对她有利用价值。可如今杂志被禁,他的外貌一直不怎么起眼,而且他已经四十五岁,秃头,还有癫痫病。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在身体上让她反感的男人对她垂涎三尺更让她恼火的了,坦白讲,如果他再不肯接受对方的拒绝,她就会逐渐痛恨他了。我猜想这就是波琳娜当时的情况。有关她变心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让自己很有面子的解释。我将在后面适时谈到这一点及其对他的影响。他们把钱全都赌光了,于是他写信向屠格涅夫借钱,他刚跟人家吵过架,心里还厌烦鄙视对方。屠格涅夫寄给他五十泰勒,凭借这笔钱,波琳娜得以去了巴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在威斯巴登呆了一个月。他身上有病、穷困潦倒。他只能静静地坐在屋里,以免触动食欲却又无钱满足。他实在困苦不堪,便写信给波琳娜要钱。而此时的她似乎已卷入另一桩韵事,好像也没回信。他开始写一本新书,他自己说是迫于无奈、争分夺秒。这本书就是《罪与罚》。最后,他给一位西伯利亚时期的老朋友写的求助信得到回馈,他得到足够的钱离开威斯巴登,又在这位朋友的进一步帮助下设法回到了彼得堡。

还在写《罪与罚》的时候,他想起自己签过合同,要在某一天之前交付书稿。根据他所签署的不公正协议,假如他不按期交稿的话,出版商有权出版他随后九年的所有作品,而不用付给他一分钱。最后期限即将到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束手无策。此时,有个聪明人建议他雇个速记员;他照做了,二十六天后,便完成了一部叫做《赌徒》的小说。这个名叫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的速记员只有二十岁,相貌平平,可是她高效、能干、耐心、忠实,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度崇拜;1867年年初,两人结婚了。他的继子、他哥哥的遗孀及其子女,都料到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供养他们了,便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儿充满敌意,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实在过分,搞得她十分可怜,于是她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离开俄国,他又一次债台高筑。

这一次,他在国外呆了四年。起初,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感到同这位知名作家一起生活很难。他的癫痫病愈加严重。他脾气暴躁、做事轻率、爱慕虚荣。他依然同波琳娜·萨斯洛娃保持信件往来,这可无助于安娜内心的平静,但是作为一个极富理智的年轻女人,她把不满都深埋在自己内心。他们去了巴登巴登,在那儿,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赌钱了。他照常输光了一切,也照常给所有会帮他的人写信要钱,要更多的钱;可钱一到,就马上输到赌桌上了。他们把手头一切值钱的东西全都典当了,搬到越来越便宜的公寓去住,有时候甚至没钱吃饭了。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怀孕了。以下是他写的一封信的节选,此时他刚刚赢了四千法郎:

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恳求我,说四千法郎就该满足了,让我马上离开这儿。可是还有机会呀,完全可能轻而易举地赢回一切。要举例子吗?一个人除了自己赢的钱,他还能看到别人赢上两万、三万法郎(他是不会看到那些输钱的人的)。这个世界上有圣人吗?钱对于我来讲,比对他们重要。我下的赌注比我输的钱还要多。我开始失去自己最后的那点儿资源了,这令我怒不可遏。我又输了。我当掉了自己的衣服。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当掉了她的所有东西,包括她最后的小装饰品(真是个天使!)。她给了我怎样的安慰,在这该死的巴登,我们躲避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小破屋里,她是多么疲惫啊!终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输光了。(唉,这些德国人真可耻。他们一律都是些放高利贷的、恶棍、流氓。房东知道我们还未收到钱是无处可去的,于是抬高价钱。)我们最后不得不逃离巴登。

孩子出生在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赌博。当他把本该供养妻儿生活必需品的钱输掉的时候,心里非常悔恨,可口袋里刚有几个法郎就匆忙赶回赌桌。三个月后,孩子夭折了,这令他痛不欲生。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又怀孕了。两口子极度拮据,为了给自己和妻子买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向临时认识的人借钱,这个十法郎,那个五法郎的。《罪与罚》大获成功,他着手写下一本书,书名叫《白痴》。出版商同意每月给他寄二百卢布;可是他那不幸的虚弱身体让他困顿不已,被迫一再索要预付款。《白痴》未能让对方满意,他又开始写另一部小说,《永久的丈夫》,之后则是一部长篇小说,英文名叫作《群魔》。与此同时,迫于形势(我指的是当他们已经透支掉自身信用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妻儿搬来搬去。但是他们十分想家。他从未克服内心对欧洲的憎恶。巴黎的文化与荣耀,休闲安逸,德国的音乐,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瑞士风景明媚、神秘莫测的美丽湖泊,托斯卡纳的优雅迷人,佛罗伦萨的艺术宝藏,对他全都没有触动。他觉得西方文明过于资产阶级,颓废而堕落,并且坚信,它即将土崩瓦解。“我在这儿正变得愚钝而狭隘,”他从米兰来信说,“我急需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回俄国的话,根本无法完成《群魔》。安娜也渴望回家。可是他们没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已把相当于连载版权费的钱款全都预付给了他。前两期小说已经登载在杂志上,由于害怕得不到继续连载的机会,出版商先把钱汇去买车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返回圣彼得堡。

这是在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离去世还有十年。

《群魔》颇受肯定,对当时青年激进分子的批评使得该书作者成为保守界的朋友。他们认为他对政府反对改革很有利用价值,便给他在一家报社提供了一个收入很高的编辑职位。报纸名叫《公民报》,由政府资助。他在那里干了一年,而后由于跟出版商意见不合辞职离开。安娜说服丈夫,让她自己出版《群魔》;这一尝试大获成功,从此之后,安娜推出他各种版本的作品,获得丰厚利润,结果他终其一生不再缺钱。他余下的几年,寥寥数语即可带过。他以《作家日记》为题写了大量应时之作。这些文章广受欢迎,他开始以导师和先知而自居。这种角色,没有几个作家不想承担。此时的他已是一个狂热的斯拉夫优越论者,在充满兄弟情谊(他将之视为俄国人民的特殊天赋)、渴望为全人类奉献的俄国民众当中,他看到了医治俄国乃至全世界病症的唯一希望。此后的事态发展说明:他实在过于乐观。他写了一部小说,名叫《少年》,后来改叫《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声誉日隆,到他1881年突然去世的时候,已被许多人视为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据说他的葬礼曾是“俄国首都历史上最受人关注的公共集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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