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与杰作

巨匠与杰作
经典模式 护眼模式 女性模式 日间模式 夜间模式
(三)
快捷键
  • 全屏阅读f11
  • 前后翻页向前向后
  • 上下滚屏向下向上
  • 返回目录enter
我知道了

(三)

年轻时候的索尼娅·托尔斯泰娅似乎很是迷人。她身材优雅、眼睛漂亮,鼻子肉嘟嘟的,乌黑的秀发充满光泽。她活力四溢、精神饱满,说话声音十分好听。托尔斯泰长期写日记,他在其中不仅仅记载了自己的希望与想法、祈祷与自责,还有自己犯下的过错,既有性爱上的,亦有其他方面的。为了不向未来的妻子隐瞒一切事情,他刚一订婚就把日记交给她阅读。她深感震惊,在一个以泪洗面的不眠夜之后,她把日记交还给他并表示原谅。原谅是原谅了,可她没有淡忘。他俩都是情绪激动的人,有很多所谓的个性。这通常指的是这类人的有些性格很让人不快。伯爵夫人要求苛刻、占有欲强、嫉妒心重;托尔斯泰则无情专断、气量狭窄。他坚持要她给孩子喂奶,她也非常乐意;但其中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乳房疼得厉害,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奶妈,于是他就无理地冲她发火。两人时不时地吵架,然后又和好。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总的来说,多年的婚姻也还算幸福。托尔斯泰工作起来很努力,笔耕不辍。他的字体常常很难阅读,不过每写完一部分,伯爵夫人都为其誊写,因此能轻松辨别其字迹,甚至连他草草写下的话和不完整的句子也能猜出意思。据说她誊写《战争与和平》达七次之多。

撰写此文的时候,我主要引用了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生平》,还使用了他翻译的《忏悔录》。莫德的优势便是他本人认识托尔斯泰及其家人,他的记叙也有很强的可读性。遗憾的是,他也不管读者需不需要,便大谈特谈自己以及自己的看法,居然还认为理应如此。我深为感激E·J·西蒙斯教授所写的那部完整详尽、令人信服的传记。他提供了许多艾尔默·莫德忽略的素材,后者可能也是有自身的考虑吧。这部书必将长期作为英语传记的楷模。

西蒙斯教授这样描述托尔斯泰的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早餐,主人讲的妙语趣话让整个交谈十分地轻松愉快。最后,他会站起身来说,‘现在该工作了’,随后躲进自己的书房里,往往手里还拿着一杯浓茶。谁也不敢打扰他。等他在午后露面,就是准备活动活动了,通常就是散散步、骑骑马。五点钟,他赶回来吃晚饭,一通狼吞虎咽,填饱了肚子就给所有在场者栩栩如生地讲述刚才散步时的见闻。饭后,他又躲回书房看书,八点钟来到客厅同家人和任何来客一起喝茶,常常还伴着音乐、朗诵或是孩子们的游戏。”

这种生活繁忙而有益,倒也让人知足,如此开开心心地一年又一年,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索尼娅生孩子、照顾孩子和房子、协助丈夫工作,托尔斯泰则骑马打猎、看管地产、撰写作品。他快要五十岁了,对于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青春已逝,蓦然回首,他们往往追问自己的生命价值何在;举首前瞻,又往往感觉前途黯淡。还有一种恐惧,一生都在困扰着托尔斯泰,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皆有一死,除了危难或重病之际(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大多数的死亡尚算合情合理。在《忏悔录》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的:“五年前,在我身上开始出现非常奇怪的事情。起先,我体验到生命的困惑与凝滞,就好像我不知道该怎样存活或者该做什么一样;于是我倍感失落和沮丧。然而这种感觉过去了,我又像往常一样生活。而后,这种困惑时刻再度袭来,愈加频繁,而且总是同一形态。这种时刻伴以如下问题: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又将去向何方?我感觉自己一直以来的立足点已经土崩瓦解,脚下什么也没有了。我所依靠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依靠。我的生命停滞不动了。我尚能呼吸、进食、饮水、睡眠,我不得不做此类事情,但它们远非生活,因为其中没有我认为可以合理实现的愿望。”

“所有这一切降临的时候,也正是我所有的一切被人视为无比幸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有个爱我也让我很爱的好妻子、听话的孩子们,还有一处很大的地产,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增值变大……我受人赞誉,而且不用自欺欺人,我觉得自己名气很大……我拥有强健的大脑与身体,这些情况在我这类人中很少看得到:体力上,我能赶得上收割庄稼的农民;脑力上,我能一口气工作六到八个小时,而且不会因为如此努力落下什么恶果。”

“我的精神状态在自己看来是这样子的:我的生命就是不知谁跟我开的一个愚蠢而恶意的玩笑。”

青年时代的饮酒无度给他造成严重的宿醉。他小时候就不再相信上帝,但信仰的缺失令他痛苦不满,因为他没有了可以解决生命之谜的理论依据。他曾自问:“我为什么要活?我该怎样活?”他遍寻不到答案。如今他再次开始信仰上帝,然而对于一个感情如此丰富的人而言,非常奇怪的是,他的信仰来自推理。“假如我存在,”他写道,“必定有其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一切原因之首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有一段时间,托尔斯泰坚信东正教,但让他感到厌恶的是,该教博学之士们的生活与其教义并不相符,他觉得自己无法相信这些人要他相信的一切事情。他打算只相信那些简单直观的东西。他开始接近穷人、普通人、文盲当中的信众。对这些人的观察越是深入,他就越发坚信:虽然他们的迷信思想十分蒙昧,但他们拥有必不可缺的真正信仰,只有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这份信仰才能让他们生活下去。

过了数年之后,他才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年都是充满了苦痛、冥想和探究。短短几句话很难把这些观点总结清楚,我也是犹豫再三才试图这么做的。

他逐渐认为,真理只存在于基督的话语中。他否认那些阐发基督教信条的教义,认为这都是明显的谬论,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他否认基督神性、圣女生子、耶稣复活。他否认基督圣礼,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基于基督教义,仅仅是为了遮掩真相。他曾一度不信死后还有来生,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相信自我乃是上苍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觉得自我随躯体死亡而终止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在临终前不久,他宣布自己不相信所谓创世的上帝,但相信存在于人们良知里的上帝。人们不免觉得,如此一位神灵简直就跟半人马或是独角兽一样,纯属想象世界中的虚构之物。托尔斯泰相信,基督教义的核心就在于“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条戒律;他断定“什么誓都不可起”这条圣训不光适用于赌咒之语,而是适用于一切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话和起誓军人的话;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则不许人们与本国的敌人作战或是在遭受攻击时进行自卫。然而在托尔斯泰看来,接受观点就要付诸行动:如果他断定,基督教的实质就是博爱谦让、克己忘我、以德报怨的话,就会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摒弃生活中的享乐,应当谦恭卑下、受苦受难、慈悲为怀。

索尼娅·托尔斯泰作为东正教的虔诚信徒,坚持要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并且每天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守职责。她可不是一个很注重神性的女人;的确,考虑到有这么多孩子,要自己照看他们、确保他们受到良好教育、操持好一大堆家务,她也实在没多少时间去思考什么神性。对于丈夫变化后的人生观,她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但还是足够容忍地接受了。然而当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导致行为上的转变时,她开始生气了,并毫不犹豫地形之于色。因为他认定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少消耗别人的劳动成果,所以开始自己生炉子、打水、打点衣物。由于想要自食其力,他请来一个鞋匠教他怎么做鞋子。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他跟农民们一起干活儿,耕田地、运干草、砍木头;伯爵夫人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在她看来,他从早到晚干的都是没什么用处的活儿,即使在农民当中,也只有年纪轻的人才干这些活儿。

“你当然会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样生活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快活。这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说:那你快活去吧!可我依然为此烦恼:如此的精神力量,居然浪费到劈木头、烧茶炊、做靴子上——这些事情作为休息或调剂还不错,可不能拿着当专职啊。”她说得不无道理。就托尔斯泰而言,他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高尚,这实在是愚蠢之至。而且体力劳动也不见得更加辛苦。每个作家都清楚,写上几个钟头,身体就会疲劳不堪。工作自身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人们工作就是为了享受休闲,只有蠢人才会因为不工作的时候不知该做什么而去工作。然而即使托尔斯泰觉得写小说给闲人阅读不对,我们也认为他应当去找点比做鞋更有才智的活儿去干,他鞋做得很差,送别人的鞋人家都不肯穿。他穿衣服像个农民,变得又肮脏又邋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在装卸肥料之后去赴宴,他的身上臭气熏天,必须把窗户都敞开才行。他放弃了自己一直十分痴迷的打猎,而且为了不让动物被捕杀食用,他成了素食者。许多年来,他一直适度饮酒,可如今完全戒了酒,最后在经过痛苦挣扎之后,还把烟也戒掉了。

此时,孩子们正在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教育,而且因为最大的女儿塔尼娅即将初入社交界,伯爵夫人坚持要求全家在冬天搬到莫斯科去。托尔斯泰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面对妻子的坚决,他还是让步了。在莫斯科,他对自己见到的贫富差距感到无比震惊。“我感到很可怕,而且不停地感觉到,”他写道,“只要我饭菜吃不了,而有些人却没饭吃,我有两件外套,而有些人一件都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们一直在劝他:世间从来就有贫富差距,而且未来也永远都会有,可都无济于事,他觉得这实在不公;在探访了一家贫民的夜间宿舍、亲眼见到其惨状以后,他感觉回家坐享五道菜肴的大餐,由两名白领结白手套的男佣侍候左右,这实在是可耻至极。对于那些危难中求助于他的落魄之人,他试图解囊相助,但是他逐渐发现:他们从自己那儿卷走的钱,往往作孽大过造福。“金钱是魔鬼,”他说道。“因此与人钱财的人亦是魔鬼。”由此他很快便认定,财产是邪恶的,拥有它是一种罪孽。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显而易见的:他决心抛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妻子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她可不愿意身无分文地过日子,也不想让孩子们一贫如洗。她威胁说要告上法庭,到时让托尔斯泰声明自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在经过天晓得有多久的剧烈争吵之后,他提出把财产转交给她,而她予以拒绝,最后他把财产划分给了她和孩子们。在这一年里,这种争吵不止一次地导致他离家出走,要跟农民们住到一块儿,可是没有走很远,就被自己给妻子带来的痛苦给拽了回去。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虽然对身旁的奢侈生活(只是适度的奢侈而已)感到羞耻,但依然从中受益。两人之间的摩擦继续。他不同意伯爵夫人让孩子们所受的传统教育,对于她不让自己随意支配财产也无法原谅。

在对托尔斯泰生平的简述中,我被迫略去了很多有趣的内容,而在处理他皈依以后的三十年生活时,我会更加地简明扼要。他成了一名公众人物,被公认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作为一名小说家、教师、道德家,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誉。那些想要根据他的思想来生活的人,建立起一片片领地。当他们试图把他的道德准则付诸实施的时候,屡遭困境,而他们的不幸遭遇也成了既有教育意义又让人捧腹的故事。由于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喜好争辩、不容异己,再加上他深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必定怀有卑劣动机,所以他没几个朋友;但是由于他声名日隆,大批的学生和朝拜者来参观俄国的圣土,记者、观光客、崇拜者和信徒,富户和穷人,贵族和平民,纷纷来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前面我已说过,索尼娅·托尔斯泰是个嫉妒成性、占有欲强的女人;她总是想要独占自己的丈夫,厌恶外人进入自己的家门。她的忍耐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一面向人们描述自己所有的细腻情感,一面照老样子生活,喜好甜食、自行车、骑马、色欲。”还有一次,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实在忍不住抱怨,因为他为了别人开心而做的这些事情把生活搞得很乱,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他对爱与善的宣扬导致了对自己家庭的忽视,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闯入了我们的天地。”

在最早的那些同意托尔斯泰观点的人当中,有个叫契尔特科夫的年轻人。此人资财丰厚,曾是一名近卫军上尉,然而当他开始信奉不抵抗原则时,便辞去职务。他是个诚实的人,是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狂热者,但却盛气凌人,具有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非凡能力;艾尔默·莫德称,凡是跟此人打交道的人,要么变成了他的工具,要么与之争吵,要么不得不避而远之。他跟托尔斯泰之间萌发友情,这份情意一直持续到后者去世,他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影响力,令伯爵夫人愤恨不已。

尽管对于托尔斯泰为数不多的其他朋友来说,他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可契尔特科夫依然怂恿他步子再大一点,更加严格地将其付诸实施。托尔斯泰专注于他的精神发展,以致忽略了自己的财产,结果,尽管他的总资产大约值六万英镑,每年却只带来区区五百镑的进项。这点钱显然不够维持全家开支和一大帮孩子的教育。索尼娅说服丈夫把1881年之前所写的一切作品的版权交给自己,然后凭着借来的钱,她开始搞起了自己的出版经营。一切运作得非常成功,她把相应的款项都给还上了。可是保留其文学作品的版权,这种做法明显有悖于托尔斯泰的信念,即财产是邪恶的,于是,在契尔特科夫掌握了对他那强大的支配能力以后,他便唆使其宣布,自1881年之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为公众所有,谁想出版就出版。这一举动足以触怒伯爵夫人,然而托尔斯泰仍不罢休:他要她交出早期那些书的版权,自然也包括那几本非常畅销的小说,对此她坚决予以回绝。她的生计,以及她家里的生计,全都依赖于此。于是便是尖酸刻薄、无休无止的争吵。索尼娅和契尔特科夫让他不得安宁。

用户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