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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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家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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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一章 作家生平

第二天,伦纳德又在信中写道:

希特勒已下令他的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这难道仅仅是夏季军事演习?还是——?哈罗德在广播中深谙世故地暗示:这可能就是战争。这不仅是欧洲文明的毁灭,而且是我们最后一段行程的彻底毁灭。

伦纳德在结婚之后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他的夫人。他为她规定工作的时间,限制宾客的访问,以免她疲劳过度,甚至还为她制订适当的食谱。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弗吉尼亚才华横溢、个性极强,不会轻易容忍他人的干预。然而,事实证明,伦纳德所采取的那些保护性措施,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弗吉尼亚所患的那种极其严重的“神经衰弱”,当时的医生都感到束手无策。弗吉尼亚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一旦旧病复发,就会危及她的艺术创作。因此,她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伦纳德为她作出的种种安排。

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弗赖伊向自然主义发动了进攻。他指责自然主义者想给现实对象铸造一个精确的复制品,却丢失了对象的审美特征。他把表现主体的精神生活看作艺术的基本使命。弗吉尼亚正是从弗赖伊的美学理论中受到了启发,在《论现代小说》和《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等著名论文中,激烈地批评自然主义作家,唾弃那种粗野的“物质主义”而提倡高雅的“精神主义”,奠定了她的意识流小说的理论基础。

面部表情的变幻,的确揭示出潜伏在内心的隐忧。疾病限制了弗吉尼亚的生活范围,她不能生儿育女,也不宜参加过多的社交活动。曾经有好几次,她不得不为了健康的原因而中止写作。倘若她不是那么才气横溢,倘若她没有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倘若她缺乏如此坚定的艺术信念,也许她早已彻底放弃写作了。

弗赖伊认为,艺术是想象生活的表现,而想象生活不同于现实生活。他特别强调这种想象生活的独立性、非功利性、非道德性和超脱性。

斯特雷奇觉得弗吉尼亚需要一位思想上、精神上和她志同道合的爱人,一位充分了解她、关心她、爱护她的终身伴侣。因此,他在写给伦纳德的信中,建议他和弗吉尼亚结婚。伦纳德在回信中说:“你认为弗吉尼亚会接受我的要求吗?如果她接受的话,请发电报给我。我立即乘下一班船回国。”

我自私、嫉妒、残酷、好色、爱说谎而且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我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结婚。这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和一个不如我的女性在一起,我无法控制这些恶习,而且她的自卑和驯服会逐渐地使我变本加厉……正因为你不是那种女性,就把这种危险无限地减少了。也许你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有虚荣心、自我中心、不忠实,然而,它们和你的其他的品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你是多么聪明、机智、美丽、坦率。此外,我们毕竟都喜欢对方,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和同样的人物,我们俩都很有才气,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所共同理解的那种真实,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总之,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传统观念破灭、基本信仰动摇的时代,一个文化思潮急剧变迁的时代。因此,弗吉尼亚·伍尔夫说:“我们显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变迁;我们自身也在变动。”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那种怀疑、变迁、骚乱的影响,特别是像弗吉尼亚这样一位年轻人,因为她从小就在智力活跃、善于探索的人们中间生活。

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们深信:只有通过开诚布公地、自由地交换意见,才能建立友谊和爱情这些弥足珍贵的人际关系。他们以个人自觉的道德和责任感,来取代那种强加于人的社会规范。只有以友谊和爱情为基础,才能有真正的思想交流;而如果友爱尚不足以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那就只有通过艺术这个途径。艺术虽然是一种比较间接的手段,它却更为永恒。他们相信,只有人的精神从对于艺术品的精妙赏析中得到升华之时,人才能成为文明的人。根据约翰斯顿的考察,对于布卢姆斯伯里集团而言,艺术宛如一种宗教。他们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能力的最高表现。正因为他们承认艺术的社会功能,因此他们要传播这种宗教,要在群众之中普及高雅的艺术。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不仅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空前激化,终于导致了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浩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消灭了千百万人的躯体,而且戕害了亿万人的心灵。理性、正义、道德、宗教、国家、家庭、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被大炮和炸弹轰得四分五裂。人们突然丧失了他们所有的精神支柱。

弗·

一种文明的模式虽然被历史的发展所打破,代表着这种文明模式的艺术品却保留下来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她的艺术作品,是她从生活中间截取的“永恒的瞬间”,是她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属于她个人的独特幻象。而本书的宗旨,也就在于探讨这些独特的艺术品,探讨她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

我确信我又要疯了。我感到我们不可能再经受住又一个可怕的精神崩溃时期。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复原了。我开始耳鸣,思想不能集中。因此,我将要采取一个似乎是最为恰当的行动。你已经尽可能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你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直到这个可怕的疾病来临,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为幸福。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我,你就可以工作。我知道你愿意工作。你瞧,我甚至不能在信中恰当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也不能阅读。我想要说,是你给了我一生的幸福。你对我体贴入微、百般忍耐,简直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要说——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如果有人能够挽救我的话,那就一定是你。我已失去了一切,但我仍然深信你的善良。我再也不能浪费你的生命了。

我在上面列举了促使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的种种原因。实际上,她从未放弃过对于人生的执著追求。她的日记表明,她本来还有一些小说要写,还有一些话要说,她的艺术使命并未终结。在她的书桌上,还遗留着一部未完成的小说的手稿。

作为一位思想家和作家,莱斯利·斯蒂芬自然需要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但是,在他家中子女成群,共有八个孩子,那就不可能十分清静。他的原配夫人玛丽安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他的续弦夫人裘丽亚和他结婚时,带来与前夫达克沃思所生的三个孩子:长子乔治、女儿斯特拉、幼子杰拉尔德。裘丽亚再醮之后,和斯蒂芬又生了四个孩子:文尼莎、索比、弗吉尼亚、艾德里安。最后那四个孩子年龄相仿,关系亲密,特别是文尼莎和弗吉尼亚这对姐妹,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感情更深,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劳拉虽然精神失常,在弗吉尼亚少年时期,她仍留在家中,对大家的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干扰。乔治、斯特拉和杰拉尔德年龄要大得多。他们自然另有天地。在这个大家庭中,有了两群年龄、性格互不相同的子女,必然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昆廷·贝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暗示,弗吉尼亚后来精神失常,与她那两位同母异父兄长在她少年时期对她所倾注的不正常的热情有关。根据罗杰·普尔的考察,弗吉尼亚的异父兄长确实对她有过越轨的猥亵行为,因而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精神创伤。普尔在他的那本专著中对此提出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此外,达克沃思家族原来那种中上层的生活背景,使他们对于斯蒂芬家的弟妹们的自由主义倾向感到不安。尽管如此,文尼莎、索比和艾德里安对弗吉尼亚十分友爱,她的母亲非常慈祥,她的父亲虽然有时不免脾气暴躁,却时常伴她散步聊天,是她的良师益友。

当她身体健康、无忧无虑、心情愉快、兴味盎然、兴奋激动之时,她的脸上容光焕发,具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非人间所有的美。当她情绪平静、无牵无挂、坐在那儿阅读或沉思之时,她依然极其美丽。然而,当紧张、疾病或忧虑之风拂过她的表面,脸上的表情和形态就骤然发生变化。这脸庞依然是美丽的,但她内心的焦虑和痛苦,使这美本身也充满了痛苦。

我想,再也没有两个人会比我们更幸福的了。

急剧的变化并不局限于经济、政治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传统的信念动摇了,被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代替。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宗教伦理观念被推翻了。对于各种古老的命题,提出了新的答案。但是,这种答案是在一种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的情绪之中提出来的,缺乏维多利亚时期那种肯定无疑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

弗赖伊又把美感限制于“有意味的形式”,认为只有这种艺术形式,才能唤起观照者的美感。对“有意味的形式”详加阐述的,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另一位美学家克莱夫·贝尔。他认为,所谓形式,即艺术品内部各个部分和质素构成的一种纯粹的关系,有审美能力的观照者,方能察觉这种关系。所谓意味,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审美感情,有审美能力的观照者在审视纯粹的艺术形式时,就会产生这种感情。例如,观照者审视一幅图画,作品的线条、色彩以某种方式排列组合构成的关系或形式,激起了观照者的审美感情。那么,这些线条、色彩构成的关系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贝尔指出,艺术家可以借助于“简化”和“构图”,来创造“有意味的形式”。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麦文·雷德在《现代美学选读》一书中指出,贝尔的理论是“恶性循环”。若问“有意味”何所指?答曰:指形式能唤起的审美感情。若问审美感情何处来?答曰:来自“有意味的形式”。这岂不是成了一个连环套?因此,罗杰·弗赖伊也承认,倘若要解释“有意味的形式”,不论他用什么方法,恐怕都会陷入“神秘主义的深渊”

昆廷·贝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传记》中写道,她同意与伦纳德结婚,“这是她毕生最为明智的决定”。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婚姻生活和她的文学事业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和帮助,她也许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位大作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世俗的夫妻关系。弗吉尼亚在少女时期曾因同母异父兄长的越轨行为而蒙受严重的心灵创伤,因此非常厌恶甚至完全弃绝性生活,也不愿生儿育女。伦纳德在这方面充分尊重弗吉尼亚的意见。弗吉尼亚是一位独立不羁的女性,她不仅不和丈夫同房,她的工作也是独立自主的,她有她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判断标准。她单独地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从不向她的丈夫展示她的手稿,也不向他披露作品的内容。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中心,不仅是一个局限于小圈子的团体的中心,而且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她的位置是在一些共同产生的特点和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特点和条件,以前没有产生过,而且我认为以后也不会产生。……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去世,一种文明的整个模式被打破了。

三、布卢姆斯伯里的美学观

既然艺术家把他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绪化为艺术形式,审美者要领悟这种情绪,亦须通过对于艺术形式的观照,艺术形式自然就成为弗赖伊美学理论的焦点。因此,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它最根本的性质。”

斯蒂芬爵士的原配夫人是小说大师萨克雷的女儿哈里特·玛丽安·萨克雷。玛丽安的姊妹安尼·萨克雷也是一位小说家。弗吉尼亚的教父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是美国驻英大使,一位出身于文学世家的诗人。斯蒂芬爵士性格开朗,交游甚广,经常在家中招待文艺界的名流,或者邀请他们到康沃尔郡的海滨别墅去避暑。每逢周末,他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群贤毕集。托马斯·哈代、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埃德蒙·戈斯等大文豪,都是他的座上佳宾。斯蒂芬的家成了当时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著作、伟大的人物荟萃之地。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弗吉尼亚自幼耳濡目染,得益匪浅。后来她能卓然成家,与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弗吉尼亚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和《康希尔》杂志的主编,在政治上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是不可知论者。他的精力异常充沛,他不仅是他的家庭生活的主宰,而且还是一位业余登山运动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们在文化界和艺术界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0年,美国的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出版了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从此以后,这家出版社把罗杰·弗赖伊、克莱夫·贝尔、爱·摩·福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陆续介绍给美国公众。于是,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影响就越出了欧洲的范围。这批年轻的探索者,当初甚至还找不到一个出版社来出版他们的著作,不得不亲自动手排版、印刷、装订、销售,现在国外居然也有出版社专门出版他们的著作了。这说明他们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这是一种出乎他们意料的成功。布卢姆斯伯里的文化学术思想或许有点非同凡俗、不合常规,但他们已不复是一群奋斗挣扎的青年艺术家,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文人了。

最亲爱的: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大英帝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已逐渐完成,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家庭和阶级结构正在崩溃,整个社会面临着一场经济危机。

弗赖伊认为,艺术形式是一种排斥功利目的、道德责任的纯粹形式,内容只是随形式而转移的因素,所有的基本美感性质,都离不开纯粹的形式。艺术形式中的内容,已非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特殊的内容,经过艺术创作的改铸过程,它已经被艺术化、审美化、抽象化了,它已融化于形式之中,而不复独立存在。

弗赖伊把对于艺术形式的观照看作一种特别重要的“精神训练”,因为,由形式观照而产生的审美情绪,与任何涉及人生的(功利、道德)情绪相比较,似乎更为普遍、更为深刻、更有精神上的意义。弗赖伊认为,辨认和感觉艺术形式的能力,几乎可以作为一种标准尺度,用来测量艺术家是否能够摆脱日常人生的功利观念,是否能够达到一种超然的态度,从而使形式关系中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显露出来

1907年,文尼莎与克莱夫·贝尔结婚,弗吉尼亚与艾德里安迁居到附近的菲茨罗伊广场29号,并且恢复了由于索比之死而一度中断的星期四晚会。弗吉尼亚是一位极有风度的女主人,法国文学家莫洛亚写道:“我觉得她非常美丽,那张瓜子脸上的线条温柔而充满智慧,一双眼睛令人赞美,流露出善意的神情。”弗吉尼亚不但容貌动人,而且谈吐不凡。青年作家雷蒙·莫蒂默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语:“她的谈话充满了魅力,真是沁人心脾,令人拍案叫绝。”因此,弗吉尼亚自然在星期四晚会上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难怪小说家贝内特要把她称为“高雅之士的皇后”。

正是乔·爱·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提供了一种伦理观和艺术观:

我之所以爱上你,并不是——确实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是如此美丽,虽然你的美貌必然是而且应该是我爱上你的一大原因;我之所以爱上你,是由于你的思想和你的品格,在这方面我从来不知道有谁可以与你相比。这一点你能相信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尔夫一家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弗吉尼亚身罹重病,经济拮据,战争的灾难使她深为震惊。在战争年代里,伍尔夫夫妇开创了一项事业,它不是一时的业余爱好,而是终身从事的严肃工作。1917年,伍尔夫夫妇购置了一台陈旧的手摇印刷机,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把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或学术著作介绍给英国公众。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托·斯·艾略特、爱·摩·福斯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名家的著作。弗吉尼亚和她的丈夫亲自操作手摇印刷机,熟悉了排字、印刷、合订、装帧等全部工序。不久之后,他们俩就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小型印刷企业的经营者。对于弗吉尼亚来说,选定和审阅有价值的原稿,然后再亲自排版、装订,把它奉献给读者,是一种真正的乐趣。殚精竭虑地创作,使弗吉尼亚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而排版、印刷、装订等体力劳动,可以使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对于弗吉尼亚来说,的确是一种有益身心的、必要的调节。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7年之后的全部作品,也出版了当时一些最重要的作家的探索性著作。这个出版社既有崇高的美学目标,又是一项切合实际的社会事业,它完全合乎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一贯宗旨,而且为弗吉尼亚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她不必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寻找出版社而四处奔走。因此,弗吉尼亚在她的日记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是的,我是在英国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唯一女性。”

以索比在剑桥大学的同窗好友为原始核心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在弗吉尼亚主持之下,成员逐渐增多,影响不断扩大,几乎囊括了当时英国知识界上层最重要的、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所谓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其实并非有组织的社团,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同人俱乐部。它没有任何约束性的帮规教条,也没有礼仪性的入会手续,仅仅是由一种对于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共同爱好和对于传统思想规范与行为准则的怀疑,把他们松散地团聚在一起。正如衣修午德所说:“布卢姆斯伯里的这些人,是由于才能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共同信仰,是艺术上严格的原则性。”这些朋友的专长不同,观点也未必一致,但在怀疑传统、探索新的道路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弗吉尼亚是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她的姐姐文尼莎是画家;她的姐夫克莱夫·贝尔是画家、艺术批评家、美学家;利顿·斯特雷奇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伦纳德·伍尔夫是政论家;罗杰·弗赖伊是画家、美学家;邓肯·格兰特是美术家;锡德尼·撒克逊·特纳是音乐家;H.T.J.诺顿是数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经济学家;他的夫人莉狄亚·洛波科娃是著名的芭蕾舞蹈家;德斯蒙德·麦卡锡是当时最优秀的戏剧评论家;爱·摩·福斯特是小说家。此外,诗人托·斯·艾略特、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青年作家雷蒙·莫蒂默和衣修午德与这个集团也有往来。剑桥大学教授、数学家伯特兰·罗素和哲学家乔·爱·摩尔则是这个圈子里受到欢迎和尊敬的长者。

我们已认识到或能认识到的、与我们相隔甚远的东西,就是某些像人际关系带来的乐趣和由美的对象引起的快感那样能够大致上描述出来的意识状态……它们是道德赖以存在的理由,是人类活动的合理的终极目的,是检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

这段文字引自1892年9月12日出版的《海德公园门周刊》,笔调虽然稚嫩,但是拼法、语法毫无差错,文句也很通顺。在这段短短的记录之中,已经孕含着她的代表作《到灯塔去》的种子。弗吉尼亚在周刊上发表了《一个伦敦佬种田的经历》和《一位男性家长的经历》等习作,这是她在写小说方面最早的尝试。

弗吉尼亚决不是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当她兴奋激动之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但也有可能在突然间变得焦虑不安、疲乏不堪。在社交活动中,她有时羞怯窘迫,有时从容自如,有时又会非常辛辣地讽刺挖苦别人。她很有风度、光艳照人,但是不修边幅,对于服饰毫不讲究。她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喜欢在郊外或伦敦的街道上散步,参加朋友的集会,谈到深夜亦毫无倦意。她喜欢说笑话,对于各种人物都极感兴趣。她机智、健谈,但也善于聆听别人的谈话。尽管如此,人们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她的心底里,似乎潜伏着某种忧伤的情绪。对于弗吉尼亚的复杂性格,伦纳德曾经加以生动的描绘:

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功和布卢姆斯伯里的友情给她带来的欢乐,是和一种深沉的痛苦交织在一起的。她的疾病既是生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她觉得她的生活时常被恶梦干扰。她身心交瘁,喜怒无常,情绪极不稳定。她的亲密朋友斯特雷奇和罗杰·弗赖伊先后逝世,她心爱的侄儿又在西班牙阵亡那纤细而潦草的笔迹奋笔疾书,为一部新的小说写下几页手稿,或者字斟句酌地修改前一天所写下的文稿。每天下午,她要在霍加思出版社工作。傍晚时分,她阅读各种书刊、散步种花、探亲访友。弗吉尼亚逐渐成为一位受到公众注目的人物。她在大学里发表演说,在工人夜校讲课,宣扬她的文学观点和女权主义,公开批评官方的文化审查制度,甚至反对授予荣誉学位之类繁文缛节。

现在我愿意绝对地服从你的任何要求。我并不认为你要我走开,但是,如果你要我走,我将立即离开。如果你并不要我走开,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会使我们不能继续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我想我是能够保持这种友谊的——而如果你的确发现你是可以爱我的,你要告诉我。

弗赖伊认为,艺术的传达功能是社会性的。然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或审美者的观照活动,是以个人的身份来进行的。因此,他对于艺术活动的分析,都以他目光中的个人心理为基础,或者说,以一种抽象的“人”的心理为基础。

摩尔具有精神的朴素的美,纯洁的、热情的、高度的想象力。不空想,不浮夸。摩尔有一次在梦境中不能把命题同桌子相区别。然而,即使是醒着,他也不能把爱、美、真与家具区别开来。它们都有轮廓的限定,有着同样稳定的、坚实的、客观的质量和常识公认的现实性。

弗吉尼亚除了在幼年时期曾经从她的父母手中得到一定的启蒙教育之外,又曾在伦敦的帝王学院学习历史和语言课程,她的拉丁文教师是文学家华尔特·佩特的妹妹克拉拉·佩特女士,她的希腊文教师是沃尔博士。弗吉尼亚体弱多病,时常辍学,后来聘请珍妮特·凯斯女士担任她的家庭教师,在家中学习希腊语。因此,弗吉尼亚不仅英文很有根底,而且了解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观念。但是,她的兄弟索比和艾德里安却受到比她更为正规、完善的教育,他们都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剑桥大学是拥有许多第一流学者、教授的高等学府。在剑桥任教的著名数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剑桥向我展示了一个无限愉快的新境界。”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说道:“在我进剑桥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生活会是这么令人兴奋的。”这是因为剑桥大学里的确具有一种生动活泼、思想解放的学术气氛。

爱好真和美,具备宽容而又诚实的精神,对无聊的事物深恶痛绝,有幽默感而又有礼节,好奇,厌恶平庸、粗暴和虚荣,不迷信,不假装正经,毫不畏惧地接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畅所欲言,关心艺术教育,蔑视功利主义和愚昧无知,总之,要热爱甘美和光明的东西。

人们已经不能接受维多利亚时期那种家庭生活的传统模式。在维多利亚时期,妇女的理想是当个贤妻良母。她们只要学会一点绘画、跳舞之类的高雅艺术和烹饪、育婴等治家的本领。她们在经济生活上依赖于丈夫,是丈夫俯首帖耳的奴仆和家庭中的点缀品。现在她们却要走出家庭,在工厂、学校或办公室中找到一席之地,不仅要有独立的经济生活,而且要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她们受过教育,思想解放,能言善辩,自由地和异性交往,甚至还参加选举活动。在维多利亚时期,男子往往遵循长辈的旨意,到军队、教堂或商业机构中去效劳。但是,从第一次大战中退伍归来的青年,再也不相信爱国主义的神话和自由平等的谎言,他们满腔忿恨地指责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无非是一场卑鄙的骗局。这一代青年男女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宗教是否必要。他们公开讨论并且体验婚前的两性关系。人工流产和生育控制也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们不再敬畏王室的权威,自由地议论甚至指责政府的缺点。他们开始不断地怀疑过去被人们所公认的各种社会生活准则,并且认为不确定性乃是一种真正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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