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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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锋芒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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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锋芒初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就表明了她的女权主义立场。她告诉人们:妇女必须争取她们的权利,开阔她们的视野,改善她们的地位。有人对雷切尔说,如果她整天弹钢琴,可能会扭伤她的手臂,这就会有损于她的风姿而使她嫁不出去。我们的女主人公听了这话,未免感到有点哭笑不得。对于这种妇女必须以其姿色来取悦于男子的传统观念,伍尔夫显然极为不满。雷切尔之所以愿意与海伦·安布罗斯夫妇待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和那些世俗之徒迥然相异。他们似乎为她提供了“一间与整幢房屋隔离的房间”,提供了“一片森林,一个避难之所”。而一位像雷切尔那样的女性,也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来保证她精神上的自由发展。她的心灵中充满着幻想,她的心灵是和她父亲的航船、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和贝多芬优美动人的乐曲联系在一起的。

特伦斯与雷切尔承认爱情“极其重要”,这似乎与19世纪小说中的人物并无二致。然而,他们之所以强调爱情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它将导致婚姻的缔结、家庭的建立、社会地位和生活阶段的改变,而是因为陷入情网的恋人在内心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情绪上的根本变化。伍尔夫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心理效应。

书中主要的女性有三位。二十七岁的凯瑟琳·希尔伯里小姐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她的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她的家庭环境十分优越。二十五岁的玛丽·台却特小姐是一位乡村牧师的女儿,她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不是为了糊口谋生,而是为了使精神有所寄托。卡珊德拉·奥特韦小姐是凯瑟琳的表妹,她是一位情窦初开的美丽少女。书中主要的男性有两位。拉尔夫·丹纳姆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律师,他不得不为了生活而辛勤地工作,但是他对于生活充满了幻想。威廉·罗德尼是一位诗人,他思想保守、诗才平庸,但是非常敏感,虚荣心极强。主要的配角是凯瑟琳的父母,特别是她的母亲,作者在小说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往往由她来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一位妇女应该如何来安排她自己的生活?婚姻对于男性和女性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位女性而言,事业和婚姻的价值何在?夫妇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如何?这些就是18、19世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所提出的问题。它们也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和戴·赫·劳伦斯所关心的问题。与劳伦斯的人物相比,伍尔夫笔下的人物较少谈论她们自己的感情或人生哲学的思辩。但是,像劳伦斯一样,伍尔夫的情节具有象征意义,尽管从外表上看它们相当合乎传统。

《夜与日》的主题、情节和笔调都使人想起简·奥斯丁脍炙人口的爱情小说。因此,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一篇书评中把弗吉尼亚·伍尔夫称为“当代的奥斯丁”。但是,她又指出:“当我们读完奥斯丁的小说,把它置之一旁,它的魅力并未稍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读过之后,就丧失了它的一部分力量。”的确如此,一部模仿之作,无论它如何酷肖原著,相比之下难免稍逊一筹。因为模仿者与被模仿者的个性气质不可能完全相同。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按照她自己的个性,去开辟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这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将要承担的光荣任务。

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可以在大多数人身上同时并存。它们也可以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同时并存。但是,要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因素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却需要一定程度的艺术素养和灵巧的艺术手腕。在伍尔夫写这部处女作时,她尚未充分具备这种素养或手腕。《远航》可以说是一部行为喜剧,它与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实在太相近了,其中充满了用餐、舞会、散步、谈情说爱之类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她用这些生活细节作为支点,来支持在某些重要的瞬间闪耀出来的象征主义的光芒。

威廉·罗德尼曾多次向凯瑟琳求婚。她犹豫再三,因为她深知自己并不爱威廉。但是,后来她终于答应和他订婚。玛丽钟情于拉尔夫,但她拒绝了拉尔夫的求婚,因为她知道拉尔夫所梦想着的爱人是凯瑟琳而不是她自己。凯瑟琳一再向威廉说明她自己的爱情理想,威廉也知道他与这种理想相去甚远。后来,他又被天真烂漫、姿色秀丽的卡珊德拉所吸引。凯瑟琳察觉了威廉的意向,决定玉成他和卡珊德拉的好事,尽可能为他们俩安排互相接触了解的机会。同时,她也开始与拉尔夫建立起真诚的友谊。最后,威廉和卡珊德拉、凯瑟琳与拉尔夫,这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失恋的玛丽献身于工作和事业,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情节有点类似莎士比亚的喜剧,而凯瑟琳的母亲希尔伯里夫人的确经常提到莎翁,把他的喜剧作为一个参照系,作为春天、爱情和青春的象征。

在某些段落里,伍尔夫把卡珊德拉和凯瑟琳作为象征性的对立面来加以描写:“凯瑟琳是单纯的,卡珊德拉是复杂的;凯瑟琳是扎扎实实、直截了当的,卡珊德拉是模模糊糊、难以捉摸的。总之,她们很好地代表了妇女的天性之中男性气质的一面和女性气质的一面。”凯瑟琳缺乏那种羞怯、犹豫、软弱的女性气质,因此她不能曲意顺从地按照威廉所需要的模式来改造她自己。她蔑视那种传统女性所扮演的贤妻良母角色,即使可能因此而被斥为不守妇道,她也在所不惜。卡珊德拉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样的角色。玛丽并未排斥这种传统的角色,但她发现自己与这种角色沾不上边。没有人会认为玛丽具有男性气质。看来还是凯瑟琳的抉择最具有吸引力,伍尔夫所塑造出来的这个人物的功能,或许是体现了作家本人所趋向的价值观念。然而,凯瑟琳这个人物将来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局,还是难以肯定的。

起初,凯瑟琳·希尔伯里似乎除了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方式来安排她的前途之外,别无选择的余地。作为一位少女,她必须和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家庭就是她生活的中心。成年之后,她应当嫁一个被她的父母所选中的、和她的家庭门当户对的男人。一个新的家庭将会成为她生活的中心。她要为她的丈夫而生活,接着是为她的孩子们而生活,直到她的孩子们长大成人,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组建他们的家庭。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生活模式,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在家从父,嫁则从夫,夫死从子”这一套伦理规范。在这种循环模式之中,妇女始终没有独立的意志、人格和地位。她始终是以某个男子为中心的家庭中的附属成员。凯瑟琳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预先决定了她必须恪守这个循环模式。仅仅由于凯瑟琳的母亲希尔伯里夫人本身充满着罗曼蒂克的幻想,所以她最后认可了女儿背叛传统的罗曼蒂克行为。

在这短短的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的几个特色:句子富于节奏变化;选择词汇十分精细;意象和民间传说的适当运用。在这段文字的开头,两个人物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作者所使用的长长的句子,实际上是用分号隔开的简短的陈述句和疑问句,这些并列的短句一气呵成地倾泻出来,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随后,这两个人物由于情绪过分激动而感到精疲力竭、四肢无力,作者就在这儿使用了节奏拖沓的主从复合句。在威廉筋疲力尽快要走不动的时候,作者用了一个最短的句子——“他同意了。”这些句子节奏的变化,和当时人物情绪的变化正相吻合,读者在阅读时,也就可以借此体验到当时气氛和情绪的种种变化。此外,伍尔夫使用了“一闪而过”、“枯萎”、“低声细语”等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来获得感觉、视觉、触觉、听觉方面的效应。枯萎的野蕨和凋零的树叶成了象征,反衬出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枯萎凋谢。而神话故事中两个迷了路的孩子的意象,也恰恰是这两个人物陷入感情的迷途的一种象征。总之,精美的语言、灵敏的感觉、象征和暗示,这些伍尔夫作品中的重要特征,在这部小说中已可见端倪。

她发觉自己原来被他紧握着的手臂突然垂了下来,不禁大吃一惊;接着她看到他的脸奇异地扭曲了;一个念头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他在笑么?过了一会儿,她才发现,他是在哭泣。他突然间变得这般模样,使她手足无措,她呆若木鸡地伫立了片刻。她绝望地感到,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打破这可怕的局面,于是她伸出双臂搂着他,让他的脑袋在她的肩膀上靠了一会儿,带领着他继续往前走去,低声细语地安慰他,直到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他们紧紧地搂着;她的泪珠儿也沿着脸颊滚滚而下;他们俩默然无语。注意到威廉步履艰难,她觉得自己也四肢无力,就提出要在一棵橡树下休息片刻,这树下的蕨草已经枯萎而变成褐色了。他同意了。他又长叹一声,像孩子一般无意识地抹了一下眼睛,他开始说话了,他刚才的怒气已经完全无影无踪了。她忽然想到,他们就像神话故事里两个在树林中迷了路的孩子,她心里怀着这样的念头,发觉凋零的树叶在他们四周纷纷飘落,被秋风吹得这儿一垛、那儿一堆,每堆有一两尺厚。姑娘。后来她发现,这是由于雷切尔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在她的身上还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可能性。海伦姨妈觉得,她的外甥女应该得到一个充分发展其个性的机会。因此,她邀请雷切尔到她的家中来作客。雷切尔欣然从命。当时海伦姨妈和她的丈夫里德利·安布罗斯正在南美洲长期居留。于是,小说的第二部分,就开始描写这三个人物在南美洲别墅中的生活。这是一个与当时英国的现实生活隔绝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与英国的社交规范相疏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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