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果戈理

尼古拉·果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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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面具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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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面具赞

1

“……某君,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他矮个子,脸有点麻,皮肤有点偏胡萝卜色,眼角甚至有点黏糊糊的,正面看去有点秃,脸颊两边是对称的皱纹,面色紫红……

“……他的名字叫巴希马契金(Bashmachkin)。很显然这个名字源自bashmak——鞋子。可是何时,具体什么时间,据‘鞋子’起名的,则全然不知。他们家全都——父亲和祖父,甚至还有姐夫——其实巴希马契金家的全体成员——都穿靴子,每年换鞋底也不过三次。”

2

果戈理是一个怪人,不过凡是天才都是古怪的;只有充满活力的二流作家似乎才是心存感激的读者心目中聪明的老朋友,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读者自己对于生活的观点。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哈姆莱特》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学生荒诞的梦。果戈理的《外套》是怪诞、可怕的噩梦,在暗淡的生活图案上挖出了黑乎乎的窟窿。草率的读者只在故事里看到一个放肆的小丑过度的嬉闹;严肃的读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果戈理的主要意图是谴责俄国官僚政治的恐怖。但是,不管是想要开怀大笑的人,还是渴望得到“发人深思”的书籍的人,都不会理解《外套》到底说的是什么。一个具有想象力的读者,才可以读这个故事。

深沉的普希金,平淡的托尔斯泰,婉约的契诃夫,都曾有过荒诞深思的时刻,这一面使句子模糊,一面又透露了值得突然转移关注焦点的隐含意义。但是在果戈理这里,这个转移正是他的艺术的基础,每当他努力用文学传统的流畅笔调写作,合乎逻辑地对待合理的思想的时候,他的才能便丧失殆尽。当他像在不朽的《外套》里那样真正放开手脚,在他个人秘密深渊的边缘信步的时候,他就成了俄国从未出现过的最伟大的艺术家。

理性的生活面要实现突然的倾斜当然有许多途径,而且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方法。在果戈理这里,是两个动作的结合:一是弹跳,一是滑行。想象一下有一个活板门非常突然地在你脚下打开,一阵狂风把你吹到空中,然后又重重地将你甩到旁边的一个陷阱里。荒唐是果戈理最得意的灵感之源——但是我说的“荒唐”,意思非指奇特或者滑稽。荒唐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和程度,就像悲惨也有的那样,而且,在果戈理这里,荒唐更接近于后者。断言果戈理把他的人物放在荒唐的情景中是错误的。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放在荒唐的情景中假如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界都是荒唐的;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假如你说的“荒唐”意思是指逗引人们窃笑或耸肩的事。但是,假如你所说的是指引起人们的怜悯,是指人的状况,假如你的意思是指所有那些在不太怪诞的世界里与最崇高的理想、最深沉的痛苦、最强烈的感情紧密相连的东西——倘若如此,那么当然相反的情形势必就出现了,于是一个迷失在果戈理荒诞离奇的、不可靠的世界里的可怜人,根据一种间接的对照,就会是“荒唐”的了。

成衣匠的鼻烟盒的盖子上有“将军肖像;我不知道是什么将军,因为成衣匠的大拇指在将军的脸上磨出了一个窟窿,窟窿的上面粘了一小方纸”。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巴希马契金的荒唐也是如此。我们没有想到在旋转的面具中间,有一个面具原来是一张真人的脸,或者至少是那张脸应该处的位置。人类的本性非常荒诞地产生于构成果戈理世界的种种混乱骗局。《外套》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荒唐的,因为他是可怜的,因为他是有人性的,因为他正是与他似乎形成如此强烈对照的力量所造就的。

他不仅仅是有人性和可怜的。他还有更深的意义,正如小说的背景不仅仅是嘲弄一样。在显而易见的对照的背后,依稀还有一种历史的渊源。他的整个身心透露出与他所属的梦幻世界情形相似的颤抖和闪烁。对于在粗制滥造的画屏后面的其他东西的暗示,非常艺术性地与粗略的叙述结构相结合,导致具有平民思想的俄国人把这些暗示完全忽略了。但是,如果对果戈理的故事采用具有想象力的阅读方法,人们就发现,在最率真的描述性片段的各处,这个或那个词儿的插入,有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副词或一个介词,例如“甚至”或“几乎”这样的词儿,却效果极好,竟然使一个最平淡的句子迸发出一片怪异的噩梦烟花;不然就是,以散漫的口语方式开始的片段突然间脱离轨迹,偏入真正属于它的荒诞叙述方向;要不然,也是同样突然地,一扇门打开,泡沫四溅的诗歌巨浪破门而入,最终却归于消歇,或者转化为自己的嘲弄,或者戛然而止,句子中断,变回魔术师口中的念念有词,这种念念有词是果戈理风格的一大特点。它给人的感觉是,那是一件既滑稽可笑又非常宏伟壮阔的东西,老是潜伏在近处——人们喜欢这样想:事情的令人发笑的一面和令人发奋的一面,只是一字之差。

3

这样说来,我们透过最平淡的句子的豁口,不断地窥见的那个古怪的世界又是什么?它在某些方面就是真实的世界,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又是非常荒唐的世界,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遮掩这个世界的舞台布景。《外套》的主要人物,那个逆来顺受的小职员,就是由这些窥见的一幕幕构成的,因此他象征着突破果戈理风格的那个神秘而真实的世界的精神。那个逆来顺受的小职员,他是一个幽灵,是某个悲惨深渊的来客,他碰巧披上了一个小官吏的伪装。俄国进步的批评家在他身上觉察出了一只斗输了的狗的形象,因此整个故事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一种社会抗议。但是,这个故事远不止如此。果戈理风格纹理上的豁口和黑洞意味着生活本身纹理的缺陷。现在问题闹大了,所有的人都是症状轻微的疯子,追求着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而一个既符合逻辑又荒唐的力量又将他们困在徒劳无益的工作上——这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既有徒劳无益的谦恭,也有徒劳无益的统治,即在这个全然徒劳的世界上,激情、欲望、创造性的冲动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就是一件无论是裁缝还是顾客都顶礼膜拜的新外套。我不是在说教育意义,不是在说教育课。在这样一个世界没有道德教育课,因为这里既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它排除可能将它摧毁的一切,因此,任何改进措施、任何斗争、任何道德教育的目的或者努力,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我们不可能改变一颗行星的轨迹一样。它是果戈理的世界,因此它是与托尔斯泰的世界,或普希金的世界,或契诃夫的世界,或我自己的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但是在读了果戈理的作品以后,人们的眼睛会带上果戈理的眼光,而且很容易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他的世界的零星景象。我到过许多国家,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那样的东西,一直都是这个或那个偶然遇见的熟人梦寐以求之物,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果戈理。

4

《外套》的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可怜的小职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去订购一件新外套。外套还在做,就已经成了他的人生之梦。就在他穿上这件新外套的第一个晚上,他走在一条黑暗的马路上,外套被人抢走。他因悲伤而死,他的鬼魂在全城游荡。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情节,当然真正的情节(正如果戈理始终表现的那样)在于风格,在于这个超绝故事的内部结构。要领会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你的脑子必须来一个颠倒,以便摆脱传统的文学标准,跟随作者走他的超人想象的梦之路。果戈理的世界与“可折叠的宇宙”或者“爆炸的宇宙”这样的现代物理学概念有一些相关;他的世界已经远离了上个世纪旋转自如的有规律的世界。文学风格上也有一个曲面,就像空间有一个曲面一样——但是俄国读者几乎没有人敢于一头扎进果戈理的神秘混乱中,而毫无拘束、毫无遗憾。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并且把自己对于普希金的认识建立在柴可夫斯基极其糟糕的歌剧剧本的基础上的俄国读者,只能在果戈理神秘大海中最细小的浪花里涉水,将反应局限于欣赏他心目中的所谓古怪幽默和妙语连珠。但是,潜入水底的人,寻找黑珍珠的人,喜欢深海怪物而不要沙滩阳伞的人,将会在《外套》中,找到把我们的生存状态,与我们难得产生荒诞认识时所隐约认识到的其他状态和形式,联系起来的迹象。普希金的散文是三维的;果戈理的散文,至少,是四维的。他可以与他的同时代人、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相比,因为他严厉批评了欧几里得,并且早一个世纪发现了爱因斯坦后来才提出的许多理论。假如平行线不相交,这并非是因为平行线不能相交,而是因为它们有其他的功用。《外套》里透露的果戈理的艺术表明,平行线不但可以相交,而且可以扭动,可以非常密集地缠绕,正如两根柱子的水中倒影,会呈现出摇曳不定的变形,倘若水面上有必需的涟漪的话。果戈理的天才正是那涟漪——二加二等于五,即使不是五的平方根,而且在果戈理的世界这都是很自然发生的,因为在果戈理的世界,无论是有理数学,还是任何我们与我们自身之间的伪物理学上的一致,严格说起来都是不存在的。

5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所享受的外套制作和穿戴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他脱衣和一步一步回到他自己鬼魂的赤身裸体的过程。从故事的一开始他就在准备他的高得出奇的跳跃——还有看起来无害的细节,例如他为了节省鞋子而踮起脚跟走路,还有他不太知道是走在马路的中央还是到了句子的中间,这些细节描述使得小职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渐渐隐去,到了故事的最后,他的鬼魂似乎是他这个人最实际、最真实的部分。他的鬼魂在圣彼得堡街头游荡,寻找他被人抢走的外套,最后盗走一名大官的外套,因为在他遭到不幸的时候这名大官拒绝伸出援手——这个部分的描述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可能像一个普通的鬼故事,但是到了故事的结尾这一描述转变了,变成了我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说明的情形。既是庄严崇高的顶峰,又是dégringolade。请看:

“大人物差一点吓得死过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般在他的下属面前,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不管是谁,只要朝他的气宇轩昂的外表和体型看上一眼,常常就能想象得出他的性格脾气,难免会不寒而栗;然而现在这个时候他(就像许多外表非常刚强的人常有的那样)感觉非常可怖,他甚至觉得自己昏厥也是在情理之中。他甚至自动地脱下外套,接着声嘶力竭地大叫,要马车夫把他送回家去,而且要快马加鞭。一听见一般是在紧急关头才有的语调,而且这样的语调甚至[注意这个词的重复使用]还伴随着更有效果的什么,马车夫心想把脑袋缩进去才是上策;然后他朝着马儿就是一鞭,马车像离弦的箭冲出去。六分钟以后,也可能更长一点,[照果戈理的特殊计时器来看]大人物就已经到了他的家门口。脸色发白,惊恐万状,身上没有穿外套,就这样他没有去到卡洛琳娜·伊凡诺夫娜[他过往密切的女人]家,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他跌跌撞撞进了卧室,辗转反侧一夜没有睡好,所以第二天早晨用早餐的时候他女儿直接就说:‘爸爸,你今天脸色不好。’但是爸爸没有做声,而且[这时开始模仿《圣经》格言的语气!]他既没有说他昨夜遇到了什么,没有说他到哪里去了,也没有说他曾经想要到哪里去。发生的整个事情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时开始陡然下滑,即果戈理为了特殊需要而采用的精彩的突降法]。甚至更加难得听他对下属说出这样的话:‘你竟然敢?——你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吗?’——或者不管怎样假如他真这样说话,那也是在他先听完人家要说的话之后。但是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从那以后职员的鬼魂全然不见了踪影:显而易见,大人物的外套他穿着非常合身;不管怎样,外套从身上被抢走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再听说了。然而,许多喜欢多想而又警惕的人不愿就此罢休,他们依旧老是断言在城市的偏远地区这个职员的鬼魂还会出现。而事实上郊区的一名警察还亲眼看见[岂止是从说教口吻向怪诞口吻的陡然下滑,现在已经出现了急剧坠落]屋后出现了一个鬼。但是,由于他生来就是一个有点胆小的人(所以有一回,一头普通的成年小猪从一家私人住房窜出来,就将他撞倒在地,把一群公共马车车夫乐翻了天,后来他向每个车夫索要十个铜板算是嗤笑别人的罚款,拿来买鼻烟了),因此不敢把鬼截住,而是借着黑暗在后面一直跟着,想不到鬼突然转身,停下来问道:‘你想干什么,你?’——说着就拔出一个拳头,甚至在活人中间也很少见过这么大的拳头。‘没想干什么,’巡夜的警察回答道,说完立即回头走了。不过,那个鬼倒是高大得多了,蓄着很大一条髭须。很清楚,鬼是朝奥布霍夫桥的方向走的,接着便很快在黑夜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连串“毫不相干”的细节(例如,私人住房里通常都有“成年小猪”的无聊臆断)产生了很好的催眠效果,于是人们几乎没有明白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这就是最后一笔的妙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此处故事主要的结构上的考虑被果戈理故意掩盖起来(因为一切真实都是假面具)。被当成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没有穿外套的鬼魂的人,实际上就是抢了他的外套的人。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鬼魂就因为他没有外套才存在的,而警察由于陷入了故事最古怪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之中,他错把这个鬼的死对头即抢了外套的人,当成是这个鬼了。这样一来,故事就画成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像所有的圆圈一样,不管它们是苹果,还是星球,还是人的圆脸。

所以归纳起来,故事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含糊的声音,含糊的声音,高涨的丰富感情,含糊的声音,高涨的丰富感情,含糊的声音,高涨的丰富感情,含糊的声音,荒诞的高潮,含糊的声音,含糊的声音,最后这一切又都回到最初生成它们的混乱之中。在艺术的这一个最高水平上,文学关心的当然不是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对胜利者的诅咒。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因为在这灵魂的最深处,还掠过了其他世界的影子,就像无名、无声息的轮船的影子掠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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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两个耐心的读者此时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确实是唯一让我感兴趣的点。我草草写下关于果戈理的这些笔记的目的,我希望,至此已经十分清楚了。直言不讳地说,归纳如下:倘若你想了解一点俄国,倘若你渴望知道被人猛烈抨击的德国人的闪电战为什么不能奏效,倘若你对“思想”、“事实”、“寓意”感兴趣,那就离果戈理远一点。为了要读他的书而吃尽苦头学习俄语,那是不可能得到你那种现钱回报的。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他没有什么可以对你说的。离开这里。高压线。长期关闭。避开,切勿,不要。我要在这里开列满满一张单子的禁令、反对、恐吓。当然毫无必要这样做——因为不该读的读者毫无疑问不可能把书读到这里。但是该读的读者我很欢迎——我的兄弟,我的孪生兄弟。我的兄弟在弹风琴。我的姐妹在读书。她是我的姑妈。你必须先学习字母,唇音,舌音,齿音,带z的音,嗡嗡声,大黄蜂的声音,采采蝇的声音。其中一个元音能让你说出:“呃!”在你学习人称代词之初你心理上一定感到费力、受了伤害。然而我觉得要接触果戈理没有其他途径(要接触其他俄国作家在这一点上道理也一样)。他的著作,像一切伟大的文学成果一样,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思想上的。果戈理的名字要说成“Gaw-gol”,而不是“Go-gall”。最后的“l”这个音是渐弱的浊音,英语里没有这个音。假如你连一个作家的名字都读不准,那你就别指望读懂这个作家。我翻译了许多片段,那都是我贫乏的词汇能做到的最好的翻译,但是即使这些片段是如同我内心深处所听见的那样完美,因为不能表达这些片段的语调,这些片段的译文还是不可能取代果戈理。在我试图表达我对于他的艺术的态度时,并没有拿出关于它的特殊存在的任何有形的证据。我只能扪心自问,并断言我没有虚构果戈理。他确实曾写作,他确实曾活着。

果戈理生于一八〇九年四月一日。依照他的母亲(当然她编造了下面这个令人抑郁的轶事)的说法,他五岁写的一首诗,人人皆知的平庸作家凯普尼斯特见到了。凯普尼斯特抱起这个严肃的顽童,对他的喜形于色的父母说:“假如命运能给他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导师和向导,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天才作家的。”但是另一桩事——他是四月一日出生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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