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自传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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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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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三节

卢卡维什尼科夫家的纹章不像纳博科夫家的那么张扬,也不那么传统。那只盾是一个domna(原始的鼓风炉)的格式化了的变体,无疑是暗指熔炼我的充满冒险精神的先辈们发现的乌拉尔的矿石。我想要强调,这些卢卡维什尼科夫们——西伯利亚的开拓者、金矿的勘探者和采矿工程师们——和同样富有的莫斯科的同姓商人之间没有亲缘关系,不同于有些传记作者们草率的想当然的猜测。我的卢卡维什尼科夫们属于(自十八世纪以来)喀山省的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他们的矿山坐落在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一侧的彼尔姆省,下塔吉尔斯克附近的阿洛帕耶夫斯克。我父亲曾两次乘坐以前的西伯利亚快车到那里去过,这是北欧快车家族中的一趟漂亮的列车,我曾打算不久后要乘坐,虽然这是一次昆虫学而不是矿物学的旅行;但是革命阻碍了这一计划。

我记忆中他是个痩削匀称的小个子,肤色微黑,有闪着赭色斑点的灰绿色的眼睛、浓密的黑色八字胡,以及系住他领带结的蛋白石和黄金蛇形环上方显眼地上下移动的喉结。他的戒指和袖扣也是蛋白石的。一条小金链围在他痩弱的汗毛很重的手腕上,在他的鸽灰色、鼠灰色或银灰色的夏装的扣眼里通常插着一朵康乃馨。只有在夏天我才见到他。在罗日杰斯特维诺短暂地逗留后,他会回到法国或意大利,回到他在波城的城堡去(叫佩皮纳),回到他罗马附近的别墅去(叫塔玛林多),或者去他热爱的埃及,他从那里给我寄来美术明信片(棕榈树及其倒影、日落、手放在膝头的法老们),他潦草粗重的笔迹横跨在上面。然后,又在六月,当芬芳的cheryomuha(旧时代的稠李总状花,或就叫“总状花”,正如我在有关《奥涅金》的作品中给它取的名字)像泡沬一样盛开的时候,他的私人旗帜就会升起在他美丽的罗日杰斯特维诺宅子上空。他旅行时随身携带六只巨大的箱子,买通了北欧快车在我们这个乡村小站特别停靠,在他承诺送我一件绝妙的礼物之后,两只穿着高跟的白色鞋子的脚就会迈着小碎步,神秘兮兮地把我带到最近的一棵树旁,轻巧地摘下——片叶子给我,——面说:“Pour mon neveu, la chose la plus belle au monde——une feuille verte.”

母亲较为快乐的少女时代的回忆之一是在一个夏天和她的姨妈普拉斯科维亚一同去克里米亚旅行,她祖父在那里的费奥多西亚附近有一所庄园。她和她姨妈、祖父及另外一个老先生——著名的海景画家艾瓦佐夫斯基——一起散步,她记得画家说(无疑他这样说过很多次),在一八三六年圣彼得堡的一次画展上,他见到了普希金,“一个丑陋的矮个子,带着一个高大端庄的妻子”。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那时艾瓦佐夫斯基是个学美术的学生,离普希金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还记得大自然从自己的调色板中抹下的一笔——一只小鸟在画家的灰色高顶大礼帽上留下的白色痕迹。走在她身边的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是她母亲的姐姐,嫁给了著名的梅毒病专家V·M·塔尔诺夫斯基(一八三九——一九〇六),她本人也是个医生,发表过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著作。一天晚上,在费奥多西亚附近艾瓦佐夫斯基的别墅里,普拉斯科维亚姨妈在晚餐时遇见了二十八岁的安东·契诃夫医生,在有关医学的谈话中不知怎的冒犯了他。她是一位非常有知识、非常和蔼、非常优雅的女士,很难想象她究竟如何激怒了契诃夫,使他竟然在一八八八年八月三日写给他姐妹的一封后来发表出来的信里,粗野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发作了一通。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或者如我们所叫的帕莎姨妈,常常到维拉来看我们。她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很让人着迷:随着一声响亮的“Bonjour,les enfants!”

母亲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务,然而他没有康斯坦丁叔叔那么看重这一点。对于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来说,这不是一个事业,而是一个多少还能够接受的环境。他的法国和意大利朋友无法读出他长长的俄国姓氏,将它简化成“卢卡”(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这比他的教名对他更适合。在我童年时代,卢卡舅舅似乎属于一个由玩具、色彩鲜艳的图画书和结满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樱桃树构成的世界:他的庄园和我们的庄园仅隔着一条弯曲的河流,他在自己庄园一角的整片果园上盖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几乎每天午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他的马车在桥上驶过,然后沿着小冷杉树构成的树篱快速向我们的宅子驶来。我八九岁的时候,吃完午饭后他总是把我抱在膝头(两个年轻的男仆在空空的餐厅里收拾桌子的时候)爱抚我,一面发出低低的哼唱声和动听的表示亲热的话语。仆人在场,使我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当父亲从阳台上对他说“Basile, on vous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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