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自传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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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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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五节

与此同时,背景已经改变了。蒙霜的树和带黄色洞眼的高大雪堆已经被一个无声无息的道具管理员搬走了。夏日的午后,天空中满是和蓝天搏斗的高层云。有眼状斑点的阴影在花园的小径上移动。不久,课上完了,女士在游廊上念书给我们听,那里的地垫和藤椅在暑热中散发出一种带点香料气味的饼干香。在白色的窗台上、在铺着褪了色的印花布的靠窗坐凳上,阳光透过彩色玻璃上的长菱形和正方形后,碎成了形状像几何图形一样的宝石。这是女士状态最佳的时候。

在那个游廊上她给我们念了多少本书啊!她细细的声音不断快速地读了又读,从不减弱,连丝毫的磕巴和犹豫都没有,是一架令人称羡的阅读机器,完全不受她带病的支气管的影响。这些我们全听过:Les Malheurs de Sophie, 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 Vingts Jours, Le Petit Chose, Les Misérables,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还有许多别的。她坐在那里,从她静止不动的身体牢笼中提炼出诵读的声音。除了嘴唇之外,她下巴中最小的那个真下巴是她菩萨般巨大的身躯上唯一运动着的细部。黑色镜框的夹鼻眼镜里反映出永恒。偶尔,一只苍蝇会落在她严厉的前额上,上面的三条皱纹马上就会像三个赛跑的人跨过三道跨栏一样同时跃起。但是她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我曾多次试图在我的速写本里画出这张脸,因为比起我应该画的摆在面前桌子上的一盆花或一只假鸭子来,脸上那缺乏表情的简洁的对称对我暗暗移动的铅笔的吸引力要大得多。

不久,我的注意力就会转得更远,也许就在那个时候,她那充满节奏感的声音的少有的纯净达到了它真正的目的。我看着一棵树,树叶的拂动引入了那节奏。伊戈尔正在慢条斯理地侍弄牡丹花。一只鹩凫走了几步,仿佛想起了什么又停了下来——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展现着自己的名字。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只银纹多角蛱蝶落在了门槛上,伸展着带尖角的黄褐色的翅膀舒适地晒着太阳,突然,它收拢翅膀,正好显出了黑色背面上刚出现的细小的白点,然后同样突然地迅速飞去。但是在她读书给我们听的时候,魅力最持久的源泉来自镶嵌在游廊两头粉刷成白色的框架结构上的彩色玻璃构成的色彩斑斓的图案。透过这些神奇的玻璃看到的花园变得奇异地平静、超然。如果从蓝玻璃看出去,沙砾变成了煤灰,而黑黢黢的树飘浮在热带的天空中。黄玻璃创造出一个混合进了格外强烈的阳光的琥珀世界。红玻璃使树叶把深红宝石滴落在粉色的小径上。绿玻璃把青葱的草木浸泡在更绿的绿色之中。在看过这样富丽的色彩之后,当你转向一小方块普通无色的玻璃,上面落着一只孤零零的蚊子或跛脚盲蛛,那就像口不渴的时候喝下一大口水一样,你看见的是熟悉的树下的一条平淡无奇的白长凳。但是,在所有的窗子中,在后来的年代里,炙烤着人的思乡之情、使人渴望能够从中向外看的,正是这扇玻璃窗。

女士从来没有发现,她平稳的语声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但她后来所声称的却不是那么回事。“啊!”她叹息道,“comme on s'aimait——我们不是相互热爱吗!在城堡里那些逝去了的美好时光!我们有一次埋在栎树下的那个死去的小蜡人!〔不是——是一个塞满了羊毛的黑脸丑娃。〕还有那次你和谢尔盖跑了,丢下我一个人在树林深处跌跌绊绊哀叫!〔夸大其词。〕Ah, la fessée queje vous ai flanquée——啊,我给了你的屁股怎样一顿好打呀!〔她有一次确实想用巴掌扇我,不过以后再也没有试图这样做过。〕因为她对我无礼,你就用小拳头打你的姑姑,那位大公夫人。〔不记得了。〕你低声告诉我你孩子气的烦恼时的样子!〔压根没有过!〕还有我房间里的那个角落,你就爱蜷缩在那里,因为你感到那儿是这样温暖和安全!”

女士的房间,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的,对我都是一个怪异的地方——像某种庇护着一棵有着茂密的树叶、充满了浓重的遗尿气味的植物的温室。尽管我们小的时候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但是它似乎不属于我们舒适愉快、通风良好的家。在那令人作呕的雾霭中,除了其他分辨不清的臭气外,还充满着氧化了的苹果皮的褐腐臭,灯光很暗,奇怪的物品在写字桌上闪着微弱的光:一个放着干草精棒的漆器盒子,她会用小折刀胡乱切下些黑色小块,放在舌头下面溶化;一张美术明信片,上面有湖和一座窗子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珍珠质小片的城堡;用她夜里经常吃的那么多的巧克力的银白色小包装纸团成的一个凹凸不平的圆球;死去的侄子的照片,签上了Mater Dolorosa的侄子母亲的照片,还有某位在家庭逼迫下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的马朗特先生的照片。

最为威风的是放在表面镶有石榴石的高级镜框里的那幅照片;这是张展示了脸部四分之三的大半身像,上面是一个有深褐色头发浅黑色皮肤的苗条的年轻姑娘,穿着一件紧身连衣裙,眼光大胆,头发浓密。“一条辫子有我胳膊这么粗,一直垂到我的脚踝!”女士极其夸张地评说道。这是过去的她——但是我的眼睛徒劳地在她熟悉的轮廓上探索,企图找出淹没其中的那个优美的生灵。我和感到敬畏的弟弟的这类发现只是增加了这个任务的困难度;而在白天看见一个穿得厚厚的女士的大人们从来也看不见我们小孩子看到的景象,当她被我们有一个人在噩梦中的尖叫惊醒后,披头散发地端着一根蜡烛,裹不住她颤动着的大块头的血红色的晨衣上金色的花边闪烁着,拉辛的那部荒诞的戏剧中可怕的耶洗别光着脚踏着重重的步子走进了我们的卧室。

我整个一生入睡都很困难。火车上的人,把报纸往旁边一放,抱起两条无聊的胳膊,然后带着令人不快的放肆样子,立刻开始打起呼噜来,这使我十分惊讶,就和那毫无拘束地当着一个喋喋不休的桶匠的面自得地大便的家伙,或是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参加者,或者加入某个工会以图融入其中的人使我感到惊讶一样。睡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联谊会,会费最高,礼仪最粗俗。我感到这是有损人格的心理折磨。创作造成的紧张和精力的消耗常常迫使我,哎,去吞下一片能让我做一两个小时可怕噩梦的强效药,甚至接受午睡这种可笑的解脱,一个骨痩如柴的老糊涂可能就是这样踉跄走向最近的安乐死处所;但是我就是无法习惯夜夜对理性、人性和创造力的背叛。无论多么累,我对与意识离别的痛苦都存在着难以形容的反感。我讨厌睡眠之神索莫纳斯,那个把我捆绑在断头台上的戴着黑色面具的刽子手;而如果说在岁月的进程中,随着更为彻底更为可笑的解体的临近——我承认,如今在晚上,这大大分散了我对睡眠的例行恐惧——我已经如此习惯了就寝时的煎熬,在那把熟悉的斧头从它双层底的丝绒衬里的大盒子里被拿出来的时候,几乎还有点得意。可是最初我并没有这样的安慰或保护:除了女士卧室里那蕴藏着光辉的枝形吊灯上的一盏象征性的灯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根据家庭医生的旨意(我向你致敬,索科洛夫医生!),女士卧室的门保持微微开启状态。那条垂直的闪烁着的微光(孩子的眼泪能够将它变成耀眼的同情之光)是我能够紧紧抓住的东西,因为,在绝对黑暗之中,我的头会发晕,神志在拙劣模仿的死亡挣扎中消融。

星期六晚上曾经或应该有令人高兴的期待,因为那是女士——一个属于正统卫生学派、认为我们toquades anglaises只是感冒的根源——纵容自己进行一周一次洗澡这个充满危险的奢侈享受的夜晚,因而使我的微光可以延续较长的时间。可是后来更不易觉察的折磨开始了。

我们这时搬进了城里的住宅,在圣彼得堡莫斯卡亚街(现赫尔岑街)四十七号,这是一幢用芬兰花岗石建造的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是祖父在一八八五年前后建成,三楼(顶层)上方有画着花卉的壁画,二楼有一扇凸肚窗。小孩们住在三楼。在一九〇八年,就是要在这里描写的那年,我仍旧和弟弟住在同一间儿童室里。分配给女士用的浴室在一条之字形走廊的一头,离我的床大约有心跳二十下的距离,我处于既怕她过早地从浴室回到她在我们儿童室隔壁的亮着灯的卧室,又羡慕弟弟在隔开我们的日本式屏风后面的均匀的微带呼哧声的呼吸的状态,从来也没有能够很好利用这多出来的时间赶快入睡,而黑暗中透过裂缝的一线光亮仍然显示出虚无中我的那一点自己。最终它们会出现,那无情的脚步缓慢沉重地沿走廊过来,使得某件偷偷和我一起守夜的纤巧的玻璃物品在架子上惊恐地震动起来。

现在她已经走进了她的房间。光线一阵快速的明暗交替告诉我,床头柜上的蜡烛已经接过了天花板上的一簇灯泡的任务,在两下咔嗒声后亮度自然地然后是超自然地二度上升,最后咔嗒几声完全熄灭。我的那一条光仍然存在,但已变得陈旧暗淡,只要女士一翻身,床吱嘎一阵响,都会摇曳闪烁。我现在仍然能够听见她。一会儿是像发“Suchard”音的清脆的沙沙声;一会儿是水果刀裁开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的书页的嚓嚓声。开始了一段减弱期:她正在读布尔热的文章。他身后不会有一个字流传下来。劫数难逃。我处于强烈的苦恼之中,拼命想诱得睡眠的到来,几秒钟睁开一次眼睛,看看那变暗了的一丝光线,想象着天堂是一个不眠的邻人在永恒的蜡烛的光照下读一本无穷尽的书的地方。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夹鼻眼镜盒啪的一声关上了,杂志被胡乱推到了床头柜的大理石面上,女士撅起嘴唇吹了一大口气;第一次的尝试失败了,摇摇晃晃的火焰扭动着躲闪开了;于是第二次猛冲,火光熄灭了。在那一片漆黑之中我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我的床似乎在慢慢地漂移,惊恐使我坐起身子大睁着眼睛;最后,我的适应了黑暗的眼睛在眼内出现的漂浮物中分辨出了某些更宝贵的模糊痕迹,它们在遗忘状态下无目的地游荡,直到在半记忆中定格下来,原来是窗帘隐约的褶皱,窗帘外面,街灯还在远处亮着。

圣彼得堡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早晨和夜里的苦恼是多么不同啊!猛烈而柔和、潮湿而炫目的北极之春推拥着碎冰沿着海一样晶莹的涅瓦河匆匆而下。它使屋顶闪闪发光。它给街道上半融的雪泥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紫蓝色,后来我在任何别的地方再也没有看见过。在那些阳光灿烂的白天,on allait se promener en équipage——我们这群人里流行的旧时的用语。我很容易就能够再度感受到那令人兴奋的变化,从有时髦的海狸皮领、厚厚的衬垫、长及膝盖的羊皮大衣换成有锚形图案的铜纽扣的海军蓝的上衣。在敞篷四轮马车里,一条盖在腿膝上的毯子那起伏的山谷把我和坐在更有趣的后座上的人连在了一起:庄重的女士,沾着泪痕、洋洋得意的谢尔盖,我刚和他在家里吵了一架。我在合盖的毯子下面时不时地轻轻踢他,直到女士严厉地制止我。我们飘然驶过法贝尔热的橱窗,它那怪异的矿石,放置在大理石鸵鸟蛋上的镶有宝石的三驾马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深得王室喜爱,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艳俗的标志。教堂的钟声在敲响,第一束黄色焰火升起在皇宫的拱门上空,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回到乡间去了;当我抬头仰望的时候,我能够看见在街道上空飘扬着巨大的、绷得紧紧平平的半透明的旗帜,挂在从一栋房子的正面到另一栋房子的正面的绳子上,它们宽宽的三道颜色——浅红、浅蓝和单纯的灰白色——被阳光和疾驶而过的云影剥夺了和全国性假日的任何过于直接的联系,但是此刻,在这座记忆之城中,它们无疑是在庆祝着那个春日的精髓,泥浆的刷刷声,即将发作的腮腺炎,还有女士帽子上的那只羽毛倒竖、一只眼睛血红的奇异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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