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自传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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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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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一节

一八九五年他成了宫廷初等侍卫官。从一八九六到一九〇四年,他在圣彼得堡帝国法学院教授刑法学。作为宫廷侍卫官,在从事社会行为之前应该请求获得“侍卫大臣”的同意。自然,我父亲在《法律评论》上发表他著名的文章《基什涅夫大屠杀》时并没有提出请求,他在这篇文章里谴责了警方在一九〇三年推行基什涅夫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帝国裁定,他在一九〇五年一月被免去了宫廷里的头衔,在那之后,他和沙皇政府断绝了一切联系,坚定地投入了反对专制的政治活动,同时继续从事法律工作。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年他是国际犯罪学协会俄国分会的主席,在荷兰开大会的时候,如果需要,他把俄语和英语的讲话口译成德语和法语,反之亦然,自己找到乐趣,也令听众大感惊奇。他口若悬河地反对死刑。在公私事务上都毫不动摇地遵守自己的原则。在一九〇四年的一次官方宴会上,他拒绝为沙皇的健康干杯。据说他在报纸上泰然地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宫廷制服。从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七年他和Ⅰ·Ⅴ·黑森及A·I·卡明卡合编了俄国少数几种自由派报纸之一的Rech(《言论》),和法学评论杂志《法律评论》。政治上他是个“Kadet”,即立宪民主党——后来改名为更加恰当的人民自由党——的一员。苏联的词典编撰者们在少见的对他生平的评论中,对他的见解和成就作了虽然可恶却是徒劳的杂七杂八的论述,想必以他强烈的幽默感,他会觉得极其可笑。在一九〇六年,他被选为第一届俄国国会(国家杜马)议员,这是一个人道的、崇高的机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受到苏联宣传的影响,无知的外国出版家常常把它和古老的“贵族杜马”混为一谈!)。他在那里做了好几次精彩的演讲,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不到一年,当沙皇解散杜马的时候,一些议员,包括我父亲(如他在芬兰火车站照的一张相片上显示的那样,把火车票塞在帽箍下面)在内,到维堡去召开了一届不合法的会议。一九〇八年五月,他开始了三个月的监狱生活,这是对他和他们群体在维堡发表的革命宣言的多少有点迟来的惩罚。“V在今年夏天弄到‘Egerìas’〔斑点林蛾〕了吗?”他在从狱中秘密传递出来的一张条子上问道,这是通过一个被收买的警卫和一个忠实的朋友(卡明卡)传到我在维拉的母亲手里的。“告诉他我在监狱的天井里看到的只有黄粉蝶和菜粉蝶。”他释放后被禁止参加民众的选举,但是(在沙皇统治之下的一个十分普遍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却可以自由地在尖锐的自由派杂志《信论》中工作,他每天为此投入多至九个小时的时间。在一九一三年,因为他从基辅发出的一篇报道,他被政府象征性地罚款一百卢布(约等于现在同等数目的美元)。在基辅,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审判后,贝利斯被判无罪,他并没有为了“祭祀仪式”的目的杀死一个基督教男孩:正义和公众舆论在旧俄国偶尔仍旧能够取胜;而旧俄国只剩下五年的时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被派往前线。最终他被派到圣彼得堡的参谋部。军人的道德使他没有积极参加到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一次自由派革命的动乱中去。从一开始,历史似乎就急切地要剥夺他在一个西方模式的俄罗斯共和国里充分展现政治家的伟大天才的机会。在一九一七年临时政府的初期——也就是说,在立宪民主党仍旧参与其中的时期——他在内阁会议中担任重要但是并不引人注目的执行书记的职位。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季,他被选入立宪会议,结果却在它解散时被精力充沛的布尔什维克的水手们逮捕。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命令和收回成命的命令造成的混乱有利于我们这方:父亲沿着一条幽暗的走廊往前走,看见尽头处有一扇开着的门,出门走上了一条小街,前往克里米亚,只带了他预先嘱咐他的贴身男仆奥西普给他放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的背包,和我们好心的厨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主动加上的一包鱼子酱三明治。从一九一八年中到一九一九年初,在布尔什维克的两次占领之间,在和邓尼金军队中的好战分子的不断摩擦中,他是一个地区——克里米亚地区——政府中的司法部长(“少法部长”,他常常挖苦地说)。一九一九年他开始了自愿流亡的生活,先是住在伦敦,然后在柏林,在那里,他和黑森合作编辑自由派的流亡者日报Rul'(《舵手》),直到一九二二年被一个明险的暴徒暗杀,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任命为俄国移民事务行政官员。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司法大臣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和玛丽亚·冯·科尔夫女男爵的儿子,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生在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死于一名刺客的子弹之下。十三岁以前他在家中接受法国和英国女家庭教师及俄国和德国男家庭教师的教育;从后者之一那里他获得并传给了我passio et morbus aureliani。一八八三年秋,他开始上一所在当时的加加宁街(想来在二十年代被短视的苏维埃人改了名字)上的“高级中学”(相当于美国的把“中学”和“大专”结合在一起的学校)。他想要出类拔萃的愿望是无法抑制的。一个冬夜,因为落下了指定的作业,他宁愿得肺炎也不愿在黑板前受嘲笑,希望能够及时地病上一场,便把自己暴露在极地的严寒之下,只穿件衬衫式长睡衣坐在打开的窗前(窗子朝向皇宫广场和它在月光下十分光洁的柱形纪念碑);第二天早晨他身体依然十分健康,而他不该有的好运气是,病倒的恰是那个他害怕的老师。一八八七年五月他十六岁时完成了高级中学的课程,获得金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于一八九一年一月毕业。他到德国继续深造(主要在哈雷)。三十年后,他的一个曾和他一起在黑森林骑车旅行的同学,把我父亲当时带着的那本《包法利夫人》寄给了我寡居的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不可超越的明珠”——一个至今仍然适用的观点。

仅仅是在不久以前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一部重要的Sbornik statey po ugolovnomu pravu(刑法文集),是在一九〇四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这本书极为罕见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册(原先是一位叫米哈伊尔·耶夫格拉福维奇·霍杜诺夫的人所有,这是用紫墨水印章打在扉页上的)是一位好心的旅行者安德鲁·菲尔德一九六一年访问俄国时在旧书店里买了送给我的。这是一本三百一十六页的书,包括了十九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一九〇二年写的《性犯罪》),父亲在某种奇怪的意义上颇具预言性地讨论了(在伦敦)“à l'âge le plus tendre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此后每一年,在我们这个重视纪念日的家庭里,都一丝不苟地纪念这个日子)他和乡间邻人二十一岁的女儿叶连娜·伊万诺夫娜·卢卡维什尼科夫结婚,生了六个子女(第一个是个死产男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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