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警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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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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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的前前后后

1976年的2、3、4三个月我因肺结核在师部医院接受治疗,对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不详,后经战友们的叙述,使悲愤的“四·五运动”前前后后有了脉络。本人将这些难以忘却的片片断断回忆连缀在一起,权且作为对那次群众运动挂一漏万的记忆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描写清明时人们为悼念死去的亲人而悲痛欲绝的情景。千百年来,她脍炙人口,每当吟诵此诗便使人们对离世亲人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增添了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清明节,这个传统的节日流传到公元1976年时,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人对清明节的祭祖活动发生了质的升华。人们不是在痛苦中忆念自家死去的亲人,而是共同自发地怀念亿万人民的亲人——刚刚离世不到三个月的敬爱的周总理。

一进四月,按农历说应是阳春三月之时。但整个北京依然沉浸在一片肃穆和寒冷之中。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不约而同地抬着各种各样的花圈来到纪念碑前,默默地向自己的总理献上最圣洁的花圈,以寄托自己的哀思。络绎不绝的人流中有学生、有工人、有解放军,也有文化、卫生、体育、教育等各界人士。人们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缓缓来到纪念碑周围进行各种凭吊活动。特别是当人们仰望到周总理书写的“三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那潇洒、飘逸的纪念碑碑文,想起他那鞠躬尽瘁的一生,难以抑制的泪水夺眶而出,人们失声痛哭。哭泣憾动鬼神,悲恸撕裂长空,人人心中为敬爱的周总理矗立起一座永不泯灭的丰碑。

4月2日,“四人帮”以中央名义下发紧急电话通知,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广场有坏人捣乱,严禁到天安门广场搞掉念活动。但北京不少单位和个人冲破这条禁令,依然抬着花圈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4月4日,清明节,又是星期天,纪念周总理活动达到了高潮。人们抬着花圈如潮水般向天安门广场涌动。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难以计数。纪念碑四周几乎被花圈所覆盖,汉白玉栏杆内垒放了几层,甚至十几层。所有浮雕都被花圈淹没,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变成了花圈的世界,纪念碑南侧的两道松墙也系满了小白花,就连所有华灯杆上和纪念碑北面的十六根小旗杆上也挂满了花圈。数以万计的人开始转向高声朗颂或抄写花圈上悼念周总理讽刺“四人帮”的诗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搞悼念活动的人就达200万人次以上。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次清明节的悼念活动中是没有过的。这是一种政治动向的前兆。据悉,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在“四人帮”操纵下决定,为防止所谓坏人挑起更大事端,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责成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负责当夜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花圈全部拉走;二是纪念碑由工人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布置三道防线,严禁到纪念碑前送花圈。当天夜里,“四人帮”便以清明节已过,广场花圈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为由向各级工作人员做了动员和要求,并动用一百多辆卡车将所有花圈拉走。并以中央名义向各单位再次下发了悼念总理活动可以各单位搞,不准到天安门广场搞的紧急通知。

4月5日清晨,不少群众来到广场看到自己的花圈没了,便质问我们在纪念碑和国旗下的哨兵把花圈弄到哪里去了。当他们从哨兵口中得知中央决定已于昨天夜里将全部花圈拉走后,犹如火上浇油,一股反对“四人帮”的火焰在人们心中升腾,大家奔走相告,很快广场上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有人气愤地说: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总理?这里面一定有鬼!哨兵理解大家的心情,只能按照上级要求默不作声。

为防不测,“四人帮”于5日凌晨,以中央名义开始紧急调动警察、首都工人民兵和卫戍部队。据说总共调动了一万名工人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这些人分别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基本形成了环包天安门广场的态势。可能是怕军警多了会激起群众的逆反心理,除上述部队原地待命外,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明显处并没有增加多少军警人员。仅在两个地方增加了兵力:一是人民大会堂的东侧增加了我们营的部分兵力,后又调来我们师的仪仗营将他们接替,主要任务是防止人们冲击大会堂。二是纪念碑前增添了上面提到的被仪仗营接替下来的我营那部分官兵,主要任务是确保纪念碑前的秩序。与此同时,“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楼上成立了中央观察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在观察所用望远镜观察事态的发展。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也在我们营部所在地的小红楼上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小红楼位于广场东南角,座南面北,整个天安门广场可尽收眼底。

八点左右,人们又开始冲破防线向纪念碑送花圈。第一个来到纪念碑上送花圈的是宣武区牛街小学的师生。当他们受到纪念碑前手挽手的战士的阻拦时,非常气愤。战士们悄声说:悼念总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人流的不断冲击下,战士们默默地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通道。接连不断的花圈又送上了纪念碑。其中还有铝制花圈,据说是防止再被烧掉。在天安门前国旗下,一群人抬着花圈要求哨兵给周总理降半旗,并要把花圈挂在国旗杆上。这可吓坏了我们的哨兵,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后十多名战士跑步赶到,一边劝阻,一边给大家解释说:悼念周总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心情是一样的,但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不能随便降半旗,这上面挂花圈会在国际上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人听战士们说的话在理,感到自己的做法不妥,便抬着花圈向纪念碑走去。

将近九点,广场上约有十多万人在蠕动。大多数人都在听着年轻人悼念周总理影射反对“四人帮”的激情演说。这时,北京市公安局一辆华沙牌宣传车开到大会堂东门前,进行宣传,主要意思是清明已过,大家不要在广场搞悼念活动。愤怒的群众很快包围了这辆华沙车,一年轻人上去把车上的喇叭踩扁,接着,不少群众齐动手,将其掀翻。几个留着短发的十八九岁年轻人用话筒向人们喊到:我们要到大会堂里找花圈。人群随着喊声开始向大会堂涌动。大会堂东门外第一道防线是仪仗营。这些代表陆海空三军军魂的英俊男子汉,虽然手挽手如同在机场迎接外国元首那样排列成一道威武整齐的人墙,但却经不住如同潮水的人流冲击,被涌在一边。接着,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均被冲破,在冲击第二、三道防线时,愤怒的人群与警察和民兵发生了冲突,个别人受了轻伤。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层层台阶上和东门外小广场上。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极为神秘的,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可进入。人们便滞留在大会堂台阶上听着一些人的激情演说。

下午二时许,不知是谁发现了“新大陆”,掌握了小红楼是联合指挥部的秘密。一个小伙子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用手拿小喇叭向众人喊到:广场东南角的小红楼是公安部、卫戍区、市公安局的联合指挥部,我们找他们要花圈好不好!在一片“好”的呼喊声中,如同涛浪的人流从大会堂向东卷来,指挥部里卫戍区的一名副司令员得知群众要来包抄小红楼,急忙调兵保护小红楼,我连近50名官兵马上手挽手在小红楼正门前排成了一道人墙。人潮涌来后,领头的几个年轻人说:解放军与群众心连心,军民一家,让我们进去拿我们的花圈吧(指被拉走的花圈)。战士们说:里面是营房,没有花圈。和谈无效后,愤怒的群众向守门的战士们开始推挤,并撕扯衣帽。但战士们理解大家的心情,都默默忍受着。就这样相持了近半个小时后,他们感到兵是受官指挥的,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再说在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上心灵是相通的,便不再为难战士们。此时,我师另一个团的一个连奉命赶来增援,他们主要任务是把守小红楼的西门(这个门是一个偏门,平时不开,主要用于三轮车出入。这支增援部队到来前,可能是广场上的人没有发现这个门可进入小红楼)。广场上的人见正门还没有攻下,又来了增援部队保护侧门,情绪失控的群众一怒之下向增援部队投掷砖瓦,赤手空拳的战士们多数受了轻伤,但依然坚守着阵地。正在这关键时刻,一百多名警察排着整齐的队伍,拐过邮局大楼从西向东走来,以解小红楼之围。但他们刚走到离小红楼一百多米时,不可阻挡的人流把警察队伍分割成一段一段的,首尾不能相连。一些人把警察的帽子抛向空中,也有的人把不知哪个单位用三轮车送来的馒头朝警察头上砸。这些警察在群众的冲击下原路返了回去。

下午三点钟左右时,广场上激愤的人群首先将停在小红楼前人行道上的一辆上海车掀翻,接着打开车尾后盖,找了些擦车用的棉纱和易燃物,蘸着油箱里的汽油将车点燃,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将纪念碑东侧的两辆小车点燃。火势凶凶,黑烟滚滚。这时,消防队一辆红色指挥小车在广场东侧急速转了一个圈飞速离去,大概是查看被烧汽车的情形。一会儿,两辆消防车先后赶来灭火。当第一辆车上的消防队员刚操起喷水龙头灭第一辆被烧小车上的大火时,一些人便蜂拥而上,从消防队员手中夺过了水龙头。还有的站在消防车上,将消防队员推在地上,随即也将这辆车点燃。另一辆车赶到马、恩伟人像前时,见此情景,调头跑了回去。就在天安门广场一片混乱时,一名秃头顶的日本记者,拿着照相机乱拍照,想抢拍独家新闻,被群众发现,愤怒的人们严厉斥责日本人的幸灾乐祸行为,接着将他的相机夺下,卸下了里面的胶卷。继而,这个日本人拼命跑进了历史博物馆,正在博物馆西门执勤的我连班长王泽让他从东门赶紧跑了。广场上的人听说将日本人救进了博物馆,便蜂拥而至,冲进了博物馆内,后见日本人已走,便都又回到了广场。

大约下午三点半时,人们便开始用火攻小红楼。主要是用蘸着汽油的燃烧物向二楼的窗子里投。小楼共有三层,一楼住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家属,二楼和三楼分别是我们的连部和营部。三楼太高不易投,所以主要投向了二楼。因小楼的地板和门窗是木质结构,投入窗里的团团燃烧物一会儿便在楼上燃烧起来,个个窗口都吐着火舌冒着黑烟。这时,部队已无法再在门口坚守,营、连长接指挥部命令,让战士们撤到了楼后。但此时的三楼上还有卫戍区的一名副司令员和我团团长等有关人员没下来,顺楼梯下已经不可能,因一二楼上的大火已封锁了整个楼道。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他们找了几条背包绳,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顺窗子放了下来。由于背包绳太短,仅能到二楼,年轻的战士抓着绳子到二楼便跳在了地上。副司令员和团长则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就在战士们后撤的时候,一些人冲到了楼上,将能打开的房门都打开了,抽屉和柜子的锁都被撬开了,所有的被子、褥子和书籍都被扔到了楼下工人民兵存放的自行车上,下面的人又将这些东西和几百辆自行车点燃,熊熊大火将自行车带烤得太热,有的爆炸,有的被车胎里的气摧抛到空中。一片火海夹杂着一股难闻的焦糊味在广场东南角弥漫。楼上的人将东西扔完后,又在楼上点燃了一些易燃物,然后离开了小楼。其中一名先从楼上下来的女青年拿着一支手枪走到小楼西边厕所附近时,被我部队便衣截住,将手枪要了过来。

为了抢救楼上的武器弹药,避免更大的损失,我营营长带着抽调的便衣战士,从小楼东边翻墙而过进入院内。开始,他们试图从楼梯上去,但凶猛的烟火将他们熏呛得无法进去。现场又无任何登高之物,唯一发现的就是墙外安着一根自来水管。真是急不择物,我营7连班长付积玉首先站出来说:让我扒着水管上吧。仅比大拇指粗的水管能承受住一个人吗?万一爬到半楼水管断了那可就坏了。就在大家捏着一把汗时,付积玉已经爬了上去。接着一名排长也往上爬,当他爬到二楼时,水管果然断折,幸亏他有思想准备,就在往下掉的瞬间,一只胳膊飞快揽住了刚找来的一根沙杆。胳膊虽被划破了,但没被摔伤。付积玉等人上楼后,冒着烟火,飞快打开了军械库,把所有子弹和武器及其他物品卸了下来,避免了更大事故发生。

下午6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通过天安门广场喇叭动员广场所有人要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9点半要戒严。听到广播后,大多数人便迅速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晚上9点半戒严开始。外面的不让往里进,里面的不让往外出。天安门广场所有华灯全部打开,探照灯也同时射向了纪念碑周围。晚上11时,在大会堂、博物馆、中山公园和劳动文化宫里待命的警察、民兵手持棍棒分8路纵队向纪念碑开进,把仍在广场上的200多人押到了随即开来的汽车上,拉走了。接着,清洁工们马上对广场上的杂物进行了清理。最后,洒水车对整个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冲洗,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当时被称为“天安门事件”的“四·五运动”是广大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政治运动,虽然在事件过程中发生了烧车、烧房、殴打等过激行为,客观上为“四人帮”进行镇压制造了口实,但“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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