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警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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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哨撷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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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哨撷零

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西交民巷(当时叫反帝西路)入口处,坐北朝南依次排列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这是我国最高级别的一大保险机构和两大金融机构。我连派出三个班负责我国金融界与保险界三巨头的警卫。

当时,这三家办公楼房均是西式建筑,且较陈旧,但内质依然坚固结实。我们依据警卫目标安保任务的轻重,全部食宿在中国人民银行大院内,而训练和出操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南院(副办公区)。

20世纪70年代,保险业务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人们很少涉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主要承担一些对外业务,所以门前冷落,来者寥寥,去者疏疏。但与其比邻的中国银行门前则车水马龙,里出外进一片繁忙。这不仅是因中国银行是管理兑换外币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因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外币兑换部是北京唯一承兑外币的单位。另外,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一位接一位的国宾来到中国访问,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友人向潮水一般涌入打开国门的东方大国——中国。加上常住北京的外国使馆工作人员,京城骤然聚集起一个庞大的“外国军团”。这么多外国人的日常吃、喝、住、用、行都需要花钱,而花钱就必须用其本国钱币兑换成中国的人民币才能在我国流通和使用。兑换钱就得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外币兑换大厅来兑换,这是形成中国银行外币兑换大厅业务繁忙的主因。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是一座面街的灰白色小楼,外币兑换大厅设在一楼。外宾来此,将车停靠路边,上五六个台阶,便可进入大厅。大厅内,洁净的大理石地面映人照物,雪白的墙面一尘不染,洁白的汉白玉柜台光亮新潮,各种饰灯交相辉映,处处彰显着这一涉外场所的高雅与精美。

我们的哨位设在大厅门外,根据任务需要也可站在厅内,主要负责外宾兑换钱币特别是大额钱币下车至入厅、出厅至上车时的安全,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大厅,确保大厅内中外钱币的安全。

到大厅兑换钱币的大都是驾着使馆车辆的大使馆工作人员。这些车辆的车牌都有醒目的红色使字打头,一看便知是大使馆车。为了辨别是哪国大使馆的车辆,做到心中有数,以利警卫任务圆满完成,我们都对各国驻京大使馆车辆的号码进行了背记。当时驻华大使馆有车辆的达70多个国家,记起来非常麻烦。那时的敌、友观念特别强,一看车号是友好国家便态度和善;反之,则神情严肃,不卑不亢。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使馆人员,见到哨兵,都会莞尔一笑,打声招呼。

在外币兑换大厅前上一段哨的哨兵,都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因国家贫富情况不同,在兑换钱币时间上,分成经常来、过段时间来和过很长一段时间来三种情况。经常来的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如非洲的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亚洲的老挝、不丹、印度、尼泊尔、印尼、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过段时间来的是第二世界的中等收入国家,如罗马尼亚、伊拉克、伊朗、墨西哥、新加坡、南斯拉夫、瑞典、瑞士……过很长时间来的是第一世界的富国和最富国,如英国、苏联、意大利、西班牙、西德、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参考消息》曾刊登香港《明报》一篇题为“全球国家贫富分五级”的文章。文章指出:1977年,世界银行按人口平均每年收入的多少,把他们划分为最贫穷的、贫穷的、中等的、富的、最富的五等。凡每年平均不到200美元的列为最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在200美元至499美元之间的,列为贫穷国家;在500美元至1990美元之间,列为中等国家;在2000美元至4990美元之间列为富国;在5000美元以上的列为最富国家。从世界银行按上述标准列举的最贫穷的和贫穷的国家中与我们在哨上看到的经常来兑换外币的国家使馆基本吻合;列举的中等国家与我们所看到的过段时间来兑换外币的国家使馆基本一致;而所列举的富国和最富国家则与我们看到的过很长一段时间来兑换外币的国家使馆基本相同。这说明,一个国家使馆的经济实力是与本国的穷富有直接联系的。富国使馆有钱,他们不在乎国际外汇市场随时确定的各国货币法定含金量给中外币兑换带来的不停汇率变化而影响到本国钱在兑换人民币后而带来的增减值。所以他们来时,经常是带着几大箱本国币,走时再搬走几大箱人民币,走道也是趾高气扬,显摆着自己的财大气粗。这就是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来兑换钱的原因。中等收入国家的使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往往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地选择对其兑换人民币有利的一天前来兑换,每次也不多换,够一段时间用或够安排一次重大活动用即可,他们并不在手中存放过多的人民币,以免本国币在兑换人民币时升值而受到损失。这是其过段时间换币之因。

从我保留的上面两张(前一张是在部队,后一张是回地方剪贴的)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价表来看,1976年4月1日与相隔五年的1981年4月17日,人民币与外币的买价、卖价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拿美元来说,1976年4月1日,100美元,人民币的买价是195.93元,卖价是196.91元。而到了1981年4月17日,同样是100美元,人民币的买价却降至为167.14元,卖价也降至为167.98元。同样是100英镑,1976年4月1日,人民币买价是367.72元,卖价是378.60元,而到了1981年4月17日,人民币买价为361.78元,卖价为363.60元。而同样是上述两个时间,十万日元在前者时间,人民币买价为651.51元,卖价为654.83元;而到了后者时间,人民币买价却涨到了769.73元,卖价也涨到773.59元。这说明,不同国家货币因币值升降与人民币的汇价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所以中等收入的国家大使馆,还是关注不同时期人民币买卖价,择机兑换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对于大多数贫穷国家驻华大使馆来说,他们关注的是本国币与人民币兑换中的每天变化,唯恐自己兑换的人民币没花完,本国币兑换人民币突然升值增量,所以宁肯多跑路,也要从那不断的微妙变化中捕捉有利信息和时机,获取点小小的赢,而避其微微的亏。他们每次来都仅兑换很少一点钱,有时隔日来一次,有时上午来了,下午又来,见了我们哨兵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用熟练的或生硬的汉语与哨兵打招呼。我们每个哨兵不论谁在执勤,都会对这些脸熟的穷国使馆朋友以礼相待,绝无瞧不起之意,使他们来去都十分高兴。

在外币兑换工作中,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还十分重视收集各地外汇市场行情,以使兑币工作臻美完善,不留纰漏。我在中国银行外币兑换大厅执勤时,保留了一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到内部的伦敦外汇行情表和一张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下发的外汇市场行情表。

从上面的两张行情表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伦敦市场外汇行情表”反映的是1英镑在一月内逐日对主要外币的外汇价,各外币与英镑的外汇价几乎每天都不相同,所以必须掌握每天的外汇行情。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资本主义外汇市场行情表”反映的却是1973年12月14日一天的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外汇市场行情。这张表反映世界各地外汇市场行情更详细、更全面,这是当年中国银行全面了解掌握世界各地外汇行情瞬息变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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