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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 端方带兵入川 刘公输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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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回 端方带兵入川 刘公输金革命

詹大悲、何海鸣锒铛入狱,《大江报》被查封,惹得文学社革命同志群情激愤,各标营代表纷纷来小朝街机关探听消息,请求发难。刘复基急去各标营,叮咛各同志道:“现本社同志已达三千人,军队中除辎重八营及镇司令部不便发展,其余皆有文学社势力。现正与共进会联络,筹备大举。当前要特别冷静、慎重,对非社员要温和宽厚……”

此时,机关往来人多,要使长期保密,谈何容易?组织发展庞大,而又无法收缩,确成骑虎难下之势。唯一办法只有早日大举,一决雄雌。

星期日放假,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张廷辅均齐集小朝街机关,研究作战计划。楼下有人用暗号叫门,宪兵彭楚藩匆匆走上楼来,掏出一纸小条,说道:“刚得紧急消息,清廷着令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一营随端方入川。瑞澂下令调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开宜昌,第二营开岳州,马队八标开襄阳,第十九标第三营开郧阳。限令七月二十日前出发。如此突然情况,怎样应急?”

蒋翊武问:“消息确实?”

彭楚藩道:“确实无误,明日星期一下达命令。”

说着,把手头纸条置于桌上,让众人阅看。

众人看过调防标营番号,面面相觑,不知怎样应急才好。彭楚藩问道:“能否乘机起事?”

蒋翊武道:“刚刚着手研究计划。”

刘复基道:“先无准备,也未和共进会达成最后协议,怎能起事?”

彭楚藩忿然道:“为何和共进会联络进展如此迟缓?我说句直话,什么会呀!社呀!宗旨完全一致,就是湘、鄂两派在争领导。翊武,我的意见,责任分担,你和孙武都不当领袖,即可共图大举。否则拖延时日,坐失良机,一旦事泄,后悔莫及。”

蒋翊武道:“在湖北发动革命,当然该请湖北人担任领袖;但孙武一再想将文学社并入共进会,我不放心。况且,文学社是多数,共进会是少数……”

刘复基向彭楚藩解释道:“我和邓玉麟研究出一个方案,刘公、孙武、蒋翊武均不担任都督。都督位置虚位以待,他日有德者居之。话说回来,瑞澂此番调遣新军分赴各地,究竟意图何在?”

彭楚藩道:“川路风潮日益高涨,瑞澂不得不防患未然。”

刘复基道:“是否他发现新军不稳,而用调虎离山之计?”

彭楚藩道:“这也很有可能。”

众人收起作战计划,转而研究应急方案。此时,人人均有坐失良机之感,如果早有准备,乘新军分途待发之时,倒戈相向,必然所向披靡,何等快事?!

而现在,兵力一旦分散,干部随队出发,不仅影响发难,发难后清军南下,抵抗能力也必然减弱。研究再三,不得不决定干部随队出发,以掩人耳目。如果蒋翊武离开武昌,机关社务由王宪章、刘复基分担。一致同意刘复基加紧联络,求得与共进会实现合作。又决议:一旦武昌起事,调防各地同志应就地响应。

彭楚藩回头把调遣军队消息告诉孙武,共进会更想急进。第三十一标共进会员开会,决定在本标开差之日,以发子弹为起义地点;或者乘瑞澂为端方饯行时,把二人一起杀掉,高举义旗。标代表李绍白、黄元吉向总机关孙武写报告,请求批准实行。

共进会总机关闻讯大惊,认为时间太仓促,太冒险,与总机关计划不合,准备也来不及,万不可行。急由居正、杨玉如、邓玉麟、胡舜初等前往说服,极力劝阻。约定待武昌举义成功后,途中伺机杀掉端方,挥师凯旋。

只因四川铁路风潮日益炽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七月初一日起成都罢市,七月十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指使卫兵开枪屠杀请愿民众数十人,发生“成都血案”,以致全省沸腾,各地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二十余万包围成都,酿成天下大乱之势,清廷连忙电令端方带兵入川剿办。

七月十七日,瑞澂在督署内设宴为端方饯行。第二天端方一登上海军部派来的“楚同”舰,便立即发电报给摄政王之弟、度支部大臣载泽及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报告登船西进等情。

瑞澂调遣武昌新军分赴各地驻防。武昌兵营空虚,文学社、共进会均亟谋大举。蒋翊武不再坚持殊途同归主张,委托刘复基全权负责和共进会联络;共进会孙武派邓玉麟做代表,又有蔡济民、彭楚藩从中斡旋,意见逐渐趋向一致。其中最大问题是谁担任领袖?刘复基和邓玉麟商量结果,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怎样分担,尚待具体研究。

晚间,邓玉麟到孙武家中报告商谈结果。孙武沉吟片刻,说道:“我好办。咱共进会还有其他领袖呢?”

邓玉麟道:“先解决军事方面问题。居正和刘公以后再说。”

孙武道:“居正无所事事,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已无事可做。刘公不同,刘公是原先选定的湖北都督,联合后即便不出任都督,也该有相当职务。共进会的财政困难,还在等他设法解决呢!”

邓玉麟和孙武正在密谈,忽见杨玉如飘然而至,他身穿纺绸白褂,手中扇着芭蕉扇,一副悠闲模样。进门后诡秘说道:“摇清,仲文家中汇款已到。”

孙武差一点跳起身来,问道:“如何知道?”

杨玉如笑道:“仲文如夫人沔阳监学向我说的。”

孙武问:“汇款多少?”

杨玉如道:“五千两银子。这汇款事是昨晚仲文向如夫人说的,要如夫人看好门户。”

孙武道:“不知款项汇来好多日子?”

杨玉如道:“七八天前,仲文弟弟刘同到雄楚楼,专为汇款送信来。刘同在雄楚楼住了两天,便过江去汉口亲戚家。”

孙武忿然道:“现在为筹集经费,想尽办法而无结果。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仲文接家中汇款,秘而不宣,是何居心?”

杨玉如道:“此事确实使人不解,我特来商量,看如何是好?”

孙武道:“仲文对同志保密,只告诉新婚夫人,其中肯定有不可告人之处。”

杨玉如问道:“有何不可告人之处呢?”

孙武道:“我看有两个可能:其一、携此款去北京捐道台;其二、携此款偕如夫人远走高飞,另筑新巢。”

杨玉如道:“对第一个可能,我不敢妄断;其第二个,绝对不可能。”

孙武反问道:“怎样绝对不可能?”

杨玉如道:“仲文如夫人贞清,是我一手拯救其母女出水火而登荏席,我且是证婚人,并早有布置。”

孙武恍然大悟,笑道:“兄施美人计矣,可谓老谋深算。”

杨玉如也得意地嘻嘻一笑。孙武继而说道:“目前事不宜迟,必须设法将此款弄出。”

邓玉麟道:“仲文不拿出来,有何办法?”

孙武道:“仲文如此瞒住我们,他不仁,我不义。反正弄出钱来并不进我个人腰包,实是为革命做经费。现在只有采取断然行动。”

正商量时,宪兵彭楚藩走进门来。孙武高兴道:“楚藩来得正好,今番有特别任务交你办理。”

彭楚藩问是么事?孙武便把刘公家中汇来五千两银子说过,最后道:“此事紧急,要当机立断,请兄率宪兵同志,去雄楚楼十号以搜查为名,把汇票弄出,一举成功。”

彭楚藩沉思良久,摇头说道:“非我胆小怕事,不肯用命;我意此事容易解决,不必大动干戈,除非不得已时,再采取这种行动。”

孙武问道:“你有何善策?”

彭楚藩反问道:“东京同盟会各种刊物,如革命方略等,仲文持有底本否?”

杨玉如道:“有。”

彭楚藩道:“如有甚好,即请玉如兄向仲文索底本,就说多抄几份,以便交各同志。明日星期六,晚间我即造访仲文,白金可取也。”

众人大喜,分途准备。

杨玉如回雄楚楼去,次日登楼问刘公道:“仲文,你带回的革命方略给我,以便复写几份使用。”

刘公也不介意,便从书箱底把革命方略找出交杨玉如带下楼去。晚间,孙武、邓玉麟、李作栋齐集杨玉如处。不久,彭楚藩轩然而至,众人略作商量,彭楚藩手持革命方略底本,借李作栋登楼见刘公。

饭后,刘公正与如夫人贞清饮茶,忽见彭楚藩等来访,贞清给客人斟茶后离去。略事寒暄,彭楚藩说道:“今日有要事相告。现在宪兵营得情报,有襄阳某人汇来汉口五千两银子,官厅对此已经注意。弟知君是襄阳人,故来通报,不知君与此款是否有关?”

刘公大惊失色,着实答道:“不错,我刚接到家中汇款五千两,尚未去取。”

彭楚藩道:“闻君将携款上北京纳官,不知是否属实?”

刘公拂然道:“我曾向同志们说过,纳官乃家父之意,我借纳官向家中索款,实为革命筹措经费。”

彭楚藩伸手说道:“如此请把汇票给我们,明天一同去取来应用。”

刘公道:“我想这笔款子,顶好由我保管,急需费用,当拿就拿,可缓的就缓,何必如此着急。”

彭楚藩正色道:“官厅已加注意,意外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再说,现各部门都选有负责人,自然会合理使用。你一人把钱管住,多少有些不便。”

刘公道:“哪里话,哪里话,我们都是共谋革命,有何不方便?”

彭楚藩跳起身,声色俱厉道:“奇怪得很,你一人把钱掌管,难道真要去北京捐道台不成?那好,”彭楚藩掏出刘公抄写的革命方略底本晃着,说道:“我持此证据向官厅告发,你所捐的红顶将先戴在我头上。”

楼下,杨玉如、孙武、邓玉麟均蹑手蹑手在楼梯口处静听。刘公和彭楚藩二人争执得面红耳赤。李作栋劝解道:“不必如此争执,有事可以商量。仲文既是总理,不管谁拿出来的钱,都有权过问。我们财政一项,有专人负责。如怕胡滥开支,是可防止的。汇票究该由谁保管,应该多请几位负责同志来商议决定。不必再争执了,有伤感情。”

刘公气恼,听李作栋言语才平静下来,说道:“保管问题不大,问题在监督方面,大家愿意受我监督,不滥开支,我乐意把汇票交出来。现在即可交给你们,也不必同大家商量,就这样决定。”

说着,刘公便打开木箱,取出汇票摊到桌上。

彭楚藩转换笑脸说道:“仲文兄如此放心,我们甚是高兴。作栋是公举的理财部长,汇条可由作栋保管。但是汇条上共有银子五千两,可兑七千块银元。我们已做估计,革命经费有五千元便足够。剩余两千元可留做你个人开支使用。适才纳官之事,是戏言,请原谅。”

说罢和李作栋便要告辞离去。刘公哪里肯放,扯住二人道:“夜已深,就在此过夜,明日一块儿过江。”

李作栋道:“嫂夫人不方便。”

刘公道:“内子可在楼下和母亲共榻。”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楼梯口下的杨玉如、孙武、邓玉麟等也走上楼来,众人哈哈一笑,皆大欢喜。

刘公过去和彭楚藩接触较少,不甚了解,经此番争执之后,深知彭楚藩急公好义,甚为钦佩。二人共榻而眠,谈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刘公、彭楚藩、李作栋一同过江,在汉口某山西票号换了兑条,向俄租界道胜银行办理存款手续。因为洋租界的外国银行,不受清官厅管辖,存取款项不致泄漏消息,引出麻烦。哪知,俄租界的道胜银行,不相信中国票号开出的兑条,非现款不可。于是,刘公等三人,又返回山西票号去提取现款。时间已是下午,他们赶紧请了几个挑夫,把五千两银子挑进道胜银行,才把存款手续办妥。

按当时市面通例,每枚银元合银重七钱二分。五千两银子折合银元六千九百四十余枚。取出五千元后,刘公在票号仍持有近两千元大洋存款。

经费问题解决后,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共进会、文学社两团体于七月二十二日假雄楚楼召开联席会议。此次,两团体主要人物齐集,推刘公做会议主席,文学社蔡大辅为记录。

孙武精神抖擞,首先做报告道:“我们湖北革命已有十余年历史,在最近三四年间,完全由我们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经过我们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互相谅解,进行出生入死的冒险工作,才获得今日的成就。现在已到要摊牌的时候了。我们已由被动转为主动,要向敌人进攻了。几个月来,军队同志屡次催促我们发动起义,我们因湖北地处腹地,四面都有受敌人威胁的可能,武昌革命是生路,也是死路,万不可冒险作孤注一掷之举……现在我们秘密筹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尤其是仲文同志慷慨捐出五千元,我们的发动经费有了,准备及时动手。但武昌革命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双方的事,只有两团体联合一致,集中力量向敌人进攻,才能得到胜利。否则,互相观望,坐待时机,就会同归于尽。所以今天召集两团体负责同志会商,希望两团体在胜败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两团体的联合问题上,展开切实的讨论。”

文学社刘复基继起发言:“摇清兄所谈一切,可称老到精细,本人极表同情。武昌革命是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团体的事业。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只能算消极地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地合作了。现在革命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了。已到与清皇朝短兵相接的生死关头。本人建议: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称,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事成则卿,事败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冒险以赴,再不要存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复基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赞赏,大家都认识到在此革命的重要关头,两团体一致对敌的必要性。刘公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会场说:“本人亦有建议:不仅团体名称要更改,就是从前所预拟的个人职务名义,也过了时效,都应一律作废,重新改选。即如本人前承蒙同志预推为湖北的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现在刘英不在此地,我不敢代表他,我自量才识不能胜任起义时的领袖,请大家原谅。”

蒋翊武、王宪章紧接着发言,辞掉了文学社社长、副社长的职务,表示两团体合并之后,一切重要事情取决于会议。

会场情绪既热烈,又严肃。

杨玉如看看诸位卸任的同志,微笑说道:“从今日起消除原来团体的名义,我们武昌革命战线才算真正统一了。但是大家都取消已往的领袖头衔,那么我们湖北革命岂不成了群龙无首吗?谭人凤同志曾说过‘责任可以分担,事权必须统一’,这是中部同盟会的革命原则。我们今天还是要预选一个主帅出来,或称都督,或称总司令,以备起义时负责指挥,以免临时忙乱,请大家考虑。”

众人哑然,觉得杨玉如意见甚有道理。两团体领袖均卸任撒手,又无新领袖,岂不成乌合之众?将来又怎能克敌制胜?沉思片刻,众人又纷纷发言,赞成推选主帅,视线又重新回到刘公、蒋翊武身上。蒋翊武首先推荐刘公担任主帅,刘公剀切辞谢,一再谦让,自称不懂军事,才学不足胜任,转而要蒋翊武出任主帅。蒋翊武回答道:“我过去早有表白,在湖北革命,当请湖北同志为主帅。”

孙武过去领袖欲很强,现看两团体衮衮诸公,人才济济,当然领袖念头赶快收起。有人建议居正担当主帅。居正盗金佛一败涂地,处境尴尬,更是打拱作揖,拜辞谢绝。一时,出现冷场局面。

稍顷,居正发言道:“今日各同志都如此谦让,不争权力,较之太平天国洪、杨诸王自我相残强多了,实是大有进步,是我们革命的好现象。但绝不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事权仍须统一,组织要有重心。我们可否找中部同盟会,请黄克强、宋教仁、谭人凤等来帮助我们主持。名义待他们来后再说,如何?”

居正此番话,无疑绝妙上策。孙武首先附议赞同,说道:“我们两湖向来一家,此次武昌革命又是两湖同人领导的,但是发动地点在湖北。我们邀请湖南的黄、宋来做主帅;一则可以表示湖北人谦让,二则可以他们的声望,便于号召各省。”

刘公也道:“这是个解决主帅的好办法。不过克强今春广州起义失败,打击太大了,心灰意冷;教仁为人又甚谦慎。恐怕不是我们一纸相召,他们就即时命驾的。我们必须推举代表赴沪专邀,因为我们武昌的现状再也不能迟延了。”

与会众人全体赞成通过,并即席公推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专邀黄克强、宋教仁等克期来鄂,以便大举。

孙武又提议三项,也一致通过。(一)于武昌城内择要地多设旅馆,平时联络,有事为集合地点。(二)在汉口租界内租赁密室,制造炸弹及旗帜文告等。(三)随时拨款给杨洪胜,向楚望台修理军械的工人购买子弹。款项多少不限,子弹愈多愈好。

两团体联席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会后,刘公、孙武打点居正、杨玉如启程去上海。孙武又建议他们带一千元前去,托同盟会陈其美代买手枪,准备发难时干部使用,也表示湖北革命党人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决发难的决心。

众人一致赞成,当由李作栋从存款中提取一千元,交居正、杨玉如。

居、杨打点行装,于联席会议后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日乘轮船顺流而下赴上海。

居正、杨玉如抵上海后,先去《民立报》馆访宋教仁,再去马霍路访陈其美,将携带一千元托陈其美购买手枪。又去北四川路拜访谭人凤,报告湖北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及武昌即将大举情况。

次日,陈其美在寓所召集中部同盟会会议。当时,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各省均有同盟会代表驻沪,也列席会议。陈其美介绍居正、杨玉如与大家见面,由居正详细介绍武昌革命形势。与会人员深受鼓舞,中部同盟会提出武昌、南京、上海同时发动。居正、杨玉如代表湖北发言道:“武昌革命时机已成熟,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不是少数人所能控制得住的。不妨先让湖北发动,南京、上海继续响应,使清廷不能集中力量对付一隅,希望中部同盟会速作准备为好。”

最后,一致赞成湖北首先发动,与会各省代表迅速密报本省,准备即起响应。

恰在此时,谭人凤忽得黄兴由香港发来电报,并电汇三百元,约谭人凤同赴云南,做最后一掷。谭人凤五月间由港返沪,原以为黄兴业已去美洲,接电报、汇款始知黄兴仍在香港。宋教仁、谭人凤、居正会商后,三人急忙修书黄兴,述说湖北新军运动情况,转而邀请黄兴速来上海,赴武昌共谋大举。派吕天民携书送往香港。

黄兴八月十一日会见吕天民,见居正来函,慨然应邀。即修书正在海外温哥华的冯自由,转电同盟会总理孙文报告一切,并请其筹划款项。电文结尾称:“……弟本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中游,期与会合。”

居正、杨玉如留沪,正在等待黄兴消息。忽接湖北特急电报,敦促迅速返汉。而此时手枪尚未买到。不得已,杨玉如先行,居正暂留数日,等待手枪买到后,再带械回汉,他俩忧心忡忡,不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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