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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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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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一章

伯尼·普赖德死的那天上午——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因为他擅自在方便的时候死了,也不觉得这一时刻值得记录——科迪莉亚因地铁贝克卢线故障被困在北兰贝思,到事务所时比平常晚了半个小时。她走出牛津广场地铁站,步入六月的明媚的阳光中。她快步走过正在浏览迪金斯&琼斯百货商店橱窗的顾客,来到喧嚣嘈杂的金利街。行人挤满了人行道,锃亮的轿车和面包车拥堵在狭窄的马路上,穿梭于其中,她知道其实着急也没什么意义,只是遵章守时成了强迫症。今天没有约谈,也不用去见客户,手头没有特别要紧的案子,甚至连需要写的报告都没有。在科迪莉亚的提议下,她和临时打字员斯帕肖特小姐将事务所的介绍材料分发给伦敦的律师,希望能吸引到一些客户。此时此刻,斯帕肖特小姐恐怕正不停地瞄着手表,一边重重敲打键盘,对科迪莉亚的迟到发泄着满腔的怨气吧。斯帕肖特小姐是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嘴巴总是紧紧抿着,好像生怕那几颗龅牙会从嘴里弹出来。她那后缩的下巴上长了一根粗毛,而且长得和拔得一样快。浅色的头发僵硬地呈现出“屋脊卷”。在科迪莉亚眼里,她的下巴和嘴是对“人生而平等”这种说法活生生的讽刺。科迪莉亚不时尝试着去喜欢和同情斯帕肖特小姐,她住在卧室兼客厅的房间里,使用煤气灶时连五便士的钱也要计较,衣着样式仅限于拼缝和手卷边。她擅长缝纫,是大伦敦市政会夜校缝纫班的勤奋学员。她的衣服做得很精致,但是看不出时代,永远赶不上潮流。灰色或黑色的直筒裙都是她练习打褶或装拉链的作品;她的上衣颜色朴素,领子和袖口是男式风格,上面却不加分别地点缀着收集来的饰物;褶边裙子经过精工裁剪,长度却恰恰暴露出她那走形的双腿和臃肿的脚踝。

科迪莉亚推开临街的大门,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没有一点不详的预感。这扇门从来不上锁,这样既方便这里的神秘主人,也方便同样神秘兮兮的造访者进出。大门左侧,一块新铜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门上的积灰和剥落的油漆形成极不协调的反差。科迪莉亚满意地看了它一眼。

普赖德侦探事务所

(经营者:伯纳德·G·普赖德、科迪莉亚·格雷)

科迪莉亚花了几个星期进行耐心、巧妙地劝说,这才使伯尼相信,无论是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前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局警察”,或者是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小姐”字样,都是不合适的。标牌上倒也没别的问题,因为科迪莉亚作为合伙人,并不具有任何资质或相关经验。她没有什么资本,只有娇小却强健的二十一岁的身体,以及不可小觑的智慧,对此她怀疑,伯尼对她与其说是欣赏,倒不如说感到不安,并对他自己半是恼火,半是怜悯。科迪莉亚早就看出来,伯尼的生活貌似平淡,但运气总故意和他作对。她看出了一些苗头:伯尼从来没有坐到过公车左前侧那个令人羡慕的座位;每当他要欣赏火车窗外的风景时,立刻会有另一辆车来挡住他的视线;如果他的面包掉在地上,准是涂着黄油的那一面着地;她开那辆迷你车一贯稳当,但只要载上了伯尼,就会在最繁忙、最不便捷的十字路口熄火。有时她想当初因一时的情绪消沉或任性自虐而接受他的合伙邀请,这样做是不是自投了他那张倒霉的罗网。而她也认定,自己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楼梯上一如既往弥漫着腐臭的汗味、家具油漆味以及消毒水味。暗绿色的墙壁一年四季都那么潮湿,好像会分泌出混杂着落魄与失败的瘴气来。楼梯的熟铁栏杆上带有华丽的纹饰,地上铺着污迹斑斑、四处开裂的旧油毡,只有当房客提意见,房东才会用颜色极不协调的各种材料把它修补起来。侦探事务所在四楼。科迪莉亚进门时,没有听见键盘的敲击声。她看见斯帕肖特小姐正忙着清洁那台打字机,那机器已经老掉牙了,因此经常招致抱怨也情有可原。她抬头看了科迪莉亚一眼,脸上露出不满的神情,后背像空格键一样挺得直直的。

“我一直在琢磨你什么时候才来,格雷小姐。我很担心普赖德先生,他肯定在里间的办公室里,但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门也锁着。”

科迪莉亚的心头掠过一丝寒意,她用力转了转门把。“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

“我能怎么办呢,格雷小姐?我敲过他的门,还大声跟他打了招呼。这可不是我该过问的事,我只是个临时打字员,在这儿什么权力也没有。如果他答应了,我可就尴尬了。毕竟,他有权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再说了,他究竟在不在里面,我也说不准。”

“他肯定在。门是锁着的,而且他的帽子还在这儿。”

伯尼的软呢帽就挂在弯弯的衣帽架上。这是一顶圆顶礼帽,上翘的帽檐有点脏了,散发着孤独与衰老的气息。科迪莉亚把手伸进挎包里,去摸自己的那把钥匙。像往常一样,最需要的东西总是在最底下。

斯帕肖特开始敲起了键盘,好像想要逃离即将来临的痛苦。敲击声中,她以防备的口吻说道:“你办公桌上有封信。”

科迪莉亚拆开信封。信的内容简明扼要——伯尼说话时,总能表达得非常简洁:“对不起了,伙伴。他们告诉我是癌症,这是最简单的解脱方式。我见过别人是怎么治疗的,我不想那样。我立了遗嘱,在我的律师那里。你在办公桌里能找到他的名字。我把这些都留给你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设备。祝你好运,谢谢。”后面是死者在欠考虑的情况下,以潦草的字迹写下的最后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发现我还活着,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等等,别急着求助。拜托你了,伙伴。伯尼。”

她打开里间办公室的门,走进屋,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

眼前的情景让她松了口气。没有等待的必要了,伯尼已经死了。他伏在办公桌上,像是累得筋疲力尽。他的右手半握着,一把打开的锋利剃刀从手中脱落,滑过桌面,恰好停在了桌子的边缘,并在桌面上留下一道细长的血迹,宛如蜗牛爬过的痕迹。他的左手掌心向上,搁在科迪莉亚用来洗东西的搪瓷碗中,手腕上有两道平行的口子。伯尼事先在碗里倒了清水,但现在,里面的液体已经溢出,只有惨白的小手指露在碗沿上,带着令人作呕的甜味。浸在水里的手指弯曲着,仿佛在祈求,白嫩的手指看上去就像孩子的一般,光滑得如同蜡一样微微闪亮。血水从碗里漫出来,淌到办公桌和地板上,浸透了那块色彩艳丽的长方形地毯。这地毯是伯尼最近才买的,目的是让访客们注意到他的身份,不过科迪莉亚私下里却认为,这反而衬托出办公室里其他物品的寒酸。伯尼手腕上其中一道口子只是尝试性的浅伤,另一道却深及骨头,切口已经失去了血色,就像解剖教科书上的图示那样清晰可辨。科迪莉亚记得,伯尼曾讲过自己年轻当警察时,第一次巡逻发现的就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那是个老人,蜷缩在一间仓库的门洞里,用一只破瓶子割开了自己的手腕。但是,一个凝固的血块覆盖住了血管断面,于是,他又被拽回那种求死不能的生活。伯尼记住了这一点,并采取措施防止了血液凝结。她发现他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办公桌右边有一只空茶杯,是她给他倒下午茶用的杯子,杯口和杯壁上沾了一些粉状物,可能是阿司匹林或巴比妥。他的嘴角挂着一道类似的黏液痕迹,已经干透了。他的嘴唇微微皱起,半张开着,像个任性又易受伤害的孩子正在熟睡。

她把头伸出办公室,轻声说:“普赖德先生死了。别进来,我在里面打电话报警。”

警方冷静地做了电话记录,并表示会派人过来。科迪莉亚坐在尸体旁边等着,觉得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同情,于是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伯尼的头发上。这些冰冷无力的细胞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减少,它们摸起来就像动物的毛一样,粗糙却又栩栩如生,令人生厌。她迅速把手拿开,又犹犹豫豫地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的皮肤黏湿冰凉。这才是死亡,跟她父亲当年的感受一样。对于伯尼,做出怜悯的姿态既没意义也无关紧要。他已经死了,能做的交流不会比生前更多了。

她心里在纳闷,伯尼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现在谁都没法知道了,也许连伯尼本人也不知道。她思忖,肯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不再是伯尼,而变成了一摊无足轻重、尊严扫地的皮肉和骨头。一个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时刻,他怎么会就这样毫无知觉地度过了呢?她的第二位养母威尔克斯太太会说,伯尼其实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将迎来一个无法形容的荣耀时刻,有闪亮的城堡、无尽的歌声、充满喜悦的天空。可怜的威尔克斯太太!一个寡妇,独生子又死于战争。她的小屋里总会传出孩子们的喧闹声,那些孩子都是她收养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需要有自己的梦。而那些使人慰藉的格言,则是她活下去的支柱,就如同寒冬里的煤炭。多年来,这是科迪莉亚第一次想到她,耳边再次回响起她那一成不变、坚定昂扬又略显疲惫的声音:“倘若主在出行时没来看你,归来的时候肯定会的。”好吧,无论主是出行还是归来,都没来找伯尼。

即使钱箱里剩下的几枚硬币只够支付煤气费时,伯尼对他们的业务也丝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自暴自弃,轻易放弃了希望。这种做法虽然奇怪,倒也符合伯尼的作风。抑或是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感到,自己和这个事务所都前途渺茫,所以决定以这种方式,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做一个体面的了断?作为一个精通死亡之道的警察,他采取的方法固然有效,但现场却凌乱得令人惊讶。接着,她意识到他为什么选择了刀片和药物。那把枪——其实他并没有选择最简单的方法,他本来完全可以用枪的,可他一直想把手枪留给她。除了这把枪,他还留给她几个快要散架的文件柜、一台老爷打字机、现场勘察工具箱、一辆迷你小汽车、一块防摔防水手表、被鲜血浸透的小地毯,以及一大堆让人不知如何处理的稿纸,上面还印着“普赖德侦探事务所——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的字样。所有的设备,他还特意强调了“所有的”这个词。他肯定是想提醒她别忘了那把枪。

她打开伯尼办公桌最下面的那只抽屉——只有伯尼和她有这只抽屉的钥匙——把它拉了出来。那把枪仍然躺在她亲手缝制的山羊皮束口袋里,里面还单独装着三发子弹。这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她一直不知道伯尼是从哪儿弄来的,不过她敢肯定,伯尼没有持枪执照。她从来没有将这把枪视为杀人武器,这也许是因为伯尼对它怀着天真男孩般的痴迷,好像它只是一件儿童玩具。他倒是把她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射手——至少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他们曾经驱车深入埃平森林,进行实弹射击,因此在她的记忆中,枪总是和斑驳的色彩与腐叶的气味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将靶子固定在合适的树上,再往枪里装上空包弹。他那兴奋的、断奏式的指令让她记忆犹新。“膝盖微曲。两脚分开。手臂伸直。现在把左手放在枪管下方,托住它。眼睛看靶。手臂伸直,伙伴,手臂伸直!好!不错,不错,真不错。”“可是,伯尼,”她说,“我们不能开枪啊!我们没有执照。”他微微一笑,笑得狡黠,自鸣得意,高人一筹。“如果我们在危险情况下开枪,那就算是自救。发生这样的不测时可顾不上什么执照。”他回答得振振有词,还得意地重复了一遍,像只小狗似的抬起他那胖胖的脸看着太阳。他的脑袋里当时幻想着怎样的画面呢?在荒凉的旷野里,两人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子弹砰砰地打在花岗岩上,轮流把手里的枪打得青烟直冒?

他曾经说过:“我们在用子弹的时候要谨慎。当然,不是我弄不到……”他的微笑变得阴险起来,好像想起了他那些神秘的联系人,那些无处不在又有求必应的朋友,仿佛只要他一声招呼,他们就会从隐蔽世界中冒出来。

他把这支枪留给了她,这是他最珍爱的东西。她把包好的枪放在自己挎包的最下面。这明显是一桩自杀案,警察未必会检查办公桌抽屉,但最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伯尼是有意把枪留给她的,所以她不想轻易放弃它。她把包放在脚边,又在尸体旁边坐下,向上帝念了一段从女修道院学来的简短祷词,为伯尼的灵魂祈祷,尽管她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伯尼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拥有灵魂。她静候着警察的到来。

第一位警察很快就赶到现场,但是他太年轻,没有经验,看见这种横死场面后,掩饰不住自己的震惊与不适。看见科迪莉亚如此镇静,他露出了不以为然的表情。他在里间办公室里没待多久便出来,仔细琢磨起了伯尼的留言,好像这样就能从那封直截了当的绝笔信中悟出什么言外之意。接着他把它折叠起来。

“小姐,这封信我必须暂时收走。他上这儿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是他的办公室。他是个私家侦探。”

“你为这位普赖德先生工作?是他的秘书?”

“我是他的合作伙伴,那封信上也写了。我二十二岁,伯尼是主要合伙人,他创办了这家事务所。他以前是刑事调查局的,曾经与伦敦警察厅的高级警司达格利什共事。”

话音刚落,她就有些后悔。这样替可怜的伯尼说话未免太天真也太护短了。而且她还看出,对此人提起达格利什的名字就犹如对牛弹琴。这有什么奇怪呢?他不过是个地方警员,又怎么会知道,自己曾多少次耐着性子,听伯尼怀念他退役前在刑事调查局的那段岁月,或者听他赞扬亚当·达格利什的德行和才智?“高级警司——嗯,他当年才是个高级督察——总是教导我们……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过一起案子……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高级警司不能容忍的……”

有时候她在想,如此优秀的人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此完美、全能的人会不会是伯尼臆造出来的,只是他心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或良师?后来,她在报纸上看见了达格利什高级警司的照片,不觉大吃一惊。那是一张皮肤黝黑、不乏讥讽的脸,仔细盯着它看,它便分解成一堆微粒,构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图案,无迹可寻。她怀疑,那些伯尼回忆起来滔滔不绝的大智慧,并不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其中不少兴许是伯尼自己的人生哲理。因此,她的内心升起了几分蔑视:这是一个傲气十足、盛气凌人、尖酸刻薄的高级警司。她真想知道,他现在能拿出什么智慧来抚慰伯尼。

那个警察有所保留地打了几个电话。此刻他正在外间办公室里四处查看。屋里都是些寒酸的二手家具以及破旧的文件柜——柜子上的一只抽屉半开着,露出了里面的茶壶和杯子,此外还有破旧的油毡。他望着这些,掩饰不住眼中的困惑和轻蔑。斯帕肖特小姐僵硬地坐在那台老式打字机前,用好奇又厌恶的神情看着他。最后他只好说:“不如你去给自己倒杯茶,我在这里等警医来。这儿有茶水间吧?”

“走廊那头有个小餐具室,是我们和这层楼的其他房客共用的。不过,你们不会真的需要外科医生吧?伯尼已经死了!”

“在由具备资质的医生宣布死亡之前,他还不算正式死亡,”稍事停顿后他又说,“这只是以防万一。”

以防什么呢?科迪莉亚感到不解——是审判、报应,还是腐朽?那个警察再度来到了内间办公室,她跟在他身后,轻声问道:“可不可以让斯帕肖特小姐先走?她是从秘书介绍所雇来的,我们要按小时支付她工资。自从我到了之后,她还什么工作都没干,现在恐怕也干不了什么。”

伯尼的尸体正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而她却在计较这些蝇头小利。看得出,他对这赤裸裸的冷酷感到很惊讶,但是他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我得先跟她说几句话,然后她就可以走了。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听他的言外之意,这里从来就不是。

接下来,科迪莉亚在外间办公室回答了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我感觉他离过婚,他从来没有说起过妻子的事。他住在东南一区克雷莫纳路十五号,还腾了个厅房两用间给我住,但是我们很少见面。”

“克雷莫纳路我知道,离帝国战争博物馆很近,我姑姑以前就住在那儿,那时候我还小。”

他知道那条路,这似乎消除了他的疑虑,也使他变得通情达理了一些。他沾沾自喜地一阵思索。

“你最后一次见到普赖德先生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当时我要去买点东西,就提前下班了。”

“他昨天晚上回家了吗?”

“我听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没有看见人。我的房间里有一只煤气炉,通常就在那里做饭,除非我知道他出去了。今天早晨没有听见他的动静,这不太正常,不过我以为他还在睡觉。如果他打算上午去医院,偶尔就会起得晚些。”

“今天上午是他的看病时间吗?”

“不是。他上星期三刚去看了医生,不过我想他大概要去复诊。他肯定是在昨天深夜或者今天早晨我还没醒的时候离开家的。我没有听见他的动静。”

他们彼此回避,那种近乎强迫症一般的微妙关系很难说得清:他们尽量维护并保守对方的隐私,留心听马桶的抽水声,蹑手蹑脚地查看厨房或洗手间是否空着。为了不妨碍对方,他们简直费尽心机。虽然两人都住在这幢小小的连排房屋里,但是出了办公室就难得见面。她思忖,不知伯尼选择在办公室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否就为了不让这幢小房子遭到玷污和打扰。

办公室里终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警方的医生合上包后离开了。伯尼的尸体也从狭窄的楼梯上被抬下去,其他办公室里的人都从门缝里看到了这一幕,最后一位警察也走了。斯帕肖特小姐彻底不干了——让一位训练有素的打字员使用那种老爷打字机本来就不合适,这里的厕所她也用不惯,而这样的死亡事件更使她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此时,空旷的办公室里寂静无声,科迪莉亚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她开始动手清理内间办公室,擦去办公桌和椅子上的血迹,用拖把被血浸透的小地毯拖干净。

下午一点,她快步走向他们常去的那家金鸡酒吧。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光顾这家酒吧了,但她也做不到这么快就换地方。她从来都不喜欢这家酒吧,也不喜欢这儿的女老板,总希望伯尼能找个更近点的地方,最好里面大胸脯的女招待也有金子般的心灵。但她怀疑,这样的酒吧在小说里更常见。午餐时间的熟客们已经聚在了吧台四周,和往常一样,招待大家的是梅维斯,她的微笑带点威胁,一副极度自豪的姿态。梅维斯的衣裳一日三变,发型一年一变,她的微笑却是永恒不变的。这两个女人素来互无好感,不过伯尼总像条和善的老狗般周旋于两人之间,稀里糊涂地相信她们是好伙伴,从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在有意忽视她们之间的火药味。梅维斯让科迪莉亚想起她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为了不让新书被人借走弄脏,那个管理员就把它们全藏进柜台里。梅维斯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的怨气,这也许是因为她必须把酒水放在显眼位置,还要在睽睽众目下按量供应。她把科迪莉亚要的半品脱柠檬汁啤酒和一只苏格兰煮蛋从柜台上推过来,说:“听说警察光顾了你们那里。”

科迪莉亚看着周围人们热切的面孔,当然,他们全知道了,现在他们还想打听些细节,说点给他们听听也无妨。于是她答道:“伯尼在手腕上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到血管,第二次割到了。他把手臂放进水里,不让伤口凝固。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无法面对治疗。”

她发现,气氛突然变了。聚集在梅维斯身边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接着飞快地把目光移开,低头盯着自己的杯子。割腕的人分明不在这里,可是却仿佛有个阴险的小怪物,把可怕的爪子伸进了每个人的脑袋。就连梅维斯好像也在她那些瓶子间看见了潜伏着的雪亮爪子。她说:“我想你要重新找一份工作了吧?毕竟,你一个人也很难把事务所维持下去。这份工作可不适合女人。”

“跟吧台的工作也没什么分别,都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两个女人盯着对方,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彼此的意思都十分地明白。

“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别想着谁还能在这里给事务所留口信。”

“我本来也没打算劳驾你们。”

梅维斯用力擦着一只酒杯,可眼睛依然盯着科迪莉亚的脸。

“我觉得你母亲不会同意你一个人继续留下来。”

“我只在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里有过母亲,所以没必要担心。”

科迪莉亚立刻看出这句话使他们多震惊,她再次疑惑,年长的人看上去应该更能接受大逆不道或惊世骇俗的意见,但其实,他们总会为一些简单的事实生气。他们的沉默中透着浓浓的责备,但这至少可以使她得以清静。她把啤酒和苏格兰煮蛋端到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但并不伤感。在不断被遗弃的儿童时代,她悟出了一个补偿自己的办法。她会花上一个小时,想象自己一生都沉浸在母爱中,没有失望,也没有遗憾。父亲从来没有跟她谈起过母亲的死,她也避免向他问及此事,生怕得知母亲根本不曾把她搂在怀里,根本没有苏醒过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个女儿。她相信母亲是爱她的,并至今也无法完全抛开这个念头,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尽情的想象已变得多余,也没那么真实了。此刻,她正在向想象中的母亲寻求意见。正如她所预期的,母亲认为这是一份完全适合女人做的工作。

吧台边的人继续喝着酒。透过他们肩膀之间的缝隙,她看见吧台上方那面镜子中的自己。今天的脸与昨天别无二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看起来就像个巨人把一只手扣在了她的头上,另一只手则托住她的下巴,轻轻地合握起这张脸;在一绺浓密的头发下面,是两只褐绿色的大眼睛,一副宽宽的颧骨,一张温柔且略带稚气的嘴。简直像一只猫的脸,她心想,不过,在梅维斯吧台那些五颜六色的瓶子和闪烁的灯光映衬下,有种沉静的美。虽然看着年轻不可靠,但也神秘不动声色。科迪莉亚早就学会了隐忍。所有收养过她的人,虽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她的爱与善意,却都对她有过一个要求——她应当开心一点。她很快就明白了,如果她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就很可能会失去爱。与她早年那些需要隐藏的事情相比,所有后来的欺骗都不算什么难事。

“鼻头”从人群中穿过,向科迪莉亚走来。他在长凳上坐下,花格呢裤子包裹着的大屁股跟她贴得很近。“鼻头”是伯尼唯一的朋友,可是她并不喜欢这个人。伯尼曾经解释说,此人是警方的线人,而且干得不错。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他的朋友们有时会偷盗一些名画或者价值不菲的珠宝。在适当的指点后,他便暗示警方赃物的藏匿地点。之后他会得到一笔赏金与那些窃贼朋友分享,警探也会有一份报酬,毕竟他们干的活最多。正如伯尼所指出的,保险公司因此轻松脱身,失主的财物也完璧归赵,窃贼不必担心被警察抓去,而“鼻头”和警探也得到了各自的酬劳。一个体系就这样形成了。科迪莉亚感到震惊,却没提出太多的反对意见。她怀疑伯尼当年也干过类似的勾当,当然他没这么娴熟,也没有捞到这么多的油水。

“鼻头”的眼睛湿漉漉的,握着威士忌酒杯的手指在颤抖。

“可怜的老伯尼啊,我都看得出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过去这一年里他越来越瘦,脸总是灰的,那叫癌症脸,我老爹以前就这么说。”

至少“鼻头”注意到了,可是她却没有。在她眼里,伯尼一直就脸色灰暗,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一条热乎乎的粗腿慢慢朝她靠上来。

“老是不走运,可怜的家伙。他是被赶出刑事调查局的。他告诉过你吗?当时达格利什还不是高级警司,只是个高级督察。老天,他可真是个混蛋,绝不给人第二次机会。”

“是啊,伯尼跟我说过,”科迪莉亚撒了个谎,她又补充道,“他对这件事好像也没有特别不满。”

“不满有什么用,是吧?对什么事都泰然处之,这是我的格言。我想你是准备换工作了?”

他的语气中有一种渴望,好像她一离开,事务所就是他的了。

“目前还没有,”科迪莉亚说道,“眼下我还不想另外找工作。”

她作出了两个决定:她要维持伯尼的生意,直到付不起房租为止;今生今世,她都决不再踏进金鸡酒吧。

在此后的四天中,把业务经营下去的决心没有变——尽管她看了租金簿和协议书才发现,伯尼根本不是克雷莫纳路上那幢小房子的主人,她租住那间厅房两用间的行为并不合法,当然权利也有限;尽管她从伯尼的银行经理那里得知,伯尼账上的余额连支付自己的葬礼费用都不够;尽管车行告诉她,那辆迷你车很快就到大修年限了;尽管她还得清理克雷莫纳路的那幢房子。这一切都是潦倒独生的悲惨痕迹。

爱尔兰炖汤和烤豆罐头——难道他就不吃别的东西吗?——那些罐头就像杂货铺橱窗里的商品一样,被仔细地码放成金字塔形;大罐大罐的金属抛光剂和地板蜡还没有用完,不是干了就是结了硬块;一只抽屉里有擦灰的旧抹布,但已经被抛光剂和灰尘结得硬邦邦的;篮子里堆放着待洗衣物,一件厚羊毛连衫裤因机洗已经黏结了,裆部还有棕色的渍斑——他怎么就这么离开,留下这些东西等着被别人看见吗?

她每天都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整理物品,把文件重新归类。没有人来电话,也没有客户上门,可是她依然显得很忙。她还要去接受警方的询问,那些无情到近乎无聊的形式和显而易见的结伦让她感到沮丧。她去找过伯尼的诉讼律师,那是个无精打采的老人,办公地点在交通不便的迈尔恩德车站附近。听说他的委托人死了,他显得很悲哀,也很无奈,好像这是一个人无法躲避的劫难。他很快就找到了伯尼的遗嘱,用困惑与怀疑的目光盯着它看了一阵,好像这不是他最近起草的一样。他成功地表现出自己意识到科迪莉亚是伯尼的情妇的事实——否则伯尼为什么要把事务所留给她呢——但他又是现实的人,所以不会对她有什么看法。他没有参与安排葬礼的事宜,只是向科迪莉亚推荐了一家殡仪馆,她怀疑他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费。随后,她度过了沉闷压抑的一周,最终发现殡仪馆老板为人爽快,办事也周全,心里才松了口气。而对方也发现,科迪莉亚不是那种悲痛欲绝、过于夸张的死者亲属,因此也十分坦率地与她商量土葬与火葬的价格及优点。

“要我说就是火葬。你说过他没有私人保险?那就尽可能用最快、最简单又便宜的方式解决一切吧。相信我,死者当中十有八九也是这么希望的。如今墓穴都成了昂贵的奢侈品,这对他来说没有用,对你也没有,不如就尘归尘,土归土。不过中间那些过程呢?觉得不太好办,是吧?那为什么不用最可靠的现代手段尽快搞定呢?不瞒你说,小姐,我给你的建议,其实并不符合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科迪莉亚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是不是该弄一个花圈?”

“当然可以,还可以增加点色彩。我来办吧。”

于是火葬和花圈都就位了。花圈做得很俗气,是用百合花与康乃馨编成的,上面的花朵已经开始凋谢,散发着腐烂的气味。主持火化仪式的牧师小心控制着语速,语气中不乏歉意,似乎想让他的听众明白,虽然他自己乐于接受上帝的特别眷顾,但并不指望所有人都相信那些难以置信之事。在合成音乐声中,伯尼被送进了焚化炉,时间掐算得刚好,因为进入小教堂的送葬队伍已不耐烦地发出了窸窸窣窣声。

一切结束后,只剩下科迪莉亚一个人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感受着石子路面透过鞋底传来的热量。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花香,她突然心中一阵凄凉,为伯尼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她找了个替罪羊,把气全撒在苏格兰场那个高级警司身上。是他把伯尼从唯一想要的工作岗位上撵走,他甚至都懒得再去了解一下伯尼后来的境况,而她最荒谬的指控是,他居然连伯尼的葬礼都没来参加。伯尼想当一名警探,就像其他人想绘画、写作、喝酒或者找人私通一样。像刑事调查局这样的地方,难道还容不下一个人的热情和无能吗?科迪莉亚第一次为伯尼落泪了。热泪模糊了双眼,视线中那些顶着花环、等候出殡的灵车队伍变得更长更庞大,仿佛延伸出无数闪亮的金属和摇曳的花朵。她把头上唯一用以哀悼的黑绸巾取下,开始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到了牛津广场的时候,她感到渴了,于是决定去迪金斯&琼斯百货的餐厅喝杯茶。如此放纵的行为与她平时很不一样,但这本就不同于以往,是恣意放纵的一天。她逗留了很长时间,充分享受了账单的价值。等她回到事务所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十五分以后了。

有个人在等她。来者是个女人,正把肩膀倚在门上,在肮脏的油漆和油腻的墙壁映衬下,显得很冷静又不和谐。科迪莉亚惊讶地屏住呼吸,收住急匆匆的脚步。她轻便的鞋子踩在楼梯上几乎没有声音,因此并没有被对方发现。她观察这位来客好几秒钟,头脑中立即留下一个生动的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独断专行的女人,而且衣着得体,让人望而生畏。她身穿灰色小竖领套装,露出颈部窄窄的一道白领;一双黑色名牌皮鞋显然价格不菲,左肩上斜挎着一只有贴袋的大黑包。她身材高挑,头发过早地变白了,现在剪得很短,就像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她生着一张长脸,面色苍白,此时正在阅读右手里折叠的《泰晤士报》。过了一两秒钟,她意识到科迪莉亚的到来,两人的目光相遇。那女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如果你就是科迪莉亚·格雷,那你迟到了十八分钟。这个留言条上说你四点钟回来。”

“我知道,很抱歉。”科迪莉亚匆匆上前几步,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了门。

“你想进屋说吗?”

女人抢先一步走进了外间办公室,她看都没看房间,便转身面向科迪莉亚。

“我想见普赖德先生。他多久能来?”

“对不起,我刚参加他的火化仪式后回来。我是说……伯尼死了。”

“我们明明在十天前还听说他活得好好的。他一定死得异常迅速和神秘。”

“并不算神秘。伯尼是自杀的。”

“太意外了!”来者似乎被这意外震惊了。她双手紧握,不安地在房间里转悠了片刻,像是在上演一出悲情哑剧。

“太意外了!”她又说了一遍,接着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科迪莉亚没有吱声,两人只是严肃地看着对方。接着她说道:“好吧,看来我是白跑了一趟。”

科迪莉亚说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的“不”。她真想一个箭步堵在门口,但她抑制住了这荒唐的冲动。

“请先留步,你可以先跟我谈谈。我是普赖德先生的合作伙伴,现在事务所由我负责。我肯定能帮助你。请先坐吧!”

这位访客根本没看那张椅子。

“谁都帮不上忙,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行。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有件事情我的雇主特别想知道——他要得到一些信息——而他认定普赖德先生可以为他弄到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认为你是个合格的替代者。这里有私人电话吗?”

“这儿有,请。”

女人走进内间办公室,对里面的简陋陈设同样不置一词。她转向科迪莉亚。

“对不起,我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伊丽莎白·利明,我的雇主是罗纳德·卡伦德勋爵。”

“是那位环境保护主义者?”

“我不会让他知道你这么称呼他。他更希望被称为微生物学家,这才名副其实。现在请恕我失陪。”

说完她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门。科迪莉亚顿时感到浑身无力,于是在打字机前坐下。键盘上,那些熟悉的字符一个个印在黑色的圆钮中央,在她疲惫的双眼中仿佛正不断地变换形状,但又在眨眼间恢复了原样。她用手抓住打字机两边,觉得它摸上去冰冷又潮湿。她自言自语,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我必须冷静,必须让她知道我很坚强。现在这傻乎乎的样子只是伯尼葬礼的压力造成的,而且我在太阳底下站太久了。”

但希望总伴随着痛苦,她对自己的过分在意感到恼火。

电话只打了几分钟。内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利明小姐正在戴手套。

“罗纳德勋爵想见你。你现在可以去一趟吗?”

去哪儿呢,科迪莉亚暗自思忖,但没有问。

“可以,要我带工具吗?”

那是伯尼特别设计和配备的犯罪现场勘察工具箱,里面有镊子、剪刀、指纹提取设备,以及采集标本的小瓶子。这些东西她以前还不曾有机会用过。

“这就看你说的工具是什么了,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罗纳德勋爵要先见见你,然后再决定是否把这项工作交给你。这就是说我们要乘火车去剑桥,不过今晚就能回来。你需要跟谁打声招呼吗?”

“不用了,这儿就我一个人。”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她打开自己的手袋,“这是个写好了地址的信封。我不是拐卖妇女的骗子,但这种人也许真的存在,这样以免你害怕。”

“我害怕的事确实不少,但不包括人贩子。如果我真的害怕,一个写了地址的信封也不会让我安心。我一定会打电话给罗纳德勋爵进行确认。”

“你想打电话吗?”利明小姐没有敌意地问。

“不想。”

“那我们能出发了吗?”说话时利明小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后,科迪莉亚转身锁上事务所的门,这时利明小姐指了指挂在墙钉上的便条簿和铅笔。

“是不是把留言换一下?”

科迪莉亚撕下了原先那张通知,略加思索后写道:“本人前去处理一桩急案。如有信件请从门下塞入,回来之后会立即亲自处理。”

“这样,”利明小姐一本正经地说,“你的客户就应该放心了。”

科迪莉亚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讽刺,从对方淡然的语气中她什么都听不出来。不过她觉得利明小姐并不是在取笑自己。令她惊讶的是,自己对这位喧宾夺主的来者竟然没有感到不快。她顺从地跟在利明小姐身后下了楼,来到金利街。

她们乘中央线到了利物浦大街。开往剑桥的火车十七点三十六分开,时间绰绰有余。利明小姐替科迪莉亚买了车票,从行李寄存处取出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和一个装着文件的公文包,领着她一起上了一节头等车厢。她说:“我要在车上工作。你有什么书报可读的吗?”

“没关系,我也不喜欢在旅途中聊天。我有一本哈代的《司号长》——我包里总会放一本平装书。”

火车过了毕晓普斯托福德之后,包厢里就剩下她们两个人。不过利明小姐始终埋头工作,期间只抬过一次头,问了科迪莉亚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到普赖德先生那里工作的?”

“我毕业后,就去欧洲大陆和我父亲一起生活,我们经常外出旅行。去年五月他心脏病发,在罗马去世,我就回来了。我自学了速记和打字,在一家秘书介绍所找了一份工作。他们派我到伯尼这里来,过了几个星期,伯尼开始在一两个案件中让我当助手。后来他决定对我进行培训,我就同意长期在他那里工作了。两个月之前,他让我成了他的合伙人。”

这就意味着科迪莉亚放弃了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换来的是平等共享的利润以及不固定的收入,外加伯尼家里的一间免费厅房两用间。他并没有欺骗她的意图。他提出合伙,是相信她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对她品行优秀的奖励,而是对她充分信任的一种荣誉。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居无定所的马克思主义诗人,一个业余革命者。”

“那你的童年肯定过得很有意思。”

科迪莉亚想起了自己当年接二连三地更换养母,平白无故地不断搬家,三番五次地转学,还有地方福利部门官员关切的面孔,以及学校老师为她作假期安排时绞尽脑汁的样子。每当被问到这个问题,科迪莉亚总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回答,毫无嘲讽之意。

“是啊,是很有意思。”

“你从普赖德先生那里都受了什么训练?”

“伯尼教了我一些他在刑事调查局学到的东西,如何正确勘察犯罪现场,如何采集样品,一些基本的自卫手段,还有如何寻找与采集指纹——诸如此类吧。”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技能在这个案子里几乎用不上。”

利明小姐又继续埋头工作,火车到达剑桥之前她们没有再说过话。

出了车站后,利明小姐朝停车场快速看了一眼,便领着她走向一辆黑色小型厢式货车。车旁有个身材结实的年轻人,穿一件开领的白衬衫,一条黑色马裤和一双高筒皮靴,他直挺挺地站着,像个穿制服的司机。利明小姐只是简单地介绍说他叫伦恩,没有作更多的解释。听了介绍,他简短地点点头表示确认,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科迪莉亚伸出手。他简单地握了一下,手劲却非常大,把她的手指捏得生疼。她忍住不把痛苦表现在脸上,却看见他那双深棕色大眼睛里闪着光,于是怀疑他是有意要弄疼她。他的眼睛漂亮迷人,藏在浓密的睫毛下,水盈盈的就像初生的牛犊,同时还带有牛犊般对世间艰险难料的忧虑苦恼。但是,这双漂亮的眼睛没能掩盖他身上的其他缺点,反而使它们更加显眼。她觉得他的脖子又粗又短,强壮的肩膀把衬衣绷得紧紧的,浓密的黑发就像戴在头上的头盔。一张胖脸上点缀着几颗麻子,湿乎乎的嘴唇显得脾气暴躁。这是一张粗俗又可爱的脸。他是个容易出汗的人,衬衣腋下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布贴到了肉上,使他那强壮的背部曲线和二头肌更加突出。

科迪莉亚意识到,他们三个人不得不一起挤在那辆厢式货车的前面。伦恩打开车门,毫无歉意地声明:“那辆路虎还在修理厂。”

利明小姐迟迟不走,科迪莉亚只好先上去坐在他旁边。“他们互相看不顺眼,而他讨厌我。”她心想。

她很好奇这个人在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家的地位如何。至于利明小姐的身份,她已猜到了。普通秘书无论工作了多久、多么能干都不可能像她那样威风,也不可能意味深长、语气讽刺地称他为“我的雇主”。但伦恩在科迪莉亚眼里却是个谜。他的行为举止不像下属,却也不像个科学家。确实,科学家在她眼里都属于另类。她认识的人中,只有玛丽·玛格达伦修女像个科学家的样子。这位修女教的课在大纲中被列为“普通科学”,是把基础物理、化学和生物学随意编排在一起的大杂烩。在圣母无罪修道院,科学课程大多都不受重视,但文科都教得不错。玛丽·玛格达伦是个胆小的老修女,一副金丝眼镜背后的双眼充满困惑,手指上总是沾着各种化学试剂。当她偶尔用试管和烧瓶制造出难得一见的爆炸和烟雾时,她的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学生。相比揭示科学原理,她更热衷的是证实宇宙的艰涩玄奥,以及上帝法则的高深莫测,并且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科迪莉亚觉得在处理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案件上,玛丽·玛格达伦修女帮不了她什么忙。罗纳德勋爵早就开始为环保事业奔走呼号了,当时他的兴趣还没有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他曾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国际生态大会,并由于他对环保事业的贡献被封为勋爵。与其他英国人一样,科迪莉亚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曾在电视上露过几次面,还上过星期日报纸的彩色增刊。他是一位权威的科学家,为人谨慎,从不涉足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个出身贫寒、功成名就并洁身自好的男人形象,令人倍感欣慰。科迪莉亚暗想:他怎么会想到要雇佣伯尼·普赖德的呢?

她不确定伦恩的雇主或者利明小姐对他有多信任,所以小心地问道:“罗纳德勋爵是怎么知道伯尼的呢?”

“是约翰·贝宁杰告诉他的。”

这么说贝宁杰案终于发挥作用了!这正是伯尼一直所期盼的。贝宁杰一案使他获得了一次最丰厚的报酬,大概也是他唯一成功的案例。约翰·贝宁杰是一个家庭小公司的经理,专门生产特殊科学仪器。过去一年里,他的办公室收到了大量的污蔑谩骂信件,他不愿意报警,于是就给伯尼打了电话。在伯尼的建议下,他把伯尼招进公司负责传递信件,接着,伯尼很快便解决了一个并不太难的问题。写信者是贝宁杰很器重的一名中年私人秘书。贝宁杰对此感恩戴德。到了结账的时候伯尼很是为难,与科迪莉亚商量后,他寄去了一份账单,收取的费用之高让他们自己都咋舌。但是对方很爽快地付了账,这笔钱维持了事务所一个月的开支。伯尼说:“贝宁杰这件案子会给我们带来回报的,你就等着瞧吧。干这种工作,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他起初选择我们,只是因为在号码簿上看到了我们的名字。但现在,他会向朋友推荐我们。这个案子只是个开头,将来的大案还在后头呢。”

科迪莉亚心想,贝宁杰案的回报在伯尼葬礼的这一天来了。

她没再多问,此后半个多小时的行程中,谁都没有说话。三个人并排坐在一起,大腿相互紧挨着,但气氛冷淡。她没有去注意城里的样子。车驶入车站路,在靠战争博物馆的一端左拐后,很快就进入了乡村地区。沿途是大片大片的麦苗,偶尔也有一排排成荫的树木和散乱的村落,还有屋顶盖草的农舍和低矮的红砖别墅。越过那些低矮的山丘,科迪莉亚可以望见城市的塔楼和尖顶,它们在傍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给人以近在咫尺的错觉。最后,一座庄园出现在前方,道路两旁榆树成行,还有长长一段蜿蜒的红砖墙。车子径直驶入打开的铁门。他们到了。

这幢大宅一看就是乔治时期风格的建筑,也许并不是其中的佼佼者,但结构坚固,比例得当,并且跟所有的优秀住宅一样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暖色的砖墙熠熠生辉,连同攀缘其上的紫藤也格外绿意盎然,整幢房子如同人工造就的电影场景般如梦似幻。它原本只是一幢住宅,一个温馨宜人的居住之所。可此刻,它被一片沉寂所笼罩,那一排排典雅得体的窗户就像空洞的眼睛。

伦恩熟练地高速驾驶着车,最后在门廊前停下。他坐在驾驶座上,等两个女人下车后,把车开到房子的一侧。科迪莉亚从高高的车座上下来的时候,瞥见了一片低矮的楼房,屋顶上是装饰性的塔楼,她猜测这不是马厩就是车库。透过宽阔的拱形大门,她可以看见地势逐渐走低,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开阔平坦的剑桥郡乡村景色,其间点缀着初夏时节的嫩绿和浅黄。

利明小姐说:“那片马厩已经改造成实验室。现在它的东侧大部分都是玻璃的。这是一位瑞典建筑师的杰作,既实用,又有艺术性。”

自打她们见面以来,她的声音中第一次添了些许兴致,几乎可以说是热情。

正门是开着的。科迪莉亚走进一个镶有护墙板的宽敞大厅,左侧有一道楼梯,右侧是个雕花的石壁炉。她闻到一股玫瑰花与薰衣草的香气,看到光洁的地板上铺着豪华地毯,耳边传来时钟舒缓的嘀嗒声。

利明小姐领着她径直来到正对大厅的那扇门。这是一间书房,里面摆着一排排的书,布置典雅,可以看见窗外宽阔的草坪和婆娑的树木。在一排法式落地窗前摆着一张乔治时期风格的写字台,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人。

科迪莉亚曾经多次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他比她想象中的个头要小,却更有气势。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威严又聪明的人,他身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力量。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挥手示意她在椅子上坐下。这时候,她才发现他比照片上的样子要瘦小一些,由于肩膀宽,脑袋大,使他看上去有点头重脚轻。他有一张敏感而皱纹密布的脸,鼻梁高高的,凹陷的双眼上方,眼皮沉重地耷拉着,灵巧的嘴唇上布满细纹。他额头上方的头发浓密乌黑,没有一根白发。她发现他的脸上透着疲惫,走近后更是觉察到,他左侧太阳穴上的青筋正微微跳动,凹陷的双眼中虹膜的颜色也在微妙地加深。然而他结实的身体中蕴含的力量并不显疲态。他高昂着头,沉重的眼皮遮不住机警敏锐的目光。最突出的还是他那成功人士的神情。这种神情科迪莉亚以前见过,当名人显贵经过时,她站在莫明其妙的围观人群后面见过——那是只有懂得并喜欢掌控权力的人才有的神情,就连疲惫与欠安的时候,他们也精神抖擞不亚于性兴奋。

利明小姐开口了:“整个普赖德侦探事务所就只剩下她了——科迪莉亚·格雷小姐。”

那两道敏锐的目光直逼科迪莉亚的眼睛。

“‘我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傲’,是不是?”

这是可怜的伯尼想出来的一句悲哀的俏皮话,可是经过一番鞍马劳顿,科迪莉亚实在没心情理会这种玩笑。“罗纳德勋爵,我来这里,是因为你的秘书说你想雇用我。如果她弄错了,我也很乐于知晓,这样我就可以回伦敦去。”

“她不是我的秘书,而且她也没有弄错。你得原谅我的失礼。我们原本期待见到一个魁梧的退役警察,可来的是你,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我不是在抱怨,格雷小姐,也许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的费用是多少?”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刺耳,其实却不然,对方只是纯粹的直来直去。科迪莉亚回答得有些太快,太迫不及待了。

“每天五英镑外加日常花费,不过我会尽量减少开支。当然,这样是以便您得到我们的全力服务。我的意思是说,在您的案子结束之前,我不会再接受其他客户的委托。”

“那你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客户呢?”

“呃,暂时还没有,但是很可能会有的。”接着她很快又说,“我们有一项公平条款。如果我在调查的任何一个阶段决定不再查下去,你有权得到我当时获得的全部信息。如果我决定不把信息给你,那我所做的工作就分文不取。”

这是伯尼一直坚持的原则。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即使在一个星期都接不到活的时候,他也能兴高采烈地探讨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有理由向委托人保留真相,在什么时候应该让警方介入调查,还会讨论在维护真相时隐瞒与欺骗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但是绝对不能窃听,”伯尼常说,“我坚决反对窃听。而且我们也不从事商业破坏活动。”

然而这两条原则都没怎么遭遇过挑战。他们没有窃听设备,即使有了也不知道怎么用,而且,伯尼从来没有机会涉足商业破坏活动。

罗纳德勋爵说:“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不过我这个案子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的良心不安。事情很简单,十八天前,我的儿子上吊身亡了。我想请你查一查原因。这个你能办到吗?”

“我愿意试一试,罗纳德勋爵。”

“我知道你需要了解一些关于马克的基本情况。利明小姐会打出一份材料给你,你可以先看一看,然后告诉我你还需要什么。”

“我希望能由您亲口告诉我这些。”科迪莉亚说。

“有这个必要吗?”

“这对我很有用。”

他又坐回椅子上,拿起一截铅笔头,用两只手捻着它转。过了一分钟,他心不在焉地把那个铅笔头放进自己的口袋,没有看她一眼,便自顾开始说起来。

“我的儿子马克,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刚满二十一岁。他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今年是最后一年了。我曾经也在那个学院念过书。五个星期之前,他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擅自离开学校,到马克兰德少校家去当了花匠。少校的家在达克斯福德郊外的夏树庄园。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马克都没有向我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他住在马克兰德少校那儿的一间农舍里,十八天之后,主人的妹妹发现他吊死在客厅里,脖子被皮带套住,挂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上。调查的结论是,他一时失去理智而自杀。我对我儿子的思想了解不多,但是我不接受这种婉转地说我儿子疯了的结论。我儿子是个理性的人,他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有原因,而我想知道那原因究竟是什么。”

原本一直望着法式落地窗外花园的利明小姐,此刻突然转过身激动地说道:“为什么你总是想知道为什么?这完全是刺探隐私,如果他真的想让我们知道,他会告诉我们的!”

罗纳德勋爵说:“我不准备这样不明不白下去。我的儿子死了。他是我的儿子。如果这其中有我的责任,那么我要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也想知道。”

科迪莉亚把目光从他身上转向了她,随即问道:“他留下遗书没有?”

“他留了张条子,但上面什么都没解释。是在他的打字机上发现的。”

利明小姐静静地开始背诵:“我们穿过磨坊,来到了一个洞穴。下了弯弯曲曲的地洞,我们摸索着沉闷的道路前进,直到一片无限的虚空像地底下的另一个天空出现在我们下面,于是我们抓住树根,悬在这无限的空间上。但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将自己交付给这虚空,看看天意是否也在这里。’

她那沙哑、无比低沉的声音停下来。谁都没有出声。接着罗纳德勋爵说:“格雷小姐,你自称是个侦探。根据这个你能推断出什么呢?”

“您的儿子读过威廉·布莱克的诗。这是不是《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一段?”

罗纳德勋爵和利明小姐对视了一眼。罗纳德勋爵说:“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科迪莉亚心想,布莱克的诗句舒缓平和,并不带有暴力和绝望色彩,因此更容易让人投水或服毒自尽——或是随波而逝,或是沉入虚空——而不是选择上吊之苦。但是,他也可能是为了追随高处坠落或投身虚无的意境吧。不过这些推测都只是胡乱猜想而已。他选择了布莱克,他选择了上吊。也许其他更温和的方法多有不便,也许他只是出于一时冲动。那个高级警司经常怎么说来着?“永远不要在事实之前下推断。”她必须先到那个农舍去看看。

罗纳德勋爵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怎么,难道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了?”

科迪莉亚看了看利明小姐,可是对方没有看她。

“我很想接这个案子。我只是在想,您是否真的愿意让我来做。”

“我正把它交付给你。考虑考虑你自己的责任吧,格雷小姐,我会尽我的责任。”

科迪莉亚问道:“您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一些寻常的小事。您儿子的身体好吗?他有没有对自己的工作或者恋爱情况感到忧虑?金钱方面呢?”

“原本一等马克到二十五岁,他就可以从他外祖父那里继承一笔可观的财产,平时我也给了他足够的零花钱。不过自从离开大学那天起,他就把余款全部打回了我的账户,还要求他的银行经理对今后的汇款也都照此办理。可想而知,他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尸检没发现他有任何疾病,而他的导师也证实,他的学业相当优秀。当然,我对他的课程一无所知。他没有跟我谈过恋爱问题——年轻人跟自己的父亲能说什么呢?如果有,我只希望那是异性恋。”

利明小姐原本正对着花园沉思,这时转过了身来。她伸出双手,抑或是在表示无奈或绝望。“我们原来对他完全不了解,可以说一无所知!为什么现在他死了,又要去追究呢?”

“他的朋友呢?”科迪莉亚平心静气地问。

“他们很少到这里来。不过在警方询问和葬礼的时候,我认出了两个,一个是他大学同学的雨果·蒂林,还有一个是雨果的姐姐。她是剑桥大学新学堂学院的研究生,读哲学。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伊丽莎白?”

“索菲。索菲娅·蒂林。马克带她过来吃过一两次饭。”

“您能谈谈您儿子小时候的情况吗?他在哪儿上的学?”

“他五岁就去了学前预备学校,接着读了预备学校。我不能让一个无人看管的孩子在这个实验室里随便跑进跑出。后来,我遵照他母亲的遗愿,又送他去伍达德基金会学校读书——马克九个月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我相信我妻子是个虔诚的国教徒,她希望这个孩子接受传统教育。据我所知,这种教育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他在预备学校的生活快乐吗?”

“我认为他跟大多数八岁的孩子一样,大部分时候都不太情愿,偶尔撒撒野。这些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任何事都可能与此有关。您知道,我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他。”

那个自命不凡、自作聪明、非同一般的警司是怎么说的?“要逐渐了解死者。只要是有关死者的情况,任何看上去鸡零狗碎、无足轻重的事都不能放过。死人也会说话,他们可以直接帮你找到凶手。”不过这一次,根本就没有凶手。

她说道:“如果利明小姐能把您提供的信息,还有他的学院名称和导师姓名打一份给我,那就帮了大忙了。另外,我希望得到一份您签署的声明,授权我进行调查。”

他把手伸进写字台左侧的抽屉,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它递给科迪莉亚。纸的页眉部分印着“剑桥郡加福斯庄园,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在页眉下方写的是:持件人科迪莉亚·格雷小姐,有权代表我对我儿子马克·卡伦德五月二十六日之死进行调查。下面是他的签名及日期。

他问道:“还有什么需要?”

科迪莉亚回答说:“您刚才提到,可能另有人要对您儿子的死负责。您对判决提出过异议吗?”

“判决是要讲证据的,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而设立法庭的目的不是为了还原事实真相。这就是我雇用你的目的了,去弄清事实真相。你需要的是不是都有了?我想我们无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了。”

“我要一张照片。”

他和利明小姐面面相觑,感到有几分困窘。他对明利小姐说:“一张照片。我们有照片吗,伊丽莎白?”

“他有一本护照,不过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年夏天我在花园里替他拍过一张照片,拍得还算清楚。我去拿来。”她走出了房间。

科迪莉亚说:“如果可以,我还想看看他的房间。我想他放假的时候会待在这里吧?”

“只是偶尔来住住,他当然有自己的房间。我带你去看看。”

那是个三楼朝北的房间。进屋之后,罗纳德勋爵就撇下科迪莉亚,径自走到窗前凝视着外面的草坪,似乎对她和这间屋子都失去了兴趣。在这个房间里,科迪莉亚看不出任何马克成年后的痕迹。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是一个上了学的男孩的房间,看起来最近十年里都没有变过。一面墙边放着一只低矮的白色小柜,里面摆着一排旧玩具:一只泰迪熊,身上的毛由于经常抚摸已经掉了不少,珠子眼睛也松动了;上了漆的木头火车和卡车;一艘诺亚方舟,甲板上有许多动物,上方是圆脸的诺亚和他的妻子;一只小船,船帆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还有一只小飞镖盘。玩具的上方摆放了两排书。科迪莉亚走过去仔细看了看。这些都是典型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看的书,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经典,是保姆和母亲们最爱讲的故事。科迪莉亚在成年之后才接触到这些书。她小时候星期六的时间都被连环画和电视占据了。

科迪莉亚问道:“他现在看的书呢?”

“都在地下室的箱子里。他离开学校之后,就把那些书存放到家里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那些箱子。现在看来也没有必要了。”

床的旁边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有一盏台灯,还有一块色泽亮丽、被海水蚀出洞的圆石头,也许是从某个度假海滩上捡回来的宝贝。罗纳德勋爵用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摸了摸它,然后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手掌来回搓揉。接着,他显然想都没想便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好了,”他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下楼去了?”

利明小姐已经在楼梯底端等待他们。她抬头看着他们慢慢并肩走下来,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科迪莉亚有点紧张地等她开口说话,她却转过身,双肩耷拉下来,好像突然筋疲力尽。她说:“照片我找到了。请你用完之后把它还给我。我把它和那张纸条一起放在了信封里。最早一班去伦敦的快车九点三十七分开,所以你也可以吃了晚饭再走。”

随后的晚餐是一次挺有趣但古怪的经历。在科迪莉亚看来这种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形式并不是偶然,而是刻意的安排。她觉得这么做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但她不确定这究竟是一天工作后诚心为合作伙伴举办的聚餐,还是礼节性招待几个身份各异的客人。晚宴上共有十个人:罗纳德·卡伦德勋爵、利明小姐、克里斯·伦恩、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罗纳德勋爵介绍了他的名字,可是她转眼就忘记了那个拗口的发音,此外还有在这里工作的五位年轻的科学家。包括伦恩在内的男士都穿着晚礼服,利明小姐穿了一件普通的无袖女衫,配一条绸缎拼接的长裙。在烛光的映照下,艳丽的蓝色、绿色和红色随着她的走动不断变换闪烁,更加突出了她浅银色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刚才女主人上楼更衣,科迪莉亚被一个人晾在客厅时,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很懊恼自己穿着褐色长裙和绿色上衣,毕竟到了这个年纪,穿着应该更讲究优雅而非凸显年轻。

她使用利明小姐卧室的洗手间时,发现卧室的陈设简约优雅,而浴室却很奢靡,这一鲜明的反差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疲惫的面容,补了一点口红,并后悔自己没有带眼影。她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冲动,于是怀着罪恶感拉开了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颜色早就过时的口红,各种没用完的瓶装粉底霜、眉笔、保湿霜,还有好几瓶用了一半的香水。她仔细搜寻了一番,终于找到一管眼影。考虑到它们弃置在抽屉里也是一堆废物,她觉得用一点也无不可。使用效果奇特而明显:虽然比不上利明小姐,但看上去至少成熟了五岁。她仍然对抽屉里的乱象惊讶不已,几乎想看看大衣橱和其他抽屉是不是也这般混乱,但是她忍住了。人多么有趣、多么表里不一啊!她惊讶地想,这样一个挑剔干练的女人,居然能够容忍这样乱糟糟的生活。

餐厅位于房子的前端。利明小姐安排科迪莉亚坐在她自己和伦恩之间——坐在这个座位上,就不必指望有多少愉快的交谈了。其余人都随意入坐。从餐桌陈设上也能看出朴素和精致之间的反差,桌上没有摆放装饰灯,只有三盏间隔均匀的叉型银烛台。烛台间有四只带卷边的葡萄酒瓶,由绿色厚玻璃制成,就像科迪莉亚经常在廉价意大利餐馆中见到的那样。餐具垫是普通软木制成的,但叉和勺都是古色古香的银器。浅钵里有一束鲜花,摆放得毫无艺术感可言,那些花就像在花园里历经了风雨摧残,最后被好心人放在水里养了起来一样。

那几个年轻人穿着晚礼服的样子也很别扭。他们都还端着智慧与成功人士的架子,因此倒也不局促,但那些衣服却像是二手市场淘来或是从舞会服装公司借来,被他们穿在身上来演戏的。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这让科迪莉亚感到惊讶。她估计,其中只有一个人年过三十。有三个年轻人外表邋遢、躁动不安,他们说话时语速飞快,嗓门洪亮,语气也抑扬顿挫。在主人介绍了科迪莉亚之后,他们就没有再看过她一眼。另外两个人稍微文静一些,其中有个高挑的黑头发男孩,相貌奇特,隔着桌子朝她笑了笑,好像很愿意坐近一点跟她交谈几句。

一名意大利男佣把菜端进餐厅,他的妻子则把烧好的菜肴盛进边桌上预热过的盘子里。食物非常丰盛,香味诱人,这时科迪莉亚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一只盘子里堆着亮晶晶的米饭,浓郁的蘑菇酱汁中摆了一块小牛肉,一只碗里盛着菠菜。旁边的冷食桌上有一大块火腿、一块牛里脊,还有一份摆放颇为有趣的水果色拉拼盘。食物由各人自取。人们选好自己喜爱的冷热食物后,把它们端回餐桌入座。那几个年轻科学家的盘子里堆得高高的,科迪莉亚也照做了。

她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没有多少兴趣,但注意到他们的话题以科学为主。她还注意到了伦恩,虽然他说话没有其他人多,却能跟他们平起平坐。他身上的晚礼服绷得有些紧,她本以为他的样子会很可笑,但他行为举止从容自若,成为了屋里风度第二的人物。科迪莉亚试图分析原因,但一无所获。他吃饭的时候慢条斯理,对自己盘中食物的摆放十分讲究,还时不时对着自己的那杯酒暗自微笑。

坐在餐桌另一端的罗纳德勋爵正边削苹果皮,边侧过脸与他的客人交谈。薄薄的绿色果皮越过他细长的手指,呈螺旋状朝着他盘子的方向运动。科迪莉亚瞄了利明小姐一眼,见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罗纳德勋爵,若有所思。科迪莉亚有些不安,觉得每一双眼睛肯定都注意到了她那张苍白的、充满鄙弃神情的脸。这时,利明小姐似乎意识到她在看自己,便放松下来,转身对科迪莉亚说:“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你都在看哈代的小说。你喜欢他?”

“很喜欢。但是我更喜欢简·奥斯汀。”

“那你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看看剑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博物馆。那里有简·奥斯汀的一封亲笔信。我想你会很感兴趣。”

她说话时摆出兴致盎然的样子,而且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就像女主人在面对一位难应付的客人,正想找个话题来引起对方的兴趣。科迪莉亚嘴里嚼着一大口牛肉和蘑菇,心想着这顿饭接下来该如何应付。幸好这时,那个美国教授听见了“菲茨威廉”这个词,在桌子那头大声问起了博物馆里收藏的意大利锡釉陶器,显然对此很感兴趣。于是话题打开了。

回去时,由利明小姐开车送科迪莉亚去火车站。这一次她们去的不是剑桥火车站,而是奥德莉站,利明小姐也没有对此给出任何解释。一路上,她们都没有谈及关于案子的事。科迪莉亚经过一天奔波劳累,加上酒足饭饱,此时已经筋疲力尽,不想再多问,任由自己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火车。她原本绝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把这个案子接到手。火车开动了起来,她疲惫地用手指揭开利明小姐给她的硬白纸信封盖,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纸张的排版与打印都很工整,但是内容并没有超出她已经了解的情况。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笑容满面的男孩侧过脸来对着照相机镜头,一只手放在眼睛上方遮挡阳光。他穿着牛仔裤和马甲,半躺在草坪上,身边放着一摞书。也许当时他正在树荫下看书,而她拿着照相机从法式落地窗里出来,便大声地命令他笑一笑。科迪莉亚无法从照片上判断出什么,但她知道,至少在拍照的瞬间,他知道怎样表现出快乐。她把照片塞回信封里,用两只手护住信封,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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