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三十六计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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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羊皮换名相——秦穆公任用囚徒

秦穆公即位时,秦国地处偏僻的西方边境,最初只是周朝王室的一个附庸小国。后来因为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侯,并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秦国才有了一定的势力,便定都在雍城。后来的穆公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君主,决定广泛地招揽贤才,使秦国强盛起来。

秦穆公,姓嬴,名任好。他即位的当年就开始扩张疆土。秦穆公亲自带领军队讨伐茅津的戎人,并取得了胜利。秦穆公四年,(公元前656年),秦穆公到晋国迎娶晋国太子申生的姐姐穆姬为妻。在晋国陪嫁的奴隶中,有一个叫百里奚的人。穆公在清点人数时,却没有这个人。晋国的使臣说:“这人不过是70多岁的老奴,没有什么用处,跑了算了。”

秦穆公胸怀大志,懂得重用人才的道理。他听人说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连忙马上派人,四处打听,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百里奚原来是虞国人。他有经世之才,却家贫如洗,空有报国之心,得不到重用。后来,经虞国大夫宫之奇的推荐,当了大夫。虞国国君不听他的劝谏,借道给晋国,反而被晋国灭亡,百里奚也成为晋国俘虏。晋国国君想任他为官,他却宁愿做囚犯,也不肯为敌国做官。晋献公非常生气,就把他做了陪嫁奴,送到秦国。百里奚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便偷偷跑到楚国,当了一个放牛倌。

穆公查知百里奚在楚国,就想用重金向楚国赎回他。又一想,用重金相求,就暴露了百里奚是个有才之士,楚国必不放行。

于是,就派使者向楚国说,我国一个陪嫁奴仆百里奚,逃在贵国,我们想用五张羊皮赎回去治罪。楚国一看这个人如此不值钱,毫不怀疑地就把百里奚交给了秦国。

70多岁的百里奚被押解回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了手铐和脚镣,把他从牢房里放出来,并向他虚心求教国家大事。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有资格和您谈论这些呢!”穆公说:“虞君正是因为不重用你,国家才会导致灭亡,亡国又不是你的过错。”穆公坚持向百里奚请教,百里奚很感动,与穆公谈了起来。他们一连谈了三天三夜,言无不合,秦穆公觉得很投缘,也看出百里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高兴地说:“我得到您,就像齐桓公有了管仲一样。”当即封百里奚为国相,掌管国家大政。因为百里奚是用五张黑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五牂大夫”。

百里奚看秦穆公礼贤下士,就对他说:“您能够赏识我,我很荣幸。可我的才能远远不及我的朋友蹇叔。蹇叔非常贤能,只是不为人知罢了。回想当年,我逃亡到齐国的时候,穷困潦倒,不得不向别人乞讨,是蹇叔收留了我。后来,我想到齐君无知那里去做事,被蹇叔阻止了,否则,我有可能会被卷进齐国的内乱,遭遇到不测;我来到周地,发现穨喜欢牛,就借着养牛的机会去接近他、可是蹇叔又阻止了我,让我离开。后来王子穨被杀,我却因听从了蹇叔的劝说保住了一条老命。我想去虞君手下做事,蹇叔又阻止我。其实我也知道虞君不会赏识我、重用我,只是为了那一份爵位和俸禄,才暂时留了下来,想不到就成了俘虏。我两次听从蹇叔的意见,都能幸免于难,只有一次没听他的,就遭遇了虞君亡国的大难。从这三件事上,就能看出蹇叔有非凡的才能和远见卓识。”秦穆公听了,立即派人将蹇叔请来,任命他为上大夫。

秦穆公求贤若渴、识贤如镜的名声传扬开来,很多贤士都汇集其麾下,形成了“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的局面,使秦国一跃成为“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的强国。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难得,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只要是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心胸开阔的智者往往能慧眼识珠,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我们在对待一个人,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时,也应当观大节,看主流,而不应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更不能抓住一点不放,以小节之过否定大节,把人一棍子打死,把事情全盘否定,对人不必求全责备而已。

●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唐太宗求贤若渴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在起事之前,他就曾礼贤下士,散财结客,并且亲临牢房去求访有识之士刘文静;他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的风云变幻,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人才观,认为得贤是“天下大端”。他形象地说道:“车子如果没有轮子,就无法行走;舟船如果没有船桨,就无法航行。国家如果缺乏人才,就无法治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唐太宗求贤若渴,多方求才。所下的求贤诏就达五次之多。为了广泛求贤,他还责成臣下选贤;要求中央官员,特别是宰相,要把发现和推荐人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在防边御敌上,唐太宗认为得一良将胜过修筑万里长城。特别是他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一书中,广征博引,从治理国家、皇帝为政等不同角度,论述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商汤不以伊尹是个厨子为羞,周文王不以姜太公杀猪、钓鱼为耻,终于成就了大业。”鲜明而又富有远见地阐述了他的用人思想。

公元628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居相位,应当替我分忧,广开耳目,求访贤才。我听说你们每天断案数百,光是读公文都来不及,怎能帮我求贤呢?”他要求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把琐碎事务都交给左右丞,从一般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帮助自己求访贤哲。唐太宗多次对大臣们说:“你们公务繁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只忙公务而忘记举荐贤才。”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唯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尽力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天下的贤才都已经被举荐完了。”

对于这种推卸责任的托词,太宗十分生气,驳斥他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唐太宗的批评十分中肯,使封德彝无地自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唐太宗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唐太宗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定。

唐太宗有一个重要的用人思想,就是取当世之才治理天下。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者总是埋怨身边没有人才,认为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身边的人没本事,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而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因此犯了与封德彝同样的错误。

辨识人才,不能僵化地遵循书本上所规定的一些标准。关于人才的特征和标准,尽管在理论上进行各种研究和规定,以供各级领导者参考,但人才毕竟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理论上所给定的那些规定和标准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如果硬要把活生生的人予以僵化、呆板地看待,并用事先准备好的“人才框架”去套,其结果要么找不出人才,要么找到的只是个“庸才”,还会闹出类似于“按图索骥”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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