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三十六计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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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案例

●清廉正直,有口皆碑——申屠嘉不畏强暴

丞相申屠嘉是梁地人。他年轻的时候力气大得惊人,能拉开最强的弓箭,于是当了一名武官,跟随高祖攻打项羽。项羽失败后,申屠嘉又随从高祖攻打黥布的叛军,并担当都尉。汉惠帝时,申屠嘉又当了淮阳郡守。张苍当丞相的时候,申屠嘉是御使大夫。后来张苍辞去丞相的职务,汉文帝想让皇后的弟弟当丞相,但是又怕天下人说他偏向自己家人。他考虑很久,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让御使大夫申屠嘉担任丞相,并封他为故安侯。

申屠嘉为人清廉正直,有口皆碑。朝廷里要是有人因为私事去找申屠嘉,他都拒绝接待。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最受皇上宠幸,被赏赐的财物数以万计。邓通常常在家里招待百官,连汉文帝都曾经到过他家做客。有一次,丞相申屠嘉上朝,邓通正好也在皇上的身边。邓通觉得自己跟皇上很熟,知道皇上宠幸他,于是在礼节上就表现出很散漫的样子,而皇上对此也不介意。申屠嘉看不下去邓通的这一表现,在奏完政事后,顺便对皇上说道:“皇上宠信臣子,能够让他富贵,可是,无论是谁在朝廷上也要讲究礼节,不能随随便便!”皇上却说:“怎么说是随便呢?这很正常,无妨大碍!况且也没有失礼呀!你不用多说了!”退朝之后,申屠嘉回到丞相府,立刻下令,叫邓通到丞相府来。邓通不敢去,申屠嘉更加生气,就想斩杀他。邓通非常害怕,就跑到汉文帝那里告状。汉文帝安慰邓通说:“你不要害怕,现在只管回去,要是有什么动静,我马上派人过去。”邓通回去后,越想越害怕,就主动去了丞相府。邓通一进门,就脱下帽子,光着两脚,低头认罪。申屠嘉和以往一样坐在那里,故意不理他,然后训斥他说:“朝廷是高祖的朝廷,你作为一个小小的臣子,竟敢在大殿上嬉戏打闹,真是太不像话了!按着规定应当斩!”接着马上吩咐道:“来人!把邓通拉出去立刻斩首!”邓通听了,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连声求饶,拼命磕头,头上都磕出了血。但申屠嘉还是不放过邓通,坚决命令手下人把他拉出去斩首。正在这时,汉文帝派人来召见邓通,来人对申屠嘉说:“邓通只是皇上用来开心解闷的,你又何必这样认真呢?用不着这么严厉地对他,你也不必生气,就饶了他这一回吧!”申屠嘉无奈,只好放了邓通。邓通马上又跑到汉文帝那里哭诉说:“我差一点就让丞相给杀了!”

申屠嘉当丞相5年后,汉景帝即位。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当了内史,很受宠幸,渐渐掌握了国家大政。晁错请求皇上更改各种法令,又建议责罚各位诸侯,削弱他们的势力,以保刘家天下。丞相申屠嘉不同意晁错的观点,就向皇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可是皇上并没有采纳,申屠嘉因此迁怒晁错。

晁错是内史,内史府的门是朝东开的,出进有些不方便,于是决定改开一道门,从南边出入。而朝南开的门,正好凿在了太上皇庙的外墙上。申屠嘉想借这个机会治晁错的罪,向皇上告发他随便开凿宗庙的外墙,准备让皇上诛杀晁错。晁错一个门客得到了这个消息,连忙报告了晁错。晁错很害怕,连夜进宫拜见皇上,向皇上说出了实情。第二天,各位丞相大臣上朝禀奏国事。丞相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然而景帝对这件事早有准备,于是回答说:“晁错开凿的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的外墙。外墙里面还住着其他官员呢!况且,是我让晁错这么做的,并不是他的错!他没有罪!”申屠嘉很吃惊,却也无可奈何。

退朝以后,申屠嘉说道:“唉!我办事欠考虑呀!其实一开始我可以先斩了晁错,然后再报告皇上,来个先斩后奏。可是我却偏偏先请示了皇上,结果反被晁错戏弄了。”

申屠嘉一生正直,刚毅守节,然而他缺少谋略和学识,这一点跟萧何、曹参他们不同。

申屠嘉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和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敢治罪。他这样的人虽然缺乏人情味儿,可是任何一个朝代又少不了,因为摆在台面上的法律,名义上是人人都要遵守的。

如果今天有申屠嘉这样的人就好了。

●一碗水端平——毛泽东搓和两虎将

王建安和许世友都是湖北老乡、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一天到晚还挨王少山的打骂。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麻城县乘马岗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第25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许世友的一席话,马上遭到斥责,被有些人叫做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会场上还响起了“打倒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面对其他人的“批斗”,许世友边跳边骂,最后气得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众人就不辞而别。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三十多个。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他一听到点自己的名字,“呼”的一声,一个鲤鱼打挺,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待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出卖”他的王建安和“抓”他的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出狱后,他逢人就说:“毛主席救了我。在延安坐了一年牢,胜过上三年大学。”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理睬王建安,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但他没把两人叫过来一顿训,再命令他们“好”,而是“大智慧”地准备让他们去自行和解。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泽东“起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自己去“解铃儿”。在战役筹划阶段,他首先在西柏坡专门召见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此时王建安已率部在华北作战。8纵司令员的职位于1948年3月由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仁初接任了。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多年的梦想”,现在自己已在华北,毛泽东竟把这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王建安心里突然一震,立即回答:“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说:“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毛泽东没说“团结”两字,也没说要他们去学“将相和”,但王建安却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还是没说“团结”,幽默地说:“好!我们像演一出《失空斩》——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也要打你40军棍,然后官降三级。”

“是!我们一定把济南打下来!”

王建安领命后,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山东。

在王建安赶赴山东时,许世友正在艾山汤养病呢。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发报通知许世友:即刻赶赴济南前线。中央军委越级发报调将,几乎没有先例。许世友接到电报,得知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叫他去指挥攻打济南时,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且已是傍晚,天就要黑了,但他全然不顾了,满脸兴奋地对妻子田普说:“快,快,收拾衣服走。”

田普正在手忙脚乱地做晚饭,奇怪地问道:“什么事情这么急,连晚饭都不吃了?要到哪去呀?”

许世友乐颠颠地说:“毛主席点了我的将,去打济南!快,就走!”

结果,田普衣服还没收拾好,接他的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就来了,他拉上妻子,踏上车就喊:“开,快开!”田普连随身换的衣服都没带上,就被他拉着上了车,吉普车一夜狂奔240里,第二天拂晓到达了泰安兵团司令部。毛泽东得知许世友“到位”后,亲笔写了一份给许世友的电报,电文开头就是:“你已到前方,甚慰。”许世友收到电报后,说:“‘甚慰’是主席对我寄予的重托。”同时他也得知毛泽东派来的“副手”王建安正在急急赶来山东呢!也顾不上以前的什么恩恩怨怨了,说:“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府,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后,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发话问候,接着又摆酒为王建安“接风”。两瓶山东高粱酒,他们一人面前摆一瓶,许世友举着酒瓶对王建安说:“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再说。”说罢,他就仰脖把一瓶酒全部喝了下去。

王建安也被他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跟着来了个“感情深一口闷”,把瓶中的酒喝得一滴不剩,说:“打下济南后,再来一次仰脖喝。”

结果,两位虎将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战后,齐鲁大地流传一句话:“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虎”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而知情人谭震林则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因此,领导者一定要做一个称职而公正的裁判,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这样对他人不公平。只有如此,才能够促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信任,并为之奉献。领导者如果可以使企业内的成员达成共识:“我们这个企业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致为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努力。”相信大家必能调整彼此的步调。除非他是一个相当特立独行的人,否则企业的所有成员都会衷心期待自己所属的团体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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