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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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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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全之策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外,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万全之策

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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