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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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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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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