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经典模式 护眼模式 女性模式 日间模式 夜间模式
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快捷键
  • 全屏阅读f11
  • 前后翻页向前向后
  • 上下滚屏向下向上
  • 返回目录enter
我知道了

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换兰谱,拜把子,甚至结为儿女亲家,只是当时南北双方要人拉近彼此关系的习惯做法。新桂系不是这样,他们强调的是团体,从李宗仁到白崇禧,再到留守广西的三把手黄绍竑,三人都没有金兰结盟,所以李宗仁本身对与蒋介石结拜这件事并不是很热心,除了老婆外,也没向任何一个人提及。

然而蒋介石却是认真的。他对李宗仁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呀!”过些日子又继续追问:“帖子写好了没有?”李宗仁被搞得很难为情,实在推托不了,他便支吾着说不知道如何写法。蒋介石想了想说:“那你就照我给的那种方式写吧。”

蒋介石如此一说,李宗仁也就真这么做了,而且竟然一字不改地把蒋介石的四句誓词又照抄了上去,只是署名改为“李宗仁,妻郭德洁”。

白崇禧也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白崇禧原在第七军任参谋长,蒋介石筹组北伐军司令部时,就提议把白崇禧调升司令部参谋长。他找李宗仁商议,李宗仁还颇觉意外,说:“恐怕健生(白崇禧)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蒋介石则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最后内部探讨下来,决定由资历较深的李济深担任参谋总长,由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留守,其职权由白崇禧代行,所以北伐期间,军中仍呼白崇禧为“参谋长”。

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四一二”前后,北伐军除留守广东的一个军外,其余开到前线的七个军大部分都反对蒋介石,倾向于武汉政府,只有新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站在蒋介石一边。这种情况连老外都很清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前,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

用户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