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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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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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户

胡宗铎对李宗仁讲的那一套可谓心领神会。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保荐他相中的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所有湖北党务。

胡宗铎身为“李白”手下的一个军长,居然能保荐新的省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张知本原本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自己认为能在新省府中当个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就不错了,做梦也没想到因为和新桂系的关系,居然能得到省主席的高位。

“李白”随后保荐胡、陶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另外还任命他们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副司令。这样胡、陶拿张知本做挡箭牌,却得以在幕后操纵了湖北的一切军政要务。

胡、陶性情粗暴,特别是陶钧,更以杀人如麻著称,过去作战行军,遇有士兵落伍,他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枪,这让李宗仁都觉得有些不近人情。新桂系刚入武汉时,正逢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为声援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便派兵包围中山大学,抓捕了许多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其中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送审时,陶钧看都没看,就在名单上画了个大圈,然后写上“一律枪决”。军法官提醒他,一次杀这么多的学生会失去人心,对还未在湖北站住脚跟的新桂系不利。陶钧想了想,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九名学生就这样命丧黄泉。

武汉一度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聚集地,继汪精卫宣布“分共”之后,他们再次成为新桂系屠戮的重点。有一次军法官将一份包含有期徒刑的名单交给胡、陶审阅,陶钧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八个字,然后大笔一挥,将名单上的所有名字都画入圈中,连军法官的名字也随手被圈了进去。军法官一看大惊失色,急忙提醒陶钧,陶钧便在名单上批道:“法官无罪,不杀”。

过去盛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其实不是蒋介石说的,而是陶钧的发明,原话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新桂系占领湖北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男女被杀者,一次达到二三十个之多,其中除了党人和学生外,不乏一般无辜百姓。胡、陶也因草菅人命而被鄂人称为“屠户”。

在新桂系的极端残杀政策下,前湖北省政府成员亦在劫难逃,李汉俊、詹大悲均被逮捕。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而且他早已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则是辛亥首义元勋,他参加辛亥革命时,新桂系的一帮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程潜闻讯急忙前去保释,但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在被逮捕后不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孔庚、李书城也被抓了起来,只是慑于二人年老资望高,还有利用价值,才没有被立即处死。

程潜为人比较拘谨,平时不大表示意见,但愤懑之下,也忍不住通过与记者谈话进行抨击:“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程潜的锋芒所指,自然是新桂系,不过因为西征还没有结束,退入湖南的唐部尚未得到清除,才使得他与新桂系的矛盾没有全面爆发出来。

1928年1月,西征军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潜和白崇禧分别率领,程潜担任名义上的统帅,经鄂南进攻湘北。

湘军本来在湘北还能抵挡几下,但将领们心不齐,其中何键私心最重,为保存实力,他把自己的部队由汉口一直开到湘西,并一路抢先撤退,避免与追兵接触。李品仙、刘兴独木难支,也被迫放弃长沙,撤往湘西、湘南。

湘西、湘南一下子涌入这么多兵马,粮饷很快发生了极大困难。唐生智对此倒也有过考虑,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把湖北榷运局长叫来,问对方局里有多少现款。

榷运局是民初官盐的专卖专运机构,通常也是军头们筹集军饷的主要来源地。被称为周老四的榷运局长在唐生智的逼问下,道出局里还有一百多万元现款。唐生智便要求他把这些现款全部交给退入湖南的部队做军费。

唐生智一走,周老四乘着兵荒马乱,跑到长沙买房子、讨姨太太去了,部队一个子也没能拿到手。

计穷之际,在何键的同意下,曾出使南京的叶琪与夏威取得联系,代表湘军向新桂系罢战求和。新桂系虽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湘军各部一直避战,老是跟他们兜圈子,因此之故,战事一时也看不到立即予以解决的希望。在此情况下,“李白”自然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夏、叶做出保证:对于退入湘境的唐部三个军,都保留建制,不予编散。

唐部最终被扩编成四个军,军长分别是李品仙、叶琪、廖磊、何键。前面三位都是广西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新桂系的包容;何键虽不是广西人,但首倡向新桂系求和,又曾多方面对“李白”示好、靠拢,所以也给留下了一个位置。最倒霉的是刘兴,他被认为忠于唐生智而遭到排挤,被迫离开了部队。

改编后,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随白崇禧参加北伐,只有何键得以留驻湖南,归程潜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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