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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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未有之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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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未有之伤心事

冯玉祥说得很解气,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黄郛在冷静下来之后,判断“济案”绝非偶然,实际是日本干涉中国的一个信号,也是其阻止北伐的明确表示。如果革命军此时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会使准备已久且胜利在望的北伐功败垂成,而且会迅速激化中日矛盾,导致中日提前开战。

黄郛向蒋介石建议暂时不与日军直接对抗,绕道济南继续北伐,之后再想办法如何对付日本人。

黄郛的想法道出了蒋介石的心声,他决定接受黄郛的建议。冯玉祥听后表示同意,对蒋介石说:“你有那种忍耐力我也赞成。”

随后,蒋介石改变了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令黄郛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进行谈判。

民国年间,凡在对外交涉中喊打喊杀者总是能引起拥护和喝彩,比如老冯的“俘虏了再说”,谈判则会让主张者声誉受损,而且很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盖因外交本身就包含着妥协和忍让,而缺乏实力基础的弱国所需付出的妥协和忍让往往更多。

蒋介石虽同意交涉,却也很害怕因此损害自己“北伐英雄”的威名和形象。他电告黄郛,让黄郛以个人名义与日方谈判,而不要再用他“蒋介石”的名义。

同是把兄弟,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之间实际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政治结盟,黄郛与蒋介石就不同了,他们的确有早期革命党人身上常见的那种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至少黄郛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在兰谱中的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因为在济案谈判中替蒋介石分忧担“丑”,黄郛个人饱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并被舆论迅速定格为“亲日派”。他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诉苦道:“反对派攻击外交,集中个人,甚觉困难。”

至5月中旬,黄郛基本确定了解决“济案”的各条具体办法。之后,他准备到前线去与蒋介石商量,不料形势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商讨继续北伐和对日交涉事宜。说到快要成功的北伐,大家都笑。说到对日交涉,都发愁。蒋介石叹了口气对冯玉祥说:“膺白(黄郛)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

冯玉祥趁势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人交涉?”

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的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同时也为了确保自己在北伐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不因“亲日”而被新桂系等政敌所攻击,他决定采纳冯玉祥的意见。

第二天,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蒋介石致电黄郛,让对方“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免职。后来他在给张群的一封信中写道:“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悲愤交加之下,黄郛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

同为蒋介石的幕僚,蒋介石视张群为部下,对黄郛则相当尊敬,平时见面都称黄郛为二兄,黄郛的夫人为二嫂,绝不以普通宾客相待。见义兄真的发了火,蒋介石也慌了,他连忙给黄郛发去电报,一面解释情况,一面劝黄郛以大局为重,不可一并辞去兼职。担心电报说服不了,蒋介石又让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出面,致电黄郛慰留。

黄郛的个性与何应钦等人有很大不同,属于外柔内刚型,一旦做出决定,绝不轻易动摇,而且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仅靠私人关系帮蒋做事,本身也说明,对何应钦适用的一套在他身上并不能够奏效。

黄郛自此离开政坛,带着妻女到莫干山隐居去了。后来济案解决,他的朋友曾向黄郛提出,可以由这位朋友出面,请蒋介石在济案纪念周上加以申明,以免后世不明真相,仍然将“济案”的全部罪责扣在他一个人头上。

这时蒋介石的地位已经相对稳定,无论是对当初“丢马保车”的内疚,抑或出于此后敦请黄郛出山的需要,他都会愿意这么做,但是黄郛认为“恐妨碍国家,妨碍介石地位,主张不必”,没有接受朋友的好意。

作为蒋氏幕府中最具战略眼光的首席幕僚,黄郛不仅在决定蒋介石沉浮的关键时刻多次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而且在自己归隐之前,还为蒋介石推荐了另一位不可多得的谋略之士。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可能在波谲云诡的民国权斗中涉过新的险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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