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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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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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钱昌照与杨永泰同为蒋介石的幕僚,然而钱昌照对杨永泰却素无好感,他认为杨永泰喜欢搞权术,不够光明磊落。事实上,钱、杨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大不同。后来有一次杨永泰曾半开玩笑地对黄郛说:“乙藜(钱昌照字乙藜)真傻,蒋先生对他很信任,而他就是不在蒋先生左右安排耳目。”

归根结底,钱昌照搞的是经济,杨永泰搞的是政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古到今,政治领域就没有完全光明一说,如果连权术都不会,充其量也就是个书生而已。

如何亲近知识界,蒋介石要靠书生钱昌照,而在如何搞阴谋诡计方面,政客杨永泰则当仁不让。

俞作柏接受了杨永泰带来的巨款,答应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在杨永泰陪同俞作柏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上将参议,并决定由杨永泰协助他到汉口,与李明瑞进行秘密接触。

新桂系在武汉的基本部队,为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和陶钧的第十八军。其中,第七军为桂军老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九军都是后来收编的。

在早期的老桂军中,夏威、胡宗铎并列,称为“夏胡”,对胡宗铎当军长,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只有陶钧是由旅长越格提拔上来的,而资历比陶钧更深,战功也更高的李明瑞等人却未能得到提拔,他们的内心自然极为不满。

而后,“李白”又搞“鄂人治鄂”,放纵胡、陶把持湖北军政大权,“夏胡”一变而为“胡、陶”,夏威反倒处于若有若无的地位。

陶钧为人骄横,升任军长后即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不甘人后,将榷运局搂于怀中。两局的收入,除归入胡、陶私囊外,其余大部分留给十八军、十九军使用,导致这两支新部队的生活反优于第七军。

由于待遇不平等,在第七军中爆发了“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愤慨情绪,李明瑞等人向军长夏威诉苦,要求夏威向胡、陶交涉,可是夏威却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

桂鄂不合,让俞作柏的汉口之行非常顺利。通过李明瑞的居中牵线,俞作柏与杨腾辉等第七军干部秘密会晤,相约时机一到,即采取共同行动。

天津策反几乎与武汉策反同时进行。唐生智的部属借着以军队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三大的机会,来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桂系湘军”对蒋竭诚拥护,并希望中央仍派唐生智对他们进行指挥。

蒋介石此时已派人和从日本归来、正寓居于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让他去天津接收“桂系湘军”,同时承诺一旦唐生智完全掌握部队,便给予名义。

3月20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证实两路策反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加上李济深又虎入牢笼,在南京受到秘密监视。基于这些情况,他认定解决新桂系已有确切把握,于是便在三大上发表了对付新桂系的意见,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中央对地方,只有法令,无所谓条件;只有命令,绝无调停的可能。”

这意味着“三一三决议”被蒋介石完全推翻,他要对新桂系动武了。

在此之前,李济深也察知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颇有悔不当初之感。他的幕僚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接洽,派一艘法国军舰到下关来把他接出去,但李济深在已遭到密探监视和跟踪的情况下,生怕自己还未到江岸就被暗杀,所以只能放弃这一出逃计划。

3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宴请李济深,宴席之上,即以“勾结桂系,拥兵自护”为名,将李济深公开软禁于南京汤山官员招待所。

老蒋不顾“人格”、背弃诺言的举动,令原先在上海做过保证的四老全都目瞪口呆。蔡元培一怒之下,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张静江与蒋介石是结拜弟兄,私下只称蒋为“老三”,他气得顿足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

最尴尬的是吴稚晖。到了这个地步,你要让他真的“在墙上碰死”,他也做不到,不过令人称道的是,他没有装聋作哑,或一溜了之,而是抱着铺盖卷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并让人带话给蒋介石:“我要陪任潮兄(李济深)在一起,你要宰他,就把我也宰了!任潮不获释,我就不出去!”

张静江、李石曾出于内疚之情,也常去汤山看望和抚慰李济深。这些对改变李济深本人的现实处境都不无帮助,但要想让他获释,老蒋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3月26日,国民党三大通过决议,宣布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犯了“叛党乱国罪”,决定予以撤职查办以及“永远开除党籍”。第二天,蒋介石又亲自发布了“为讨伐李宗仁等布告将士”的文告。

在被三大定罪的前一天,李宗仁在上海市长张定璠的协助下,秘密离沪经香港到达广州。他那里前脚一步,后面张定璠就因此被蒋介石撤掉了职务。

广东方面,虽然李济深的旧部第八路军中还有人为其鸣冤,但掌握广东军政实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3月30日,二陈发出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李宗仁在广东无法立足,不过二陈对他尚算客气,没有立即翻脸不认人,当李宗仁表示想去武汉时,陈济棠还为他提供了飞机。倒霉的是,那些天春雨连绵,飞机无法起飞,李宗仁只得暂时回到广西,也相应失去了坐镇武汉直接进行指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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