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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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啊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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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荒唐啊荒唐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起,赵戴文已在南京待了一年多,他了解蒋介石的实力:“他(蒋介石)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可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吗?他们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

赵戴文对赶集似的跑来太原的说客最为不屑:“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给赵戴文这么一敲打,阎锡山讨蒋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准确地说,是被吓住了。他随即电告张学良暂时不要发布讨蒋通电。

对于要不要列名于三人联衔的讨蒋通电,特别是还要由关外发出,张学良也正处于犹豫彷徨之中。他固然不肯冒险,可是如果冯、阎真的停止反蒋,就怕面前的跷跷板失去平衡,自己在与蒋的关系上重新处于不利位置。

恰在左右为难之际,阎锡山来了这么一个电报,让张学良心里更加没底。他不知道阎锡山究竟在捣什么鬼,难道蒋阎又和解了?

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奉命到太原察看动静,并重申张学良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以便万一蒋阎真的和解,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结果王树翰去了一看,居然是这么一回事:一心要做反蒋领袖的阎锡山被人几句话就给吓尿了!

荒唐啊荒唐,最荒唐的不是别的,是阎锡山竟然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

张学良闻报,便顺势复电阎锡山,称这份联衔电稿尚有需要商酌的地方,因此不必急行,等彼此酌定后再如何如何。

晋军将领在惊疑不定的同时,也都为“总司令”的窝囊之举感到脸上无光。周玳跑去问阎锡山:“这是干什么?”阎锡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吓尿了,勉强找了个理由说:“这是缓兵之计,是应付省党部的。省党部见报,必然告诉蒋,这就会稳住他的心,不再做积极准备。”

周玳听了,知道阎锡山这么说是纯粹为了给自个儿遮脸,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徐永昌看到阎锡山将谈话登报后,也急匆匆地找到周玳,一见面就说:“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

徐永昌和赵戴文的意见原来的确是完全一致,但那还是在放冯玉祥回陕,或者说决定打不打之前。现在冯玉祥已经回陕,蒋阎也已经决裂,“打不打”早就变成了“如何打”,这时怎能再轻易动摇决心?

赵戴文虽然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但作为一个文人本质的政客,有时亦不乏腐儒之见。在徐永昌看来,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不是不知道阎锡山起兵在即,已难以勒住缰绳,他是故意安排了一场阴谋:先以造反的罪名吓住赵戴文,再通过赵戴文吓住阎锡山,这样无论阎锡山最终出兵与否,最后对内对外的威信都将一落千丈。

除了影响威信外,徐永昌料定,在蒋阎决裂之后,蒋介石必然已抱定一劳永逸地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的决心。若是山西方面就此软下来,让蒋介石得寸进尺,各个击破,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过河的卒子难回头。到了这个阶段,徐永昌表现得义无反顾。他对周玳说:“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指阎锡山)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玳作为代表,向阎锡山陈述了徐永昌及各将领的意见。阎锡山听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入府进行详细商讨。

各方面代表闻知因为赵戴文来晋,阎锡山在讨蒋上又产生动摇,也纷至沓来,对阎进行游说。

这个攻击赵戴文:“赵次老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蒋介石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连走路都予以照顾,如出门口和上下台阶,蒋介石必亲自扶持,赵次老受宠若惊,早就迷糊了。他不晓得这是蒋介石惯于使用的虚伪手段,所以他对蒋也就忠心耿耿了。”

那个让阎锡山放宽心:“蒋的内部情况,决不是铁桶子,除了少数嫡系之外,都是同床异梦。至于那些杂牌军队,更不会为他卖死命,千万不要再犹豫。”

阎锡山至此才拿定了讨蒋的最后决心。他对王树翰这样解释:“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所以仍请汉卿(张学良)支持。”

你以为讨蒋是儿戏吗?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对他缺乏尊重,纯粹在耍他玩,因此内心十分不满。针对阎锡山“照前进行”的要求,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联络张学良的大事,就这样让赵戴文给贻误了。阎锡山悔恨交加:“唉,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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