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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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皆为文人政客,在军事上没有本钱,固然需要依靠阎、冯等军事实力派撑腰。反过来,阎、冯要想在政治合法性和声势上与蒋争锋,也非找汪不可。

冯玉祥喜欢的是军事,对政治不太懂,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搞不清楚,但是政治有多么重要,他是知道的。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发动“首都革命”,却被段祺瑞、张作霖抢了果实,总结教训,就是自己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之故。

国民党虽然松散,毕竟还有一个三民主义,比冯玉祥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要强得多,而要想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比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元老更好使的了。另外,汪精卫一直积极反蒋,冯玉祥对汪也素有好感,因此他主张请汪北上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中原大战的帷幕一拉开,冯玉祥首先派代表到港向汪精卫致意,说以前各方面反蒋都是各自为政,步骤也不统一,结果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现在不同了,阎、冯在北方合作,李宗仁也在南方响应,反蒋联军的兵力已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中央军。

军事不需要汪精卫操心,冯玉祥只想请他赶快到北平主持大计,以便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

汪精卫听后大为兴奋:“焕章先生(冯玉祥)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

过了几天,阎锡山的迎汪代表也到达香港。汪精卫设宴招待阎、冯的代表,同时准备动身启程,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刘茂恩投蒋事件,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被完全打乱。汪精卫闻讯很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也未再做明确表示。

汪精卫不到北平,那两派就依旧吵得像锅粥。各军代表对此已经有些忍无可忍:都是一群俩肩膀扛一张嘴,只会吹牛的货,少了你们,难道我们就不干事了?

他们促请阎锡山另外采取直接办法产生政府,以便对付外交和进行筹款,同时声明他们并非不尊重“党”,而是“党”自身闹僵了,怪不得别人。

阎锡山虽然仍坚持按秩序进行,“政生于党,党务未决,政无由产”。可是面对西山派和改组派那总也解不开的死结,他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直反对讨蒋的赵戴文眼见大势所趋,也开始在讨蒋上为幕主排忧解难。在阎锡山幕府中,冀贡泉一向颇有见的,赵戴文就特地把冀贡泉约至阎锡山的“督军府”进行商谈。

阎锡山首先问冀贡泉:“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

冀贡泉答道:“没有留意,说不上来。”

赵戴文对冀贡泉说:“育堂(冀贡泉字育堂),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见说吧,蒙(五台方言,‘我们的’之意)总司令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正是为此。”

冀贡泉见状便不再绕弯子:“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

冀贡泉说,不管是挂共产党的红旗,还是挂北洋的五色旗,总得有个明显旗帜,“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赵戴文立刻接过话茬:“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搬来了箱子,没有取得钥匙。”

其实阎锡山和反蒋派别对于树旗问题已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从太原到北平,可以说一路就没停过。

有些人建议阎锡山在北洋和国民党之外,再重开一个局面,也就是领头再建一个新党或政治派别。阎锡山则知难而退,他认为,连孙中山生前都没“箍得拢”(即掌握得住)国民党,他姓阎的何德何能,就敢插手其中?

西山派则另想了一个损招。他们计划运动北洋遗老段祺瑞参加国民党,让段祺瑞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拿孙中山的政治资本来树立新帜,同时以阎锡山为副,作为军事资本。

段祺瑞是个自信心非常强的人,从来就没相信过什么三民主义。阎锡山知道段祺瑞不会理会,于是只能对这些异想天开的政客一笑置之。

打旗,还得打国民党的旗。赵戴文一语道出了阎锡山的想法:“我们就确定用现在的青天白日旗不行吗?大家都有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关系,只是要能组成个政府。”

阎锡山把他那著名的“主张公道”也套用到了举旗问题上。他认为应本着“公道”之心,让各派都能参与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党部会议中来,而且范围越扩大越好,最好是把凡不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人都收拢进来。

阎锡山倡导将会议开成“扩大会议”,他现在为此头疼的就是西山派和改组派总谈不到一起,而且“愈商议纠纷越多,(会议)闹不起来”。

冀贡泉因为在太原有职务,没有像其他幕僚那样跟随阎锡山到北平去,所以对两派在北平明争暗斗的情况不了解。阎锡山就让赵丕廉给他介绍了一下经过。

冀贡泉听完后略一思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

此次掀起反蒋联合大行动,国民党除拥蒋者外,各派代表都到了山西的势力范围太原和北平。在冀贡泉看来,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举行扩大会议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症结也并不在此处。

冀贡泉随后得出的结论让在座诸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事态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恰恰出于山西自己身上,是山西举棋不定,诚意不够,从而自设了障碍。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质问冀贡泉:“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诚意不够?”

冀贡泉说:“这次发动,山西方面显然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其他人都要唯山西马首是瞻。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轻重的责任?”

众人笑了起来,又都觉得冀贡泉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要害问题。

山西方面怎样才能显示主动,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呢?

冀贡泉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覃振,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当年可与孙中山称兄道弟,乃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元老,亦是持反蒋态度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

覃振与邹鲁、谢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并不反对。覃振长居北平,冀贡泉建议邀他出山,以联合各派,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同时也借此向外界表达出山西希望扩大会议能够开成功的最大诚意。

犹如荒漠中见到了绿洲,阎锡山眼前一亮,立即同意了冀贡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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