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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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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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革命家

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冀贡泉到北平后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同赵丕廉约定,凡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律由两人控制起来,经他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自家的通讯社也一视同仁。

各派磋商期间,北平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扩大会议以及任何冲突的消息。处于这种相对安静平和的氛围之中,政客们相对而言也更客观冷静一些,不至于弄到谁都不肯妥协和让步的程度。

在最后一次磋商中,各派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按覃振所提方案行事,争吵多时而不得结果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各派联名发电,征询汪精卫的意见。汪精卫不仅赞成,而且正式将随后要召开的会议定名为“扩大会议”。

这时反蒋联军继续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反蒋政府来进行号召。6月18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表示党务问题一切听从汪的主张,“望速北上,一切问题,立即解决”。

汪精卫的答复却是:“适患肝炎。”

患肝炎只是一个托词,汪精卫其实另有难言之隐——蒋介石的根基在南京,汪精卫的根基则在广州,他在寄望于阎、冯有所作为的同时,更期盼张桂军能在南方取胜,他好在广州就近开府。

可是张桂军很不争气。白崇禧、张发奎在衡阳城下打了个大败仗,被蒋光鼐、蔡廷锴的蒋蔡军揍了个鼻青脸肿。张部几乎全军覆灭,所部只剩下几千人,连军建制都编不起来了。桂军也损失大半,一蹶不振,暂时失去了往外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开府无望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肝炎”也好了,不再对北上推三阻四。当阎、冯再度联名致电汪精卫促其北上时,汪精卫一口答应下来。

7月15日,汪精卫从香港启程。1924年,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北上,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汪精卫一路陪同,由香港赴日本长崎,再转赴天津至北平。六年后,他不厌其烦,继续遵循了这一行程路线,以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

汪精卫的身价确实不低。轮船一到塘沽港,便受到了陈公博等四十余人的隆重欢迎。岸边军乐齐鸣,士兵举枪致贺。

离船登岸当天,汪精卫身着灰色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黄色头盔帽,不时露出笑容,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汪精卫)“除双颊略现清瘦外,其余与民十三(即1924年)随中山先生北来时无少异,自其精神及礼质上言,固仍一青年革命家也”。

阎、冯为汪精卫北上提供了严密的防卫措施。在由塘沽至天津途中,铁路沿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水面上还有小炮艇进行配合警戒。行人若无天津警备司令部所派发证件,一律不准在附近逗留。

到了天津车站,更由天津公安局特务主任率特务员贴身保护。车站上每隔五丈设两名警察,十丈设一名宪兵。在车站欢迎汪精卫的人员也必须持有统一证件:一个临时的蓝色符号,上面盖有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印章。

汪精卫本人对此次北上也表现得踌躇满志。在赴天津途中,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己对党务与政务的主张,与阎、冯趋于一致。同时他认为,蒋介石要对国内两年来发生的战争负责,应该自行辞职,以谢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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