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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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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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大事不好了

要认真说来,飞机轰炸对反蒋联军的威胁,还远不如那些窝里反的杂牌军将领。

访完冯玉祥,汪精卫和陈公博又在回石家庄的途中顺道去看了石友三。早在8月底,得知张学良将派兵入关,石友三就致电张学良,表示“即行撤兵北上,服从东北,愿效前驱”,随后便擅自放弃阵地,率部北撤新乡等地。

石友三原来负责在陇海线上掩护反蒋联军的左翼,他一声不响地往后一撤,留下了一个大空隙,使得西北军和晋军差点被中蒋军“包饺子”。石某如此逍遥,阎、冯却还不敢拿他怎样,就怕把他给惹急了,真的造起反来。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前乘车经过新乡时,亦有此体会:从石家庄至新乡一线,几乎没有多少军队,如果石友三把专车拦截下来,他俩立刻就会成为俘虏。

拜访石友三实乃冒险之举,可又不得不做。当时阎、冯两军中都传说石友三已和张学良发生关系,阎锡山便再三恳请汪精卫顺路去看望石友三,希望借着汪精卫的面子,使石友三不好意思把这一残破之局搅得更残更乱。郑州会晤,冯玉祥也赞成这么做,于是汪、陈便在郑州车站预先给石友三打了个电话,准备车至新乡时见个面。

在汪、陈之前,薛笃弼和贾景德在南逃途中也曾在火车上碰到过石友三。石友三满脸骄气,看到他们也爱理不理。薛、贾气得不行,贾景德还写了一首名为《异军突起》的诗,以发泄胸中的愤懑。

石友三过去在浦口反蒋中,曾与汪精卫有过联系,并打过拥汪的旗号,所以他对待汪精卫不像对待薛、贾那样骄横无礼。汪精卫的专车一到新乡,他就亲自跑到车站来与之会晤。

汪精卫把石友三拉进车厢,对他说尽好话,并且说如果他的军队真的需要整理,退至新乡亦无不可,假使阎、冯因此产生什么误会,自己可以替他解释。石友三顺水推舟,解释自己实无反意,之所以撤至新乡,只是因为部队经过几次作战,亟须补充,可是阎、冯又不体谅他的困难。

交谈结束,几个人到车站上去散步。车站上站着石友三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新军装,军帽很高,样式与阎、冯迥然不同。

陈公博以为那是法国式军帽,甫一开口,旁边就有人低声说:“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军的式样。”

谁还会怀疑石友三和张学良没有勾搭在一起?连军装都换了!陈公博的心里透过一阵凉意,他感到反蒋联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了。

回到石家庄,阎锡山已经把他的新军事计划拿了出来。此时陇海线的西北军、杂牌军,加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马。阎锡山打算在放弃河南的前提下,将这股力量集中于河北,先把东北军驱逐出关,然后再据黄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

阎锡山征求汪精卫等人的意见,陈公博以为不易实行。从晋军在山东平津的“退避三舍”中,他就看出晋军已失去了斗志,至于陇海线上的杂牌军态度如何,只要瞧瞧石友三的样子也足以令人心冷大半。

西北军曾是希望所在,虽然郑州会晤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一些,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证明内部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一天,刘骥正好来石家庄,汪精卫有意无意地对他说:“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刘骥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公博在旁边听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刘骥是西北军参谋长,他在汪精卫面前这样说,纵使不代表所有西北军的意见,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

西北军军心已变,晋军失去斗志,杂牌军又不足恃,陈公博的眼前飘过了戏剧中打败仗的将领常念的五字道白:“大事不好了!”

可是除了新军事计划,也再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了。汪阎讨论了很久,觉得只能这么办。

事情必须通知冯玉祥,怕来往电报说不清楚,阎锡山想请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南下郑州,他也陪同前往。

专车刚过邢台,有人前来报告,说石友三的部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已东向斜出大名,似乎正与东北军联系接洽。阎锡山闻言变色,他认为如果消息确实的话,此行经过新乡时必定凶多吉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石友三的俘虏。

踌躇片刻,阎锡山把专车分成两半,自己挂一个小机车北返,却要汪、陈继续南行。

阎锡山怕做俘虏,汪、陈也怕,但两人别无选择,只好仗着都是文人,又与石友三有过那么一点关系,大着胆子硬闯险关。

还算幸运,一路无人截道为难。天色微蒙之时,专车终于抵达了黄河铁桥。

这已是他们在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毫无睡意的陈公博透过车窗,看到河面上有一两只水鸟正在上下低飞,不由得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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