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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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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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流亡大夫

郑州,还是在那座破庙里。听汪精卫说明来意,冯玉祥对新军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

这回倒是汪精卫有些犹疑起来:“这事办起来,恐怕会有许多困难吧?”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回答得斩钉截铁。

在西撤路断之后,有人曾向冯玉祥献计,说不如乘晋军已全部出晋之机,索性开入山西境内,从而使得晋、陕联成一气,这样仍可在西北形成一个局面。

冯玉祥既没有立即采纳,也没有明确否决。他倒不是说不忍心抢合作伙伴的地盘和饭碗,而是觉得还有必要拉老阎继续作战,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按照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西北军立足河北,进可击败东北军,换来战局转机,退可鸠占鹊巢,拿老阎的家当自己的家。对于早晚都要撤到黄河以北的冯玉祥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原则敲定,剩下来的细节就不是文人需要考虑的,那是武人的事。中午,冯玉祥、汪精卫休息睡午觉,陈公博跑到参谋室和西北军的几个幕僚一边吸烟一边闲聊。

这些幕僚认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已经无望,即便据河自守也难以挽救整个局势。问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有人主张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有人建议索性与张学良接洽,让对方给收编了算了。

陈公博感到特别心惊的倒不是幕僚们会有这些想法,而是他们在谈论时毫不避讳,说明类似话题在西北军中早已经公开。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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