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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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到。”

徐永昌一语惊人:“我们如抢先渡河,危险更大!”

他分析说,由于为西北军提供的给养不足,西北军官兵异口同声,都把责任推到晋军头上,对晋军怨恨很深。现在西北军正在黄河铁桥附近撤退,若两军争渡,很容易发生相互攻击的事件。一旦中央军乘此围歼,晋军、西北军都有全军覆灭之虞。

徐永昌素来行事缜密。开战之初,他就让阎锡山给他预备几百艘民船,阎锡山觉得诧异,徐永昌解释说在河南作战,不能不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光一座黄河铁桥是不够用的,还得用民船摆渡。阎锡山随即引起重视,并特地交代周玳置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几百艘民船也就都派上了用场,既避免与西北军争抢铁桥通道,又为己方顺利过河提供了保障。

10月3日,上官云相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中央军各部也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

当晚,徐永昌到达郑州,第二天上午即前去拜见冯玉祥。冯玉祥已搬到城北,住在一座野外帐篷里。此前他刚刚会见完吉鸿昌派来的代表,吉鸿昌让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老大:“你看我现在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大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

冯玉祥把这番话讲给徐永昌听,并且说:“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以守一个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

说到军费拮据,冯玉祥又说:“郑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钱,我们还要好好待一个时期。”

其实冯玉祥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当天,阎锡山、汪精卫都秘密来到郑州与其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冯玉祥在下午第一个过黄河,阎、汪亦于晚间离郑北返。

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西北军负责殿后的梁冠英接洽归降,被蒋介石发表为“讨逆军第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部是孙良诚的核心主力,梁冠英一降,孙良诚总部的手枪团也跟着受编,所谓西北军的“铁军”从此不复存在。

随着西北军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已无成功实施的可能。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再没有足够的实力攻占山西,打通陕、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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