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民国军阀的终极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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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壶不开提哪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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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都知道反蒋联军会垮,但垮得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分外吃惊。

民国初期,河南有一个叫岳维峻的督军,手下号称有七十余万兵。岳督军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与其他诸侯的鏖战中,不出两个星期,他那七十余万的队伍便烟消云散,岳维峻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陈公博当时看到这一消息时还感到极为骇异,以为即便这七十余万人都不抵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别人砍,两个星期也砍不完。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陈公博才明白什么叫军心离散不可收拾,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也领悟到了《史记》所记载的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部卒为什么会在听到楚歌后一夜散尽。

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都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

眼看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为了能够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决定以“宽大”态度对待善后问题。10月上旬,受蒋介石之托,与西北军孰有历史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来到河南,与鹿钟麟商洽收拾西北军的办法。

马、张代表蒋介石,提出对华北的军事可以一了百了,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列举了三个条件,除了同意冯玉祥下野外,另要求由鹿负责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以豫西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当然,这不是白让你编的,得拨三百万编遣费过来。

若是放在战前,冯玉祥、鹿钟麟或许还能再把蒋介石当成冤大头宰上一刀,可到了如今这个境地,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老蒋已经胜券在握,他岂能允许西北军这个团体继续存在下去并和他作对?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不在乎拿出三百万,但他要的是把西北军化整为零,逐步为己所用,或者干脆一个个地予以消灭,一了百了。

谈判者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共同点,结果可想而知,双方虽然几经磋商,仍然毫无成效。蒋介石见冯玉祥不肯就范,便派兵继续向潼关发动进攻,以求彻底阻断冯玉祥退至西北收拾残局的希望。

比之于西北军,晋军各部相对比较团结。蒋介石一时无法将他们拆得一块一块的,便只能首先要求阎锡山下野。阎锡山和冯玉祥一样,都不肯下野,为此他想到了要联络张学良。

在反蒋联军刚刚溃败的时候,阎锡山曾经对张学良极度痛恨,也做好了与之决一死战的准备。孰料张学良却公开表示,他受蒋介石之托出兵解决黄河以北纠纷,只为安定北方,并不想侵扰山西。

就和当初发的“巧电”一样,张学良此语给阎锡山造成了不小的错觉。阎锡山为避免下野,又打起了与张学良合作的主意,于是便派赵戴文等人到东北接洽。

阎锡山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可是在中原大战中,比他更精的是张学良。这位刚刚崛起,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北少帅绝不是对染指山西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往漂亮去做”,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全取华北的目的。偏偏阎锡山不知趣,硬要缠上来,张学良只好跟南京方面打招呼,让蒋介石来整治他。

蒋介石立即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措辞相当不客气:“你快走,否则轰炸。”

发现阎锡山赖着死活不肯走,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天天派飞机对太原进行轰炸,以后甚至连河边村都没放过。

飞机轰炸使得太原市面更加萧条,白天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只有掌灯以后才有人出来做买卖。金融也因之更显混乱,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报道:“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

经济困顿在令太原市民不堪其苦的同时,也让扩大会议的人深受威胁。许多人北上时拖儿带女,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萧瑟的秋风中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的惶恐。

当初阎锡山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本意仍是指望“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但事与愿违,扩大会议不仅对阻止军事溃败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反过来沦为了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阎锡山人还在石家庄,汪精卫也不好意思单独为这件事去烦他,只好自掏腰包,给扩大会议的人每人赠送了五十元,以聊表雪中送炭之意。

汪精卫此举,固然让大家很是感激,可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些人初步得出教训,认为继续跟着汪精卫或反蒋都没有出路,今后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蒋介石,要么当共产党——后来确实有人投到蒋介石幕府,也有人参加了共产党。

作为改组派中仅次于精神领袖汪精卫的二号首领,陈公博能够深切感受到组织内部的这种动荡不安。有一天在山西大饭店的客厅里,他碰到了李宗仁的代表卢蔚乾,卢蔚乾问他:“衮衮诸公,有何妙计安天下呢?”陈公博苦笑作答:“怕不是衮衮诸公吧?”

卢蔚乾当即口占一绝:“诸公衮衮策升平,滚滚黄河骇浪惊。早识老西不中用,问君何事客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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