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聪明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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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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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芳心难测

那个大块头男人与我毫不相干。他从来就跟我不沾边,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那天我在中央大道,那里是洛杉矶的黑人住宅区。在其中一个“鱼龙混杂”的街区里,白人和有色人种仍然聚居在一起。我正在找一个叫汤姆·阿雷迪斯的人,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希腊理发师。他妻子花了点钱雇我来寻他回家。这是件轻松的差事,毕竟汤姆·阿雷迪斯又不是什么大坏蛋。

我看到一个大块头男人站在沙梅酒吧门前。沙梅酒吧提供各色各样的饮品,酒吧二楼可以投骰赌博,但不是很正规。那个男人正抬头望着那块破破烂烂的霓虹招牌,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一个中欧移民初次看到自由女神像,或者说,像一个远道而来、已在此踌躇良久的男人。

“你是说戴夫?”

她的眼睛在那对凌乱的黄褐色眉毛下瞅着我。她并没有喝得很醉。

他推开门走进沙梅酒吧。酒吧的两扇弹簧门前后摇摆着,还没等稳住,就再一次被撞开。一个身穿皱背外套、梳着油头的有色皮肤年轻人从门内飞出来掉到排水沟里。他尖声哀叫着,活像一只受伤的老鼠。一个“棕色人”,就是那种咖啡加了一点奶油的肤色,我是说他的脸。

那个女人一定已经佯装很久了。她蹭着长沙发的靠背,一点一点地挪动她的腿和脚,一点一点地挪动身体,最后抵达合适的位置。

“明天晚上。她今晚不上班。”

他又一次抓住我的肩膀。

“薇薇安·巴林小姐,KLBL电台的,”我说,“有人告诉我……”

“别这样说,兄弟。比尤拉以前在这里工作。小比尤拉。”

他走到离他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斜靠着,双手紧紧捂着肚子。血从他手上慢慢渗出,就像水从一个满了的盆子里溢出。

“从没听说过,”我说,“广播剧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平方根号底下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她突然站了起来,对我大喊大叫:“出去,你给我出去!不然我叫警察了!出去,你……!”

他张开着双腿踩在杏色地毯上,表情忧伤地看着鞋子上那块突兀的白色皮革。那是我见过的最丑的鞋子。

几个小时后,我到了位于第五大道和西街交叉口的卢卡餐厅。我坐在一张红凳子上,呷着一杯马提尼,思考着那些整天调鸡尾酒,却从没喝上一口的人是什么感受。

吧台后方一个较远的角落放着一张骰子赌桌。室内有零零散散的几张桌子和一些客人。这时候,赌桌周围嘈杂的说话声突然停了下来,好多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我们,四周一片死寂,是一个种族面临异族入侵威胁时的那种气氛。

他把一只棕色的大手按在大块头男人花哨的胸前。两个人站在那里的场景真像一个巨型双头螺丝。

“那是因为你的胡子烧起来了。”我说。

“把你的脏手拿开。”大块头男人说。

我继续往前开着,那条宽敞的林荫大道的一边是隔着马道的树篱,另一边是路缘石。轿车上那两个警察慢悠悠地开着车,心不在焉地听着收音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副半醒半睡的模样。我几乎能在脑海里听着他们的声音以及聊天内容了。

我们走到吧台。酒保慌慌张张地擦了一下吧台。那些客人开始三三两两地从酒吧里退了出去,他们默不作声地走过木质地板,悄无声息地下了那条没有铺地毯的昏暗楼道,离开时的脚步几乎不敢有一丝慌乱。

“我碰上麻烦了,”我说,“我必须找到那个女孩,立刻找到,而且我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勒索犯。”

“你还记得我吗?”

“你知道比尤拉在哪儿吗?”大块头男人问酒保。他显得很平静,一边问还一边舔着厚玻璃杯里的威士忌酸酒。

他走近我,嘴里吹着轻松的调子。

“我就是那个在找巴林小姐的人,”我说,“你告诉我来这里的,记得吗?只不过戴夫派了个碍手碍脚的家伙劫持了我,把我带到别处去,而他自己却先到这边来,却好像什么也没做。我不知道为什么。”

“谁他妈让你多嘴了?”

“所以他们知道了,”她说,“他们知道他了。”

大块头男人看着我,好像我刚刚出现似的。威士忌酸酒似乎对他的脾气没有任何裨益。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比尤拉在哪里,”他轻轻说道,“他试图用这个告诉我……”他晃了晃手枪,“再见了,伙计们。别忘了帮我打听打听。”

“最多赌10块钱,”他说,“而且这个钱也会是我的……侦探先生。”

酒保仓皇跑开了,一边跑还一边恨得朝我们翻白眼。

沙梅酒吧这时候当然已经被封锁了。一个明显是便衣警察的人坐在酒吧前的一辆车里,一只眼睛假装在读报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里,那里并没有人知道关于斯卡拉的事。

我们又喝了放在面前的两杯威士忌酸酒。“怎么陷害的?”我问道。

“我的天哪,”我说,“这个我也懂,我知道他会怎么糊弄你。不过我们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死人,尽管他是你丈夫,我们还是得先做点什么。”

她脸上的表情像泥制飞镖掉落地上一样土崩瓦解。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是谁把斯卡拉送进监狱的。我笑了。我一定错不了。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知道,她就不会费尽心思,一直避谈比尤拉。但她不可能忘了比尤拉,没有人会忘记比尤拉。

她把头靠到椅背上。我们俩看着彼此。不一会儿,她突然伸手想抢那张照片。

“你是沙梅夫人吗?你丈夫是以前在中央大道开娱乐场所那个吗?”

“他可能会知道,”大块头男人说着,用爱尔兰三色旗手帕擦了擦嘴,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口袋里,“他最好别再说那种没用的俏皮话。再来两杯威士忌酸酒。”

此时沙梅酒吧里非常安静。我看着那个酒保。

“你自己选吧,”我说,“要我给你读一章《圣经》,还是和你喝一杯,任选一个。”

“我只知道她以前是谁。”我说。

“痛苦,”他说,“真痛苦。但无论如何,那个浑蛋骗了她,真该死。”他又倒了一杯酒,一口喝下,然后坐在她旁边的另一张沙发上,那张沙发和她躺着的那张呈直角摆放着。

“好吧,”我说,“但这不是史蒂夫想要的结果。”

我走进一楼的接待室。接待室有一面玻璃墙,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个空无一人的演播室,里面有一个舞台和一些排列在舞台下的观众座椅。坐在接待室的几个人似乎都在努力地表现出魅力,金发碧眼的接待员正拿着大盒子分发巧克力,她的指甲油是那种高贵的蓝紫色。

“起来,黑鬼!”

酒保慢慢站了起来,脸色苍白,两只手高高举着,手里什么也没有。

她接过手,端详了一会儿,然后举起酒瓶,一口一口、咕噜咕噜地喝下,眼睛盯着褪色的地毯。

那个保镖躺在走廊地板上,手里握着一把小刀。他已经昏过去了。我拿过他手里那把刀,跨过他,走进那扇标着“办公室”的门。

我拿出我的酒瓶。那瓶酒并没有长在我手上,所以我还是得拿着它。

我离开的时候她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我走出那栋房子,感受到了外面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天气。我走过去开了车。我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一直这么好相处。是的,我还挺了不起的。我对于这种清晰的自我认识感觉良好。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会为了10块钱的打赌,去一个喝醉酒的老女人那里套出她一辈子的秘密。

“告诉我,”她屏住呼吸说道,“告诉我,那个红头发女人是不是和一个谋杀案有牵连?”她突然张大了嘴巴,迫不及待地看着我。

她把枪放在我手上,拍拍双手掸去灰尘。她的眼睛看起来似乎没有瞳孔,又似乎都是瞳孔,我不确定是哪一种情况。

海纳用他那长长的黄色手指指着我,气愤地说:“卡尔马迪,硬汉侦探,嗯?身高6英尺多的人,下巴硬得足以击破岩石。为什么你不抓住他?”

“我猜那也是他其中的一个,”她的眼睛似乎变得没那么空洞了,“我想不起来了,很特别的一个吗?”

他点点头,又摆了摆手示意我出去,然后伸手去拿电话。

我急忙说道:“马里诺先生让我过来的。”

“薇薇安·巴林小姐。”我说。然而她中断话语并不是因为对名字的不确定,而是因为一股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愤怒情绪。

“我估计我在妓院里会觉得挺自在的。你打算付我多少钱?”

“天哪,老兄,警察是不会雇私家侦探的。雇来干吗呢?”他拿出一罐烟丝,卷了一根烟,但由于没卷好,烟的一头像森林大火一样烧毁了。旁边另一办公隔间里,一个男人正生气地对着电话大吼大叫。海纳更加小心翼翼地重新卷一根烟,然后点火。他的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又一次放在骨瘦如柴的膝盖上。

“我估计它没有装子弹。”她说。

“我不想挣这个钱,”我说,“如果我一天之内能找到她——而且在这期间你不干扰我的话——我会无条件做这件事。只是想让你知道,为什么你干了20年还只是个侦探助理。”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我猜,是警察吧?”

我从警局停车场里开出我那辆老旧的克莱斯勒跑车,开回中央大道街区。

他手肘上别着一个金属印花标牌,上面写着:“本旅馆的安全由国际联合机构负责。”

“啊,一定保密!”

长长的客厅一直向里面延伸,不过这间屋子本身很小,客厅也不是真的很大。穿过落地玻璃门就是安着金属栏杆的阳台。整座房子建在比较高的地方,阳台也高出山坡不少。

“听说过今天早上发生在沙梅酒吧的那件事吗?”

她迷迷糊糊地看着那张照片,随后咯咯地笑了起来。

“老板被杀了,”我说,“蒙哥马利。脖子被扭断了。”

“私家侦探——这件事需要保密。而且我看一眼就知道一个人能不能保密。”

之后我又点了一杯马提尼,还加了一份午餐,差不多吃完了。那时候挺晚的,已经是一点以后了。斯卡拉在综合医院的监狱病房里。巴林小姐还没有出现,但他们觉得,一旦她知道斯卡拉被关起来而且不会对她有什么威胁了,她就会马上出现。

她不高也不矮,长着一双既可以姗姗款步又可以翩翩起舞的长腿。即使在屋里灯光的照射下,她的头发依然红得耀眼,如同夜幕中灌木丛里燃起的火焰。她的脸上有笑纹,嘴巴有时常微笑的痕迹。

我穿过人行道,也去推那扇弹簧门。我只是想往里面看一眼,于是只推开了一点点,却已经推得太开了。

“你想知道什么?”他说,“这条街上每一条裂缝我都清清楚楚,只是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这酒真是好地方产出来的好酒哇。”

“沙梅酒吧变成有色人种酒吧之前是谁在经营?”

他看着我,显得有些纳闷。“那个倒霉鬼就叫沙梅啊,老兄。”

“我说:‘我的女人住在这里,伙计,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明天再来吧,今晚这里是我的。’”

“我知道你没什么损失。再倒一点酒。他有留下什么家人吗?住在这附近的家人?”

他又倒了一小杯,然后毅然把酒瓶塞子塞上。“两杯就够了——午餐之前只喝两杯,”他说,“我谢谢你啊,兄弟,你打听消息的方式真是体面,太对我胃口了。”他清了清嗓子。“留下了一个寡妇,”他说,“到电话簿上找找。”

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

她立即站了起来,走出客厅,立马又回来了。

我后退了一步,把它塞进我的外套内袋中。

我点点头,但我倒希望我当时没点头。

“别再问我这种问题了,”她说,“虽然我确实在中央大道那里工作过。”她再一次走出客厅。

沙梅太太的声音低沉沙哑,有点梗塞不清。

“别碰她,”他喃喃地对我说,“也许她爱那个人。”

门铃已经坏了,于是我敲了敲门。一个女人一边打开门,一边擤鼻涕。只见她面黄肌瘦,杂草一样干枯的头发垂在脸颊两边,身上套着一件法兰绒睡袍,完全看不出身形,睡袍也因为穿太久的缘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或款式了,仅仅是一块容她裹身的布。她的脚趾很大,脚上趿着一双破旧的男式拖鞋。

他打开右手边的门,从车里跳出来。

她浑身颤抖着,脸色发白。她开始把东西从行李箱里拿出来,但随后又放了回去。

“坐了牢。”我说。

“伯特?”

“开个玩笑,先生。”她说,“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上帝那里有足够多的金发女郎可以白送给他。他在这边似乎总觉得不够。”

“我没去过那里,”她突然大吼了一句,“我不知道。”

“一个舞女,”我说,“也唱歌。你真的不认识她,嗯?”

她用眼角瞥了我一眼。“我刚刚喝完了。”

“闭嘴!”我吼道,“如果我带了,你以为你能这样抓住我吗?”

“好吧,”我说,“我投降。”

“呀,是烈酒啊,”她唏嘘道,“我不管你是谁,请把酒瓶拿稳了,先生。”

她站起来,一摇一摆地走出客厅,回来时手里拿着两个污迹斑斑的厚玻璃杯。

她把酒瓶放在地上。没有人碰那个酒瓶,但它却突然倒了,酒从瓶子里汩汩流出。她并没有起身去扶它。

“这东西能减轻我的痛苦,”她说,“但我从来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她开始大笑,走到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又开始哭了起来。

“我会注意这一点的。”我说。

小轿车连晃动一下都没有,直接向前冲去。麦考德拿着枪摇摇晃晃地指着我。我奋力往右转动方向盘,大喊道:“抓紧!出车祸了!”

那两根眉毛几乎是平直的,又黑又浓,十分顺滑,像一条半英寸宽的黑色长绒毛横挂在那张宽脸的眼睛和鼻子之上,中间没有断开。他的大鼻子非常粗糙,大概是因为以前喝过太多啤酒吧。

“银行里的钱,”她声音沙哑地说道,“每个月100块,固定的收入。没错。”

“我今早倒是见过一个。”我说着,开始跟他讲史蒂夫·斯卡拉的事。

我跳过吧台,拿起放在搁板上的一把短筒霰弹枪。不是想用在史蒂夫·斯卡拉身上,那不是我的工作。同理,那个酒保也不会把它用在我身上。我穿过房间,走进那扇门。

他们甚至没想过要抓她或者调查她。口供几乎是他们自己写的。她眼神空洞、神情恍惚地签了字。之后KLBL电台的一个人和他妻子过来接走她。

“这还说得通,”我说,“继续。”

“比尤拉,”我说,“她叫比尤拉。”

中午时分的卢卡餐厅顾客盈门。过了一会儿,一个深色皮肤的意大利女郎走过来。她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大鼻子,看上去不容侵犯的样子。她对我说:“现在有空桌可以坐了。”

“呵,呵,”她说,“一点也不麻烦。只需要这样。”

“跟我说说那个女孩儿,”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告诉斯卡拉。”

“是用这把枪杀死他的,”他说,“我把抢来的那辆出租车停在外面那条街,上了那个斜坡,走到屋子附近。我听到门铃响,看到那个家伙站在前门那里。我没有离他很近,所以他没看到我。没有人来开门。好吧,你猜怎么着?那个家伙竟然有钥匙,他竟然有比尤拉家里的钥匙!”

“是,这件事很严重,关系到一个谋杀案。我必须找到这位巴林小姐,并不是说她……你知道的……”

我放下杯子,把她抱了起来,放回沙发上。斯卡拉盯着她,她低着头,似乎失去了知觉,脸色像纸一样苍白。

她又发出一声嗤笑,把腿抬起来然后啪一声放下。从她的笑声里可以听出她刚刚喝了很多酒。那天我似乎怎么也避不开酒了。

“去他妈的不知道!”我咆哮道,“斯卡拉他……”

“好好好。”我伸出了一只手,示意她冷静一下,“别激动。我不会告诉斯卡拉的,别紧张。”

“好吧……那现在干吗?”我问道。

我开车到了附近的杂货店,走进电话亭里关上门,打给海纳。

我动作缓慢、小心翼翼地摇了摇头。

我跟他说了地址。他酸溜溜地说道:“我们差点就抓到他了。巡逻的警车联系了第七大道尽头封锁线的指挥员,跟他说了那个家伙的体形和衣着。指挥员说他在第三大道和亚历山德里亚公路的交叉口那里下了车。他应该会找个没人在家的大房子躲起来,那样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了。”

她这才仔细地瞧了瞧我,然而她脸上的神情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欣喜。

长着一张尖脸的马里诺太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迷茫地看着我双眼之间的某个点,像一个烂醉如泥的观光客看着惠特尼山上美丽的日落景象。

我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见到了演播室经理戴夫·马里诺。电台经理和白天档经理都太忙了,没时间见我。马里诺有一间小小的隔音办公室在风车后面。那间办公室墙上贴着许多签名海报。

他轻声说道:“我也没有,伙计,我在这里守了好几个小时了。她不在家。只有卧室里那个家伙来了。沙梅酒吧那个黑人经理怎么样了?”

他再一次拿起我的名片,读了一下,然后把它扔进抽屉里。

“私家侦探,嗯?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斯卡拉有什么消息吗?”

那把枪看上去大概0.32英寸,但却有着毛瑟手枪的那种直角握柄。

我跳进麦考德的双门轿车里,发动车子。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声,然后是一声大叫。警笛声时而消失在街角,时而又出现。

“为什么?”

他向后倚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然而他的釉瓷烟灰缸边上已经有一根燃着的烟了。

“这个,我当然不能给你。你在任何电话簿或指引目录里都不会找得到她的住址。不好意思。”他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很快便看到了烟灰缸上那根烟,这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于是他又一次倚靠在椅背上。

“是啊,”他说,“这很简单。但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赤裸裸的谋杀上。没有照片,占不了多少版面,要想登在那些一心只想登广告的报纸上,这则新闻最多不会超过三行字。真见鬼,有一傍晚,五个——我跟你说——五个大麻鬼在哈莱姆区东八十四街那儿拿刀互砍,没一会儿就全死了,全变成冷盘肉了。而那些……那些新闻记者竟然去都不去。”

他轻轻说道:“你的意思是,你知道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可能会毁了巴林小姐——顺便毁了那个节目?”

“这样啊,”我说,“好吧,听着,跟你说一下那个丑闻。她以后有过一个男朋友,后来那个人坐了牢,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她是在中央大道一家赌室里认识他的,她以前在那里工作。现在那个男人出狱了,正在找她。他还杀了一个人。说到这里,我必须停一下……”

行李箱被拉出来的声音传到了客厅里。我也走进那间卧室。她正在打包几件薄纱衣物,而且叠得很认真,似乎很享受把好看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的过程。

“节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走了几步。

“听着,夫人,这不是……”

他弯下腰在吧台后面找着,一边找一边转着他的眼珠子。

她望向我后面那扇通往卧室的侧门。

“威士忌,”他说,“应该是。走几步,小子,走几步看看。”他用手电筒戳了戳我。

“哦,”女孩儿语调呆板地说道,“她觉得我是他的情妇,那个油嘴滑舌的笨蛋。”

“明晚之前,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帮你把她藏好的,”我说,“那是我唯一能帮你的事情了。”

我甚至没有亲她。我本来至少可以亲她一下的。在我那么粗暴地对待她之后,她不会介意我再亲她一下。

“可以迟些再给。”

女人的眼皮又抽搐了一下。我说:“然后呢?”

“只有戴夫。”

青铜大门敞开着,通向里面那个环境优美的小院。院子两边各有一排平房。模压瓦盖成的陡峭屋顶让人想起旧英国体育画报中的茅草小屋,有那么一点点像。

当她走得足够近的时候,她俯下身子,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一个女人从我身边经过,走得很快,但并不匆忙,似乎只是习惯走得很快而已。她长着一张尖脸,身材纤瘦,深色皮肤,穿着橘红色的花呢裙,头上戴着一顶黑帽,看着像花童戴的那种帽子。整个人看起来就像穿着花呢裙的魔鬼。她的嘴唇很紧致,鼻子看上去似乎对任何事物都有兴趣。她边走边晃着手上的钥匙包。

我走过去,再一次按门铃。门立即开了。那个戴着黑色帽子、长着一张尖脸的女人打量了我一番,说道:“什么事?”

“我还以为你和他是一伙的。”酒保一脸怀疑地看着我。

她站在床脚边,盯着他头部上方的墙壁,似乎除了墙以外,她对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

“没错,”她低声说道,“是我告发他的,但他永远都不知道。他就是银行里的钱,银行里的钱。”

“只有这些东西陪着我了,”她说着嗤笑了一声,“伯特没干什么坏事吧?很少有警察打电话给我的。”

我开始放轻松,趁着天还没黑看一下他的长相。在弗洛里斯街的时候,即使他把帽檐压得很低,我还是看到了那对眉毛。不过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于是我又看了一眼。那确实是眉毛,好吧。

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倚在吧台后。他身穿衬衫,手臂上绑着粉红色吊袜带。看样子以前是个拳击手,除了没被混凝土桥砸过,大大小小的搏斗应该都经历过。他从吧台上方懒洋洋地瞥了我们一眼,弯着他那健壮的身子,漫不经心地朝我们走来。

这句话镇住了她。她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酒保和我在那里等了许久,虽然挺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却不太愿意想象那可能是什么声音。

那个房间以绿色和银色为主调,大床边的一盏白色碗形台灯映照出我们俩走进房间时越来越高大的身影。灯光静静地照在他脸上,显得异常祥和。他死了没多长时间,看上去还没有尸体的样子。

“那扇门通向哪里的?”大块头男人询问道。

她没有动。“有多糟糕?”

她的声音很冷淡,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是一种非常平直的语调,没什么特别的音色。

“当然有,不过是限制号码。她应该有限制号码,他们那些人都有,那些……如果我知道她号码的话……”

“老兄,”他大声说道,“我比较喜欢一家人围在一起时读《圣经》。”他很快又十分正经地说了一句,“到桌子这边来。”

她还想多聊一会儿,我从她身边挤过,走出那间房子,走过那条铺着石板的人行道。我能感觉到她还一直看着我,因此我没有笑出声来。

那个有着一双焦躁不安的手和一对饱满红唇的家伙以为自己想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办法。他把他所想到的第一个地址写给我,也就是他自己的地址。也许他指望他妻子不在家吧。我不知道。这看起来未免太愚蠢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当时赶时间的话——那也是有可能的。

他想了想。他似乎连呼出一口烟都要先掂量一下银行账户的收支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呼出来。

在清晨第一束阳光的照射下,我们走进了市政大厅。

“薇薇安·巴林啊,我们那档金宝糖果屋节目的明星主角。你不知道吗?一周三期的广播剧,一期半个小时。”

门猛地打开了,深色皮肤女人显然很愤怒。“滚出我的走廊!”她大喊道,“滚开,不然我把你扔出去!”

那个保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打了大块头男人。我看到他肩膀下垂,身体在出拳之前用力一摆。那是相当干脆利索的一拳。但大块头男人想都没想过要挡。

我走向那辆蓝色双门轿车,钻进驾驶座。车并没有熄火。他在我旁边坐下,拿着枪指向我这边。我们下了山。

“沿着圣塔莫尼卡大道往西开,”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然后往上走,从峡谷街拐入日落大道那边,那边有一条马道。”

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他死了,老兄,听从上帝的召唤了。1929年死的,老兄,喝酒喝太多死掉了,而且他还卖私酒呢。”他的声音又变得响亮起来,“就在同一年,那些有钱人丢了他们的全部钱财,老兄,”他再次降低了声音,“我一个子儿都没丢。”

“噢,闭嘴!”他似乎被我的话伤害到了,倚在副驾驶座上靠近车窗的角落里。布勃·麦考德,因为贪污入狱,在昆廷监狱里待了三年。下一次犯罪入狱就该去惯犯监狱了,这个州的惯犯监狱就在佛森市。

“这不是绑架,”他抱怨道,“我们只是不想出什么麻烦。你不会以为你可以用那点小儿科把戏攻击KLBL电台这样的大公司,然后全身而退吧?那也太可笑了。”他朝窗外吐了一口痰,连头都不用转,“继续开。”

“嗯,然后我朝他开枪了。好吧,见鬼了,这个家伙只不过是个戴着白围巾的窝囊废。如果她嫌弃我的话,也行,我希望是她亲手了结了我,而不是这个长着一张油腻腻的脸、活像一块奶酪的家伙,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很恼火。但这个家伙还挺有种。”

“所以你是给马里诺做事的咯。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从我在街上试图甩掉你,而你又重新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

大块头男人搜了搜我的身,然后走开了。

“9点半之前我得看着你,之后我们会去一个地方。”

“我在想的是红发女郎。”我说。

我偷偷从屋子和空车库之间的斜坡后面走上去,找到一个我够得着的窗户,用包在帽子里的枪敲碎它,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除了蛐蛐和树蛙的叫声歇了一会儿之外,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等警察赶来的那段时间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兄弟,麻烦,”他用高亢响亮的声音说道,“是我们刚刚摆脱掉的东西。”声音降低了四五个调,加了一句,“我们这里已经不收支票了。”

“你一直拿着枪一定很累吧,”我对麦考德说,“不管怎样,你都不敢开枪的。你是个软心肠的警察。世界上没有比一个被罢职的警察心肠更软的人了。你只是一个大个子的小无赖,一个软脾气的警察。”

“坐在你的椅子上别动,别耍什么花样。”她说,“我想到了。”

“还有,”麦考德低吼道,“我手里有枪可以控制你,我还没见用枪控制不了的人。”

到了第二个红灯的时候,前面的那辆轿车似乎不太愿意停下来。麦考德微微低头,用左手点了一根烟。

然后我猛踩了一下油门。

我们几乎撞上了前面那辆警车左后轮的挡泥板上。那辆警车一个轮子着地飘舞了起来。车里面传来咒骂声。轮胎猛地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车上的金属部件撞得砰砰响。左边尾灯碎了,可能油箱也撞得变形了。

我们的车在后面停住了,前轮离地,像只受惊的兔子。

“那扇门没有关,我进来了。就这样。现在我要走了。你别想阻止我。你知道我住在哪里,你……”她又一次称呼我为“你”。

“我们现在去哪里?”

“他觉得他应该把这里清理干净,把尸体搬走之类的。斯卡拉真是个贴心的家伙。”

另一个警察正试着把他的车子和那辆双门轿车分开。他虽然不停地咒骂着,但还是一心一意地推着车。

他睁开了一只眼睛,我指着标牌说:“我是H.P.D.派过来检查的。这里有没有碰上什么麻烦?”

麦考德犯了一个错误。他听到这句话时,开始跑了起来。他横穿过林荫大道,跳过树篱,屈着身子跑。马道上传来了他噼噼啪啪的脚步声。

“……不知道这个巴林小姐,”她继续说着,好像我刚刚什么都没说似的,“搬到这里来了。马里诺先生一定觉得今天很有趣。”

“比尤拉在哪儿?”大块头男人低沉而温柔的声音与他那白白的大脸和深邃的黑眼睛十分相衬。

他已经过了那堵树篱,嘴里还咕哝着。马道上又多了一阵脚步声。半个街区开外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从车里出来,站在车旁。他身后的车头灯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脸。

周围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辆车后座上有个小孩正拿着尤克里里琴乱弹一通。

“我知道你很忙。”我感觉到自己的语气变得死气沉沉。

我站起来。“要预约金吗?”他大声说道。

在好莱坞的一家鸡尾酒酒吧里,我打电话给海纳。他还在工作中,还是那种酸溜溜的语气。

“别开玩笑了。她死了。”

“是的,一个叫比尤拉的女孩。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以前在那个酒吧工作。我打算从她的同事那里找到有关她的线索,但现在那里已经是有色人种的地盘了,所以那里的人从来没听说过她。”

“我心情不错,”他说,“希望不要有人惹恼我。我们俩一块儿上去吧,喝一小杯。”

“不,他没在监狱里,”我说,“他就在城里。他已经出来了。我知道他,他刚刚到了这里。”

“你知道喝什么对感冒有帮助。”我说。

车库里是空的,但有一辆擦得锃亮的大轿车停在斜坡边上,车右侧的两个轮子与路面悬空,架在路肩上。屋里面亮着灯。

“愿上帝接受他的灵魂,老兄,”他又一次降低了声音,“你是警察?”

我再次经过那辆大轿车,走下三级糙石台阶,看到那扇狭窄的尖顶拱形门。门的一旁有一个门铃。

“是的,”她说,“是的,我有。我其实知道。聪明先生却不知道,聪明先生知道的事情并没有聪明先生自以为的那么多,不是吗?他……”

我站在那里听着,屋里面静悄悄的,于是我走了进去。屋里的那种安静,类似于发生爆炸之后的那种死寂。当然,也可能是我晚餐吃太少了,饿得出现了幻觉。总之,我走进去了。

室内的台灯和桌椅都很精致,椅子还是那种很深的扶手椅。地面铺着厚厚的杏色地毯,两张舒适的长沙发一张正对着壁炉,另一张则垂直于壁炉放置着。壁炉架是乳白色的,上面摆着一尊微型希腊女神像。透过铜网可以看到壁炉底下的火炉,火炉没有点燃。

“到车上去,哼,老实一点,不然的话你会惨死在街头。我说到做到。”他搜了搜我身上,“见鬼了,你连个枪都没带。”

一个低沉而温和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这里的人吸大麻,兄弟,你能想到吗?”

“你从哪里进来的?”我问。

他走到门边,手撑在那扇木门上靠了一会儿。随后他甩了甩头,又转身往回走,按着肚子的手在门上留下了一个血印。

“你是吗?”我问道。

她说:“她不在这里。”

她盯着我。“你是说,史蒂夫故意跑回来,就是为了帮我顶罪?”

此时赌室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除了我们两个,酒保,还有躺在后方那堵墙下的保镖。

我说:“你见到他们了吗?”

“是的,”她说,“尤其是戴夫。呵,呵。”

那并不是一种笑,也没打算成为一种笑,只不过是从安全阀门里漏出来的一缕蒸汽。

“呵,呵。”我说。我们看着彼此,就好像拿破仑遇见了约瑟芬,两个人都痴痴癫癫的样子。

我把其他照片放到一边,挑出那张照片来。女人面无表情地躺在摇椅上,我把那张照片举到她面前。

“我就知道戴夫在这里。”我知道这么说不见得有多聪明,但却容易套出话来。

我故意打偏方向盘变道,以确定它是否在跟踪我。车里面有一个男人。不是斯卡拉。那个人的头部只有1英尺长,从方向盘后面露出脸都有点困难。

“我们得等那些瘀痕出现而且变深,”我说,“之后我们会到市区里去。”

“白人不得入内,兄弟。我们这儿只招待有色皮肤的,不好意思了。”

“这个小妞是谁?她铁定喜欢你,伙计。”

“好吧,”最后我说道,“我们搜索一下整个屋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他擦了擦下巴,我问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刚刚打过电话给你。”

“伯特·沙梅,先生。我丈夫。”

“好吧,”他讽刺道,“别说这些惹人讨厌的话了,说正事吧。你想干吗?”

他平躺在床上,身体靠近床的一侧,看样子他被枪杀时就站在跟前。一条胳膊像海带一样软绵绵地摊在床上;另一条胳膊压在身子底下。他的眼睛睁着,直直地望着上方,眼里还有光泽,甚至还有一丝自鸣得意的神色。嘴巴微微张着,灯光照在他上唇齿的边缘上,反射出光芒。

他没有说话。硬币发出一道亮光后倒下,静静地躺在前台上。

我抬起他那只软趴趴的右手,闻了闻拇指根部连接手掌的位置。我闻到了火药味,过了一会儿又觉得没闻到,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闻到了。当然了,这也没关系,因为一个石蜡实验就可以检测出他手上到底有还是没有。

“没有。”她的脸上没有表情,看上去像烙馅饼的平底锅。

我吃了一份快餐,喝了点咖啡,然后搭乘出租车经过了拉斯莫尔斯和圣塔莫尼卡,步行到我停车的地方。

我拿出我的波本威士忌,放在膝盖上。那瓶酒几乎还是满的,无忧苑旅馆的那个店员喝得不多。女人那双海藻般的绿色眼睛紧盯着那瓶酒,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我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略显夸张的手势,向她靠近了一点点,但不是很明显。“不是城市里的警察,”我承认道,“但确实是个警察,只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事情总会发生一些变化,不是吗?”

“也许是刚刚用光子弹,”我说,“太可惜了。这种小枪支只能装7颗子弹,而我的子弹又不能装进这种枪。你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吗?”

她没有逃掉,因为斯卡拉一直盯着她。她表现得很顺从,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似的。

我从车里走出来,一副很歉疚的样子。麦考德蹲在轿车后面,没有被看到。

我开着我的跑车径直前往希瑟街。

“他在卧室里,”她嗤笑道,“他最喜欢待在别人的卧室里了。”

“这种故事,”我说,“我明白你的感受,我在爱情杂志里看过。”

“是呀。嗯,他说他有事要去找巴林小姐,说是为了电台,不是什么私人的事,以前不是,以后也不会是……”

“你……”她说。

在我的想象中,斯卡拉就坐在我这张桌子的对面。他那双乌黑的眼睛不只流露出悲伤,似乎还牵挂着什么事情——一件他希望由我去完成的事情。某些瞬间他试图告诉我那是什么,某些瞬间他又只是捂着他那完好无损的腹部,一遍又一遍地说:“别碰她,也许她爱那个人。”

她又擤了擤鼻涕,那条手帕是我见过的最脏的手帕了。“我感冒了。”

“那是需要花钱的,”他说,“我们只是一家穷电台。而且那样的话广播审查就没法通过了。”他的言行举止中似乎总有点不老实的感觉,这让我有些疑惑。

“你不会知道的,不是吗?一个四处偷窥锁孔的傻瓜,对吧?你就是这样,就像那个家伙说的,你太天真了。”

我和那盏灯站在同一条直线上,灯光就在我正后方。我从床上跳到地板上,伸手去摸后裤兜。

“先去把他抓回来吧,”我说,“不然他会杀更多人,给你们搞出更多事来。到时候你就有足够的报纸版面了。”

他右手边的抽屉敞开着,里面有一把枪,还没来得及拿出来。手枪旁边的纸上有一处油迹。

就在这时,马里诺夫人办了一件正事——她就在床的另一边。她抽出一只拖鞋,用拖鞋鞋跟打我。我抓住了她的脚踝,我们扭打在一块儿,她几乎把我的脑壳敲碎了。

他穿过赌室,走到位于赌桌后面的那扇门前面。弄烂那把锁只花了他一点时间,没一会儿一块嵌板就掉了下来。他走进去,关上身后的门。

我只顾想着他为什么赶时间,就变得粗心大意了。我没注意到那辆和我的车并排停在门口的蓝色双门轿车,直到我看到了车后面站出来一个男人。

她示意我进去,神情显得有些疲倦。“我都还没时间打扫一下。”她轻声抱怨了一句。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手放下,好像它是什么贵重的易碎品似的。接着我绕着床四周仔细查看,蹲在地板上,半个身体钻到床底下去看了看,咒骂了一声,然后站起来,翻起死者的身体,看他的身下。那里有一个反着光的黄铜色弹匣,但没有枪。

“当然是宣传啊。我们大概每两个月就会给一个主持人做一期电台专栏。我们现在还是家规模很小的电台。”

血从我的脑袋上流下,淌在我脸上。我拿出一条手帕擦了擦,没有回答他。

躲也没有用。脚步声慢慢靠近了,那道光照到我脸上来了。

“还有谁,伙计?这里还有谁?我们到客厅里去吧,那里好像有瓶不赖的酒——看上去应该是烈酒。而且你的头也需要上点药什么的。”

“你还敢待在这里,简直是疯了,”我咆哮道,“警察正到处找你。从这个峡谷里逃出去的唯一途径是比奇伍德街,要不然你就翻过一座一座的山——走着出去。”

“你随时可以换掉广播剧里的主角,不是吗?”

“见鬼,是接触性枪伤,”我对那个女人厉声说道,“是自杀形成的伤口。”

斯卡拉喝了那杯酒,坐在另一张长沙发上,把那把0.45英寸手枪放在身旁。他一边喝酒一边看着那个女人,苍白的大脸上流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

我盯着他。

“那个沙梅的女人跟我说有个人去了她那里,听上去像是你。而且我刚才就在这附近,看到了你停在外面的那辆破车。我走路没什么声音。”

“你是说,比尤拉吗?”酒保的声音有点哆嗦,“我最近没在这里见过她,哦不,不太最近,挺久了。”

“来找比尤拉。我想她可能需要一点帮助。我跟一个城里的警察打赌,赌我在他找到你之前找到比尤拉。但我现在还没找到她。”

“你还没见到她,哈?”

“啊?”她说,“什么?”

他看着坐在他手肘旁另外那张小沙发上的女人。她的脸色依然白得发青,眼睛紧闭着,胸部一起一伏。

我给她倒了一小杯,那一小杯的分量我喝了都会醉倒。我给自己倒了更小的一杯。她像吞阿司匹林片一样,头一仰,整杯灌下,又继续盯着酒瓶。我给她倒了第二杯。她把杯子放在椅子扶手上,眼里浮现出了一丝阴郁。

“太糟糕了。”我骂了一句,感觉到头疼。

她一开始没看到我,但当她看到我时,似乎也没觉得有什么。她只是稍稍抬起那把枪对准我,在地毯上快速移动步伐,朝我走来。她抿着嘴唇,抿得很深,我甚至完全看不到咬着嘴唇的那两排牙齿。

“吓死的,”我说,“她就是8年前把斯卡拉送进监狱的人。喝太多威士忌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那些警察找你的原因。”

“管他的,”我说,“他得到那把钥匙的方式有很多啊。他是KLBL电台的领导,而她就在那里工作。他可能从她的包里拿了钥匙,偷偷印了个模子。见鬼,她不用把钥匙给他,他也能拿到。”

“那也对,伙计,”他脸上重现出笑容,“当然了,她不会把钥匙给那个……好吧,他走了进去,我快步跟上他。但他把门关上了,所以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打开,之后门就没法关紧了,你应该也看到了。他就站在这个客厅中间,就在那张桌子旁边。他之前一定来过这儿,”他的脸又阴沉下去,但没那么狰狞了,“因为他把手伸入桌子抽屉里,拿出来这个。”他挥舞着他那只大手上的珍珠手柄手枪。

此时马里诺太太脸上的表情明显紧绷着。

我走了过去,从后裤兜里拿出一品脱保税波本威士忌,在桌子底下递给他。他很快倒了两小杯,拿起他那一杯,仔仔细细地嗅着,俨然是一个品酒专家。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是挺想……如果不太麻烦的话。”

她确实值得等待。

因此不用我送她去酒店。她也没去见斯卡拉,至少当时没去。他还在麻醉状态中。

那是一栋脏兮兮的褐色房子,门前草坪也是那种脏兮兮的褐色。一棵粗犷的棕榈树下空出来一大块光秃秃的地。门廊上有一张孤零零的摇椅。

我继续讲着斯卡拉和沙梅酒吧那个保镖的事。

他直直地沿着地毯朝前门走去。我跳过去拿起那把柯尔特大手枪,防止那个女人拿到它。当他走到第四步时,血开始滴在淡黄色地毯的绒毛上。之后他每走一步都会流一些血。

那个女孩儿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只是手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他没有动,眼睛还是没眨。我朝她冲过去,把她扔到椅子上。我这么做实在不怎么有风度。

“当然是因为我觉得她可能知道比尤拉的事。她确实知道。想把赌注抬高一点吗?”

“除了你,还有其他人吗?”我问道。

里面的珠宝价值不超过一千块,也许还不到一半,但这对于一个混演艺圈的女孩儿来说却很重要。我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一块遮帘拍打着墙角或者什么地方,这让我又喝了一口酒。六个街区开外的某栋房子里跑出来一个人,大叫了一声。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又是一片寂静。树蛙又开始叫了,跟着蛐蛐也重新唱了起来。随后收音机上的电子时钟发出来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了,盖过了其他一切声音。

她滚到他脚边,他站起来,咒骂着。那把柯尔特大手枪就在他边上,但他没去碰它或伸手拿它。他弯下腰,徒手抓住了那个女人。

“试一下从那个女孩下手,”我说,“比尤拉。斯卡拉会去找她。这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也是整件事情的起因。去找她。”

希瑟街位于比奇伍德街最上方,在一个陡坡的一侧上,深深地嵌入山坡里。整个街区环绕着山坡,即使白天行驶在那条街上,一眼看过去最多也只能看到半个街区。

他穿着运动装待在这个屋子里,看起来更加高大了。衣服是那种浮夸小子才会穿的衣服,我在想他花了多长时间才穿好它们,因为那套衣服一点也不合身,他的身材太高大了。

“转过身去,伙计,让我搜一下身。”

我笑了笑,把照片还给他。

“现在我只需要知道那个地址,”我吼道,“而且我有点急,马里诺太太。等以后……”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我肯定会再来找你谈话的。”

大块头男人握起拳头,那拳头得有一个水桶那么大。

“你不会连续犯两个错误,”我说,“你是个聪明女孩儿。”

他的脸并没有变得像纸一样白,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太白了,但他确实脸色不好。

没过多久,我甩开她。当我准备起身时,斯卡拉已经站在房间里了。他正对着我笑,手里握着那把0.45英寸的手枪。落地玻璃门以及外面锁着的纱门看上去好像有一头凶恶的大象刚刚从那里经过。

但此刻我手里也拿着枪。我们的枪指着对方,对峙着。也许她认得我,但我无法从她的表情做出判断。

“你最好现在回来。为什么你会去找她?”

我明白她的意思,没有说话。

我坐在床的一边,拿起电话,一个沉闷的声音透过玻璃,在我耳边响起:“慢着,伙计!慢着。”

我走到洗手间清洗了一下伤口,往头上贴了些胶布,斯卡拉一直看着我。随后我们走回客厅。马里诺太太蜷缩在一张长沙发上,表情茫然、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个没有点燃的火炉。

“大概一年吧,差不多,是一年吧,就是一年,兄弟……”

“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小姐,即使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这么觉得,我还是会坚持我的看法。”

她咬着左手小指指尖。“我还是承认吧,”她说,“我是来杀他们两个的。”

“去停尸房看看,”我说,“你可以进去看看。”

我离开了餐厅,驱车向北,经过富兰克林大道,到达比奇伍德街,继续向前开到了希瑟街。街道没有被封锁,他们对她很信任。

“今天早上他在中央大道那里杀了一个黑人,不过或多或少有自卫的成分。我不太清楚。如果没有马里诺这件事,他可能运气没那么差。”

我把那张纸塞进口袋了,想了想。实际上他彻底地骗了我,假装给我一点面子,交出那个住址。因此我犯了一个错误。

这时已经有一个警察出来了,朝我这边走来。我躲到方向盘下面,一道光从我的帽子顶上穿过。

许多车就停在弗洛里斯街的两旁,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场景,然而一个人也没有——除了那个拿着枪的高个子男人和我自己。

那个保镖动了动,呻吟了几声,翻过身,开始悄悄沿着护壁板向前爬,像一只独翅的苍蝇一样。大块头男人没有注意他。

我把车子开到不远处,停在街对面,然后走回来。

她没有搭理我。“我打算逃到墨西哥去,”她说,“然后再逃到南美洲。我不是故意杀死他的。他对我动粗,而且想拿什么东西要挟我,我拿起那把枪,我们之间起了冲突,我不小心开了枪。之后我就跑了。”

他看着我:“她是他女人?”

“当然不是,你会这么想当然,”她说,“警察也会这么想当然,所以我才不会那么做;我偷过一个喝醉的人的东西,在得克萨斯州达尔哈特市坐了8个月的牢,我不想再坐牢;而且马里诺的女人整天到处宣扬,说我勾引他,后来又厌烦了他,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故意杀他惹祸上身。”

“她会说出很多东西,”我喃喃自语道,“如果我跟她说那个女人朝斯卡拉开了四枪之后,还往他脸上吐口水。”

“确实。好吧,见鬼,医生都搞不清楚她是怎么死的,现在还不知道。”

我到了弗洛里斯街上,把车停在路边。

“他们不会让你进去的。”我说。

这下子看起来像谋杀了。我更喜欢这种解释。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会自杀的人。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那张长沙发上。她的眼里闪着光。现在我能看清楚她那双眸子了,她眼里闪烁的光芒就像旋转式烟火一样明亮。

一开始她的眼里还闪着光,随后便暗淡了下来,如同黑色的石子。我扯掉她的外套,在她的衣服上撕开很多道口子,使劲掐住她的胳膊和脖子,用指关节用力抵着她的嘴,然后喘着气放开了她。她摇摇晃晃地从我身边走开,但没有跌倒。

这不是个聪明办法,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尤其在那个时候。

这让我很疑惑。到目前为止,如果不再有其他的谋杀案发生的话,这件事情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但案件也就此陷入了困境,也就是说,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之前一直在谈的事情是什么。

蒙哥马利先生就在里面,坐在一张斑痕累累的小桌子后面,靠近那扇被木条封了一部分的窗户。他低垂着头,像一条折叠着的手帕或铰链。

,”那个声音咆哮道,“你他妈以为这里是哪儿?赛车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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