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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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维埃掌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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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一 苏维埃掌权人物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但是我并不像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做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九九藏书网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这使希特勒极为恼火),下文还要提到。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毛泽东现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切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质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侵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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