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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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道义优先抑或功利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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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道义优先抑或功利优先

事情的另一面是,虽然王阳明确属于当之无愧的成功人士,时间的魔法更为他添加了头顶的光环和脚下的祥云,但是,倘若在我们怀着十足的理性态度,借助大样本的统计数据——假如可以的话——来认识王阳明的追随者以及阳明心学的万千信徒之后,我相信任何一个功利主义者都会在第一时间改弦更张,转而成为秦桧、刘瑾之流的忠实拥趸。

这并不是什么夸张的修辞或者暗藏讥讽的反语,因为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暂时抛开道德的考量,就会发现即便我们真的厌憎丛林法则,即便真的应该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彻底扫出人类世界,但凶狠、狡诈、虚伪、无情等等尽数归入魔鬼一党的素质,在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上,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始终保持着最高程度的关联。

倘若拿这个问题去请教王阳明本人的看法,他一定会一笑置之。因为在他的心灵世界里,乃至在一切正统儒家的人格修养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从来不被作为一个人理应追求的目标,更不可以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合理标准。孟子早已给出过最经典的答案,那是在他初见梁惠王的时候,后者以一名负责任的大国领袖的姿态虚心请教:“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朱熹在为这句话做注的时候,引用程颐的观点说:“为己”是自己体认,“为人”是为了被人所知;自己去体认天道,如果生逢其时,副产品就是事业有成,而为了被人所知,或者说为了赢得世人的认同,其结果反而是迷失了自我。朱熹最后强调,古来圣贤们对为学之道论述很多,但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加切中肯綮的了。(《论语集注》)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合格的学生。我们或者为了谋求生计,努力学习一技之长;或者受到兴趣的驱使,以学习为消遣;甚或仅仅为了考一个证书,挂靠到某个单位坐收其利……在儒者看来,这些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小人行径,为君子所不齿。“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君子之学的本质只有一条,即体认天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追寻唯一的终极真理,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都是次一级的目标。

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醇儒,我们多半会觉得他迂腐。当然,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人也往往看不惯这种太不食人间烟火的做派,所以儒法之争、义利之争、王霸之争才会绵延不绝,所以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才屡屡成为历代统治者欣然接受的基本国策。

在中国历史上,儒法之争绵延两千余年,其实质无非是义利之争。儒家是原则导向型,以仁义为第一原则,只讲仁义而不计成败,如果真的取得了成功,那也只被看作一种良性的副产品,倘若不幸失败,也无非是求仁得仁、舍生取义。法家则是目标导向型,实现目标是最重要的,没人在意你通过怎样的手段。

这样看来,义利之争大约近乎公平与效率之争,公平问题属于道义问题,有人认为道义应该被摆在第一位,即“只做道义上正确的事”,效率可以是它的副产品;也有人认为效率应该被摆在第一位,仓廪实而知荣辱,道义可以是它的副产品。后者批评前者迂腐,前者批评后者为取一时之功而贻百世之害。

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其实坚定地站在“迂腐”的一派里,所谓“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传习录·下》),显赫事功只是他坚守“迂腐”的副产品罢了。换言之,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令人钦羡的事功并不是他的追求,恰恰相反,他是追求做儒家圣人的,而对事功的汲汲追求纯属对“圣人”二字的亵渎。所以王阳明一定会对以下故事里的这位樵夫心有戚戚焉。魏晋年间,高士孙登在河边遇到一名樵夫,问他:“你就这样度过一生吗?”樵夫答道:“我听说圣人从无企求,只是以道德为本心罢了。我砍柴度日,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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