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王阳明·一切心法
经典模式护眼模式女性模式日间模式夜间模式
快捷键
  • 全屏阅读f11
  • 前后翻页向前向后
  • 上下滚屏向下向上
  • 返回目录enter
我知道了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带着几名亲近弟子前往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拜访自己的头号学术劲敌朱熹。这一场会面,儒学史称之为南康之会,是心学与理学的第二次碰撞。陆九渊在与朱熹继续辩论之余,应邀在白鹿洞书院做学术演讲,演讲题目取自《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是读书人极初级的功课,“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是每个读书人自幼熟诵的名言,含义也很明白晓畅,道理更是和日常生活高度贴合的。对现代读者而言,可能产生隔阂的是,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并不具有道德色彩。君子,顾名思义,是指封君之子,源于周代的封建制度,凡君子皆贵族;小人是指平民百姓,凡贩夫走卒之辈皆小人。

小人生计艰难,教育程度低下,文明规范(礼)与精神追求(道)都和他们无缘。在君子眼里,小人大约就是动物一般的存在——历代士大夫将百姓比作子女,这是等而上之的说法,等而下之是比百姓为六畜,比官吏为牧者。譬如干宝《晋纪总论》有所谓“群生,重畜也”,李善注引《汉名臣奏》:“民如六畜,在牧养者耳。”

作为孩子或牲畜一般的百姓,他们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君子一般不愁吃穿,有着不劳而获的政治特权,所以关注点更容易转向精神层面,讲求一种——套用西方封建制的术语——骑士精神。

一般而言,让小人做事很容易,只要报酬优渥,但是,若想说服君子做什么,是没办法用报酬来打动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晓之以义,让他晓得这实在是他义不容辞的事情。随着封建体制的瓦解,即孔子所谓之“礼崩乐坏”,君子与小人越发变成纯粹的道德标签了。一个赤贫的人,譬如颜渊,也可以因其道德操守而成为君子;一个显达的人,譬如秦桧,也可以因其卑污的用心而成为小人。

儒家门徒,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都应该是道德意义上的君子,即只能“喻于义”而绝不可以“喻于利”,但科举制度偏偏使儒学成为通往功名利禄的第一捷径,这就强化了世道人心当中的一种虚伪态度:为了“喻于利”,必须在表面上装出“喻于义”的样子,“义”装得越逼真,“利”得的就越丰厚。

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皇帝当然不甚在意,而理想主义精神未失的醇儒难免痛心疾首。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的演讲里,正是以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样子为听众们展开义利之辨的。

陆九渊当时强调的是,科场得失主要取决于应试技巧的高低和主考官对文章风格的偏好,完全不足以论定一个人的儒学修为。世人沉迷于科举之路而不能自拔,而这些人每天读的虽然都是圣学经典,但其出发点全与书上的教诲背道而驰。这样的人中举之后,所思所虑无非是对升官发财的精心算计,哪里会真正在意国计民生呢?只有一心一意以“义”为旨归,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此而入科场,文章才不会偏离圣人之道,由此入仕途,才能勤国事、系民生,不计较个人的浮沉荣辱。君子之道,正在于此。

这番话既切中时弊,更得益于陆九渊慷慨陈词的感染力,以至于有些感性气质较重的听众甚至激动到落泪,朱熹更听出了汗水,在那个微寒的早春天气频频挥扇。

陆九渊所讲的自然是醇儒的道理,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常识,在任何重大且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关系里,思想工作对人的自觉性所能起到的提升作用即便不是约等于零,至少也不可能普遍而持久。所以,陆九渊在他的这场演说里意图扭转的局面,不但(正如理所当然的那样)并未见到多少改观,甚至每况愈下,在王华和王守仁的时代只是更糟。

现在让我们回到少年王守仁与塾师的那段对话。塾师的看法很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观:读圣贤书就是为了考科举,而考科举的目的就是入仕为官。社会已经很坦然地面对这套“小人喻于利”的逻辑了,甚至不觉得有必要拿一块布来给它遮羞。

用户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