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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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引导一个庞大的社会,利诱往往会比威逼有效许多。

宗教问题无疑是所有社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在欧洲历史上看到太多由之而来的战争与清洗,在今天看上去实在微不足道的教义分歧在当时都会导致无情的杀戮。但是,当伊斯兰世界称雄欧洲之后,宗教政策竟然宽容得匪夷所思:基督徒完全可以保留信仰,只不过,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这一政策到底收效如何呢?新的政令给出了答案:旧制度作废,从此以后所有人都要交税。绝大比例的人口都改宗了,已经没有足够的税收来供养政府了。劳苦大众是最早改弦易辙的群体,应了孟子“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断语。

从政治角度来看,科举考试该订立怎样的标准,实质上就是要订立一个利诱的标准。唐代以诗赋取士,造就了一个繁盛得旷古烁今的诗歌时代,此即一例。但善于反思的人难免会想,难道会写诗就会做官吗?写诗所需要的素质和做官所需要的素质难道有任何相通之处吗?

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引发过极其激烈的辩论。王安石的提议是,诗赋取士导致了浮华绮靡之风,不切实用,不如改为经义文章取士;教育改革应该配合考试改革,有必要在全国各地兴办学校,普及儒家教育。

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最大的反对派是苏轼,其反对意见详载于《宋史·选举志一》,大意归纳如下:

1. 王安石找错了靶子,因为选拔与用人的关键既不在教育,也不在考试形式,而在于上级领导明鉴的眼光和认真的考核。

2. 庆历年间已经搞过类似的教育改革,当时大家都以为太平可待,现在却已经名存实亡了,徒然扰民而已,既然殷鉴不远,何必重蹈覆辙?

3. 儒家的德治原则是上行下效式的,统治者修身以格物,为万民做表率,以此来化民成俗,如果变成教条让人学习,作为选拔官僚的标准,这会激起天下人争相作伪的风气——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君以孝取人,则勇者割骨疗亲,怯者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国君以廉取人,天下人便争相做出各种寒酸样,穷形尽相,无所不用其极。

4. 科举标准未必需要“有用”,唐代诗赋取士不也出现过那么多能臣吗?

这真是真知灼见啊!把苏轼的逻辑稍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约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举标准只要能够考察出一个人的智商、情商和基本文化素养也就够了,换言之,要考的是素质,而不是具体的知识或具体的价值观。一旦以具体的价值观为考试内容,无论该价值观是孔子的原教旨、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苏轼兄弟的蜀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乃至朱子理学,甚至于佛学或基督教神学,只要是具体的某种价值观,则非但不能“再使风俗淳”,反而会使天下人相率以虚伪,越虚伪的人越容易进入士大夫的阵营,越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宋代科举取士尤其不拘门第,“无恒产者无恒心”的规律注定会掀起波澜。

程颐曾以相当乐观的心态看待科举,说一个人勤学应举并不必然导致妨业废道的结果,毕竟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分十天给举业,其他时间完全足够做真正的学习。只不过一个人的志向,若不志于此则必志于彼,就怕科举扭曲了人的志向。(《近思录》卷七)

程颐不曾预料的是,科举取士一路发展下来,竞争日渐残酷,在同等资质的选手间,一个月只学十天的又怎么竞争得过那些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精神的可怕对手呢?考试题目也是越出越刁钻,全力以赴尚且不能保证有多高的胜算,而那些将主要的时间精力花在“为己之学”上的真诚的儒者,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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