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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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恩师吴与弼不同的是,娄谅后来多有著述,对礼学贡献最多。所著《三礼订讹》四十卷,考订儒家十三经里的三部礼书,即《周礼》《仪礼》《礼记》,书虽失传,但《明儒学案》概述了全书的主要见解:考订《周礼》皆为天子之礼,为国礼;《仪礼》为公卿以下至庶人之礼,为家礼;《礼记》则是为《周礼》《仪礼》所做的传注,其内容应当分附二书诸篇。

这倒不失为一家之言,只是以今天的学术进展来检验,这些结论完全站不住脚。此外,娄谅还著有《春秋本意》十二篇,也能成一家之言。

从娄谅著述所选取的领域,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更深层的一点意思。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明代儒学独重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倒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只因为四书是儒家经典里的入门级读本,相对而言简单易学,士人读书如果仅仅为了应举,熟读程朱理学版的四书已经完全够用了,而其余学科里,最以礼学和春秋学为难。礼学涉及《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大书,合称“三礼”,春秋学涉及《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读得下来“三礼”“三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清代乾嘉学者在训诂上的努力,明朝人当然没有这个条件,更没有舍易取难的必要,所以礼学和春秋学在明代相当不受重视,是真正意义上的冷门学科。

那么娄谅专攻礼学和春秋学,自然有一番特别的用意,仿佛在向世人昭示,圣贤经典不是为了举业而存在的,不应该因为举业的标准而有所偏废。巧合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守仁的故乡余姚一直存在着礼学传统,王华考取科举,所选的科目就是冷门的礼学,王守仁后来在所谓的正统学界的声誉也正是靠礼学——而非他所开创的心学——而建立的。也正是在礼学上,娄谅与王守仁有着共同的学术趣味。

当然,此时年方十八、新婚宴尔的王守仁倒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趣味,两人之间更能够发生契合的,存在于对为学之道的最深层的共识: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而是为了陶冶身心,向圣贤迈进,向“第一等事”迈进。

娄谅虽然著述颇丰,可惜全部著述毁于一场灾变。而这场灾变的由来,只因为他错许的女儿的婚事。设若娄谅泉下有知,是否会懊悔没有把自己那“静久而明”的未卜先知的本领在女儿人生最重大的事件上施用一次呢?

这桩婚事原本是很令凡夫俗子们羡慕的,因为男方贵为亲王,他就是将在王守仁的生平履历里写下重要一笔的宁王朱宸濠。多年之后,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旋即被王守仁平定,虽然后者有极力呵护故人之意,但朝廷法度总要广加株连。其时娄谅已故,子侄辈纷纷系狱,娄谅的著述因此散失殆尽。但是,诚如《明儒学案》称“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娄谅当初种在十八岁的王守仁心底的那一点火种,却将上演一出星火燎原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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