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王阳明·一切心法
经典模式护眼模式女性模式日间模式夜间模式
快捷键
  • 全屏阅读f11
  • 前后翻页向前向后
  • 上下滚屏向下向上
  • 返回目录enter
我知道了

弘治十年(1497年),年已二十六岁的王守仁终于离开余姚,进京和父亲住在一起了。这究竟是因为成圣成贤之心并未灭尽,还是终归屈服于世俗的压力,需要再摆一摆应举的姿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一年时局动荡,边境传来的告急文书一封接着一封,“见猎心喜”的规律就这样在王守仁身上发生作用了。

北疆的蒙古势力始终都是令大明帝国左支右绌的边患,土木堡之役甚至动摇了国本。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几大部落先后进入河套地区,一开始还是本着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四处剽掠,后来发现河套这个地方三面有黄河为阻,水草丰茂,耕牧皆宜,于是驻扎下来了。依托这样一个理想的前哨基地,这些弓马娴熟的骑手年年都要深入内地,杀掠人畜。明朝人称他们为“套寇”,打又打不过,躲又躲不开,简直无计可施。

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属于靠天吃饭的,一旦气候异常、水草凋零,就意味着会有大量牛羊死亡,整个部族都会陷入饥荒状态。既然抗灾害能力极差,他们自然会觉得无论掠取多少财富都嫌不够,所以在与农耕民族的交往中,无论是和亲还是开始互市贸易,任何一段和平都不会维系太久,除非他们被汉化了,开始建城定居、开荒种地。“套寇”虽然占据了河套,但只是驻扎而非定居,仍然保留着游牧的生活方式,所以和平注定是既不可望亦不可即的。

以今天的某种常识,似乎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乐于看到邻邦的统一和崛起,所以正确的外交策略总该是扶植弱势者以制衡强势者。这正是有明一代对北方草原势力的基本国策,然而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草原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稳定的政权,任何通商之类的和平外交关系都很难持久。如辽国和宋廷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百年和平,以及辽国变成一个高度汉化的政权,这样的局面从不曾在明朝出现。

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大约是对蒙元帝国扫荡寰宇的记忆深刻影响着明朝的边疆政策,使他们走出了一条与汉、唐、宋迥然不同的道路,势必承受比前代更多的边疆骚动。一旦设身处地,我们便很难责怪明政府短视。

查《孝宗实录》弘治十年的记载,三月,甘肃边境被掠,甘肃自游击将军以下七十三人下巡按御史问罪;四月,大同云州卫被掠;五月,湖河川被掠,把总指挥王玉带兵迎战,在泉水湾中伏,王玉仅以身免;五月,蒙古兵入寇大同,连营三十里,明孝宗命宣府、大同相关官员各自进呈战守方略,并调动各地军队、战马、粮草、银钱,几乎举国骚然。

《年谱》所谓“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惶遽”,一言以蔽之的就是这样的情形。王守仁当时从余姚到京师,从湖山吟咏的慵懒一下子进入这样的紧张氛围,强烈的反差应该深深触动了他吧。此刻再看“严光亭子胜云台,雨后高凭远目开”以及“破虏玉关真细事,未将吾笔遂轻投”这些刚刚写过的诗句,会不会感到几分滑稽呢?

用户还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