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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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观政工部的日子当然不全是吟诗作赋,也有土木工程方面的正事要做。受朝廷委派,王守仁到河间出差,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这是王守仁仕途生涯的第一件公务,仿佛真带着几分神秘主义的预兆。因为这位威宁伯王越简直就是一个矮化版的王守仁。

王越是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的进士,博涉书史,力猛善射,很有雄才大略。王越真正发挥才干是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当时蒙古“套寇”犯边,王越是明朝最能建立军功的大臣,能够在野战中击败极盛期的蒙古骑兵。

清代史家赵翼对明代中叶的战争局势做过一番统计和总结,说大体上看,在南方用兵则易于扫荡,北方用兵则仅足支御。南方战场的斩俘数字动辄以万计,北方却仅以百、十计,甚至有斩首三级的战功。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并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皆庸才。(《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四)

相形之下,王越在北方的战功可谓出类拔萃:红盐池之捷,斩俘三百五十人;威宁海子之捷,斩首四百三十余。王越的名字之所以在今天听上去非常陌生,除了因为他只有立功而不曾立德、立言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儒家的评价系统里,他很有小人的嫌疑。

在君子看来,打仗是出于卫国卫民的必要,功名利禄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而在小人看来,打仗只是博取功名利禄的阶梯而已,卫国卫民才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对卫国卫民有必要的,对功名利禄未必必要,反之亦然。

王越的功名心太重,为前途计,不惜依附名声极差而权势熏天的宦官汪直,劝说汪直建立军功来巩固个人地位。幸而王越确实很能打仗,与汪直的合作更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常常出现的龃龉。两个小人通力合作,王越在威宁海子大破敌军,因功受封威宁伯,爵位世袭,岁禄一千二百石。翌年,王越又和汪直兵出大同,在黑石崖再破强敌,于是进封太子太傅,位列三公,增岁禄四百石。明朝制度,文臣不得受封公侯,所以王越专任武职,觊觎起爵位来了。

政坛永远云谲波诡,一帆风顺的人从来都是凤毛麟角的,尤其对那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而言。随着汪直失势,王越自然一损俱损,甚至落到险些自杀的地步。但云谲波诡也自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只要人还未被整死,总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明孝宗即位之后,屡屡上疏伸冤的王越终于获得平反,那时候的他已是古稀之年,致仕在家,似乎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但他毕竟不是常人。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越积极巴结当时最受宠信的宦官李广,若不是因为言官谏阻,他就会出掌都察院,重新登上权力的舞台了。李广其人前文有述,就是王守仁的父亲王华在为孝宗皇帝开讲《大学衍义》时公然开罪的那个。

弘治十年(1497年),边情紧急。是年王守仁在京城研习兵书战策,朝廷则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兵马粮草齐备,就是选不出帅才。先后有七个候选人全被孝宗否决,最后只有“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老将王越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加授太子太保,总制甘、凉、延、宁四镇。翌年,王越小胜于贺兰山,加授少保,兼太子太傅。但偏偏在这个时候,李广失势了。

李广很懂几分符箓、修仙之类的秘术,因此博得孝宗皇帝的宠信。在他畏罪自杀之后,孝宗派人到他家里搜检异书,找到的却只有各级官员行贿的账目。言官当然要上疏弹劾奸党,王越心中忧惧,就这样死掉了。也许王越算是死得其时,朝廷非但不追究他攀附李广的罪名,还将他大大地追封、表彰了一番。

王守仁以钦差身份督造王越的坟墓,这也属于朝廷表彰的一项。他对王越应该是素有钦崇的,未第时曾梦见王越将弓与剑赠予自己。这次修墓对王守仁而言真是一次难得的实习,不但可以为心中的英雄做一点事情,还有大批民工可供自己调遣。

常人接受这样的工作,至多只会想到如何尽职尽责,但王守仁不同,这么多活生生的民工排起兵、布起阵来岂不是比果核强上许多?于是,王守仁以“什伍法”安排民工分组轮班,闲暇之时便驱使民工排演八阵图,管理能力和军事技术都在这次修墓工作中得到了实践的打磨。坟墓竣工之后,王越的家人拿出金帛酬谢,见这位年轻的钦差大人真的廉洁自律,便转而以王越曾经佩戴的宝剑相赠。王守仁觉得奇异,这正与自己当年的梦境相符,便欣然接受了。

这件事颇可以见出王守仁的胸怀。换作常人,要么囿于君子、小人之见,要么也会出于畏惧清议的缘故,一定要与王越这等先攀附汪直、后攀附李广的奸诈小人划清界限。王守仁非但毫不介怀,甚至在这一年写给孝宗皇帝的《陈言边务疏》中讲过一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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