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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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回京复命之后,王守仁的学习欲望愈发强烈了。按说科举已中,官职已授,旁人要么经营人脉,要么随性放纵,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去重温悬梁刺股的学习之苦。王守仁却不同,白天忙完工作之后,晚间一定燃灯夜读,读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五经和先秦、两汉的书籍,书法也日渐长进。

父亲王华担心儿子积劳成疾,便不许家人在书房安置灯盏,无奈王守仁求知欲太盛,只要父亲一睡,他又肆无忌惮地燃起灯烛,读书读到半夜才睡,因此种下了呕血的病根。

王守仁这半生,只要迷上什么,一定会发狠去钻研。以今天的知识来看,这其实是精力旺盛的表现。一个人的自制力、耐受力、勇气与信心等等今天所谓的成功素质,在先天因素上都与精力的强弱有关。精力愈旺盛的人愈容易忽略身体的极限,王守仁仅仅而立之年就已经接二连三地突破极限,加之荒唐修仙,就这样将后半生交付给各种很折磨人的病痛了。

王守仁这般辛苦地夜读,所读的书目大有深意。在他回京复命之后,又回到文学青年的圈子里,被朋友们整日里写诗作文地鼓噪着。他忽然觉得这不是正途:“我怎能以有限的精神去做无用的虚文呢?”

儒家一直有实用主义传统,学习为的是“经世致用”,文章为的是“有补于世”,文采的意义仅在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必须为内容服务,不能搞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与西方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恰恰背道而驰,后者追求无用而纯粹的爱智之学。所以到晚清积贫积弱的时候,王国维认为西方追求无用之学,结果无用促成大用,中国太强调有用,所以格局太小,流于下乘,所以他自己的治学之路就是从西方哲学开始的。

话说回来,王守仁并不曾经历王国维所经历的世变,仍然在儒家传统里坚信着有用的才是值得为之付出的。所以他在每一个夜晚所下的功夫,既非理学,亦非文辞,而是儒家经典里最艰深的五经以及先秦、两汉的书籍。结果既因为呕血病发,也倦于京城里浮华相逐的诗文赓和,王守仁便告病回家了。

王畿在回忆恩师的时候提到了这段经过,说李梦阳、何景明那些人为失去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文学同伴而感到惋惜,王守仁却很不以为然,说自己就算诗写到李白、杜甫的程度,也不过是个诗人,文章就算写到韩愈、柳宗元的水平,也不过是个文人,而只有做到孔门高徒颜渊、闵子骞那样,才是第一等的道德事业。(《明儒学案》卷十二)

据王守仁向朝廷递交的请假申请,他的病症只是体虚和咳嗽,并未提到《行状》里所谓的呕血,也许他只是想暂时修养一段时间,最好能够尽快复职吧。申请里倒是这样讲的,说希望吏部能给自己准假,待自己病愈之后仍回原职效力,以图补报。这时候的王守仁正是踌躇满志,不会真正生出退归林泉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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