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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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对徐爱的开示:“如果我们说某人知孝知悌,一定是因为他在行为上确实有孝悌的表现;如果他只是在口头上说些孝悌的话,我们是不会说他知孝知悌的。再如知痛,一定是因为自己真的痛了才会知痛;知寒,一定是因为自己感到寒意了;知饥,一定是因为自己已经饿了。知和行如何分得开呢?这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被私欲隔断。”

徐爱仍旧懵懂,觉得知行如果合一,修养功夫便不知该如何下手。这是我们普通人都会有的疑惑,譬如学习“五讲四美”,总要先搞清楚“五讲四美”的具体内容,然后才好付诸实践,而如果知行一体,到底该如何学、如何做呢?古人都把知行分开来说,何等清楚明白!

今天我们常会在宗教人士那里遇到同样的问题,譬如佛教徒非常强调实修,但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不但伪经、疑伪经充斥其间,就算是出处可靠的正典之间也往往有矛盾或分歧之处。

这倒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佛教发展三千多年,不断因为教义上的争执而发生分裂,新流派层出不穷,各执一词,以至于高轨难追,藏舟易远。所以就理想值而言,一个真正审慎的修行者理应在修行之前认真读遍所有典籍,并且精研佛教史,搞清楚各种分歧之所由来,然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再针对个人资质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修之路,免得误入歧途,“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师,九十六种无藩篱之固”。尽管这也许会花掉他大半生的时间,但比起受益来说,这点代价简直微不足道。而我们的问题是,在开始实修之前的这些学习和调研工作是否仅仅属于知,如果是的话,它的必要性究竟有多高呢?

朱熹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有弟子提到在湖南遇到一位先生只是教人践履。朱熹很不以为然:“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弟子说:“只要践履,就能明白义理。”朱熹反诘道:“好比你要去一个地方,路都不晓得,怎么去走?”

朱熹的话很符合我们的常识,但如果王守仁在场,一定会这样反驳:“凡是走错路的人都不是真心想抵达目的地。事情的关键在于立志,只要决意去某个地方,一定会不辞艰险、不畏万难,查地图、备舟车、具资粮,最后一定会成功抵达。”

王守仁确实不止一次这样回答过弟子们的疑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正德十年(1515年)对周莹的教诲。周莹起初师从应元忠,被老师指点着千里迢迢去见王守仁,于是有如下一番对话。

王守仁问:“应先生都教过你什么呢?”

周莹答:“也没教什么,只是每天教我向圣贤学习,不可溺于流俗罢了。应先生还说,他曾就这些道理请教过阳明先生,如果我不信,不妨亲自找您求证。所以我才不远千里来这里找您。”

王守仁问:“这样说来,你是对应先生教授的内容信不过了?”

周莹答:“信得过。”

王守仁问:“那你又何必跑来找我?”

周莹答:“那是因为,应先生只教了我该学什么,却没教我该怎么学啊!”

王守仁道:“你明明知道该怎么学,不必我教。”

周莹错愕半晌,这才说道:“我笨,您别开我的玩笑好吧!”

王守仁忽然话题一转:“你从永康来到这里走了多少路程?”

周莹答:“足足千里之遥。”

王守仁道:“确实够远啊,是乘船来的吗?”

周莹答:“先乘船,后来又走陆路。”

王守仁问:“真辛苦啊,尤其在六月天气,一定酷热难当吧?”

周莹答:“这一路实在酷热。”

王守仁问:“这一路准备了盘缠吗,有僮仆跟随吗?”

周莹答:“这些都有准备,只是僮仆在中途病倒了,我只好把盘缠留给他,再借钱走了下一段路。”

王守仁问:“这一路既然这样辛苦,你何不中途便返还呢,反正也没人强迫你来?”

周莹答:“我真心来向您求学,旅途的艰辛在我而言只是乐事,怎会因此半途而废呢?”

王守仁循循善诱到此,终于抛出了先前那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就说你知道该怎么学嘛!你立志来向我求学,结果就到了我的门下,而这一路上从水路转到旱路,又安置僮仆、筹备盘缠、忍受酷暑,这一切你又是如何学来的呢?同样的道理,只要你有志于圣贤之学,自然就会成圣成贤,难道还需要别人来教你具体的方法吗?”(《赠周莹归省序》)

所以在王守仁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分离、何为知行合一,最要紧的指标其实是“立志”。只要志向坚定,有百折不挠的决心,那么哪怕一个人只读书、不实践,我们也不该说他知而不行,而是会晓得他现在读书一定是在为将来的实践做充足的准备,所以他现在读书与将来的实践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知行合一。

孔子有一句名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即最聪明的人和最笨的人是不会改变的。这话很符合我们的常识,于是问题是,如果将一位“下愚”替换为周莹的角色,他该怎么知行合一呢?——王守仁的回答很直接:“上智和下愚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意即“立志”无论对谁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最笨的人只要立志够坚,也一样可以做到。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一定要和他对“立志”的强调结合来看,这个关键是为很多人所忽视的。如果缺少“立志”,“知行合一”就会变成一个绝顶荒谬的命题。

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和徐爱的对话,王守仁解释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要明白这层意思,那么哪怕只说一个知,也自然包含了行;只说一个行,也自然包含了知。”

如果我们不考虑“立志”这个要素,那么依照上述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出生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出生的结束,所以“生死合一”,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薛定谔的猫总是让那些缺乏概率意识的人感到玄妙莫测,以上这段说辞同样可以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大惑不解。

至于古圣先贤为什么都将“知”和“行”分开来说,王守仁并不认为这是出于常识的考虑,而是体现了古人是何等用心良苦:“古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世间有意中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会思考和反省,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个知,这样他们才能行得正;又有一种人,整日只是耽于空想,全不去躬行实践,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一个行,这样他们才能知得真。所以分说知、行,只是古人不得已而补偏救弊的说法。”

此前王守仁之所以要将自己证悟的心得一一验之儒家经典,待席书等人前来切磋讨论,自己也要在典籍里寻求验证,这一切的缘故,只因为在王守仁看来,所谓“知行合一”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早早藏在古圣先贤的话语之中,只是后人没有细加发掘罢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正是我在《隐公元年》里分析过的圆谎式的弥合方法,总少不得要有几分牵强附会的本领。

让我们顺着王守仁的思路,既然古人本着补偏救弊的初衷,继续补偏救弊下去岂不是好,又何必要强调“知行合一”呢?答案是,因为现在又出现新的偏和弊了,有些人总要等到知得真了才去做行的功夫,结果终身不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终身不知。

王守仁毕竟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庄子·则阳》有一段议论,说贤人蘧伯玉行年六十,每每曾以为对的后来却认为不对;天地万物复杂莫测,人们只晓得重视已知的东西,却不晓得凭借无知而知的道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庄子这番话实在再高明不过,政治学、经济学所仰赖的正是无知之知。譬如市场经济原理、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英国政治传统里与大陆理性主义相悖的经验主义,莫不如此。即便只是在个体的人生里,“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对今天的已知不必奉为圭臬,不妨抱几分审慎存疑的心态,毕竟我们今天所信奉的,无论它到底是什么,都不会是终极真理。

王守仁却不这样看。他所关注的仅仅是道德,所以他的理由只要能在道德层面上说通几分也就足够了;他生活在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相信儒家经典就是终极真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孝悌之道既是终极真理,而且明白易行,审慎、存疑根本无从说起,将孝悌之道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也就是了,只有做到了孝悌才是真知孝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任何人都可以一言而悟;凡是心存疑虑的人,都是被前人的观点拘束得太久。

王守仁绝不拘泥于文字,只要领会了古人为何将知行分说,那么说“知行合一”也罢,说知行分离也罢,都无所谓,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那么就算接受了“知行合一”的说法,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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