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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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黄绾,字宗贤,一字叔贤,号久庵,黄岩人,少王守仁五岁,以祖荫入官,授后军都督府都事。

黄绾结识王守仁的经过,简略的版本可见黄宗羲《明儒学案》。黄绾未做官之时师从谢铎,授官之后,听说王守仁讲学,便前去拜访,说自己虽然有志于圣学,但功夫还没下足。王守仁说:“人就怕不立志,只要立志,就不怕功夫不到。”继而将黄绾引荐给湛若水,三人一道立志向学。

《年谱》记载稍详。黄绾是通过储巏结识王守仁的,两人交谈之下,王守仁喜形于色:“你讲的这些学说久绝于世,你是从哪里听说的?”黄绾答道:“我只是有志向学,但没下过太多功夫。”王守仁道:“人就怕不立志,不怕功夫不到。”翌日,将黄绾引荐给湛若水,三人约定,天天都要在一起切磋学术。

黄绾自己的记述就详细多了。话说黄绾从小便有志于圣学,学习朱熹、周敦颐、二程、陆九渊的著作,每天都要静坐。虽然他与王守仁有通家之旧,却对后者的学术了解不多。执友储巏来信说:“近日有士大夫如王伯安,有正确的学术方向,造诣也深,不是拘泥于文字的人,你如果能和他结交,应当会有不小的受益。”于是黄绾当晚便拜访王守仁,当时湛若水正在房间里,王守仁便出来和他讲话。接下来的内容与《年谱》无异,最后讲到翌日王守仁派人邀请黄绾,与湛若水“共拜而盟”。

这里很有几个值得重视的信息,首先是储巏其人。储巏,字静夫,号柴墟,长王守仁十五岁,长黄绾二十岁,是一位以骨鲠著称的名臣。储巏两袖清风,所以做了十年京官还没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写诗说“僦屋都城已十年,移从东陌复西廛。傍人门户终低首,老我风尘未息肩”,总少不得租房搬家的麻烦。刘瑾当权的时候,经常随意辱骂朝官,却对储巏很恭敬,始终尊称以“先生”。但储巏的为官原则很单纯,既然无能为力,绝不尸位素餐,于是托病致仕,直到刘瑾伏诛才重新入朝为官。但朝廷没了刘瑾,竟然也没有出现拨云见日的景象——张永成为刘瑾第二,宦官依旧飞扬跋扈,而武宗皇帝的顽劣更甚,储巏便再次遵照单纯的人生法则辞官养老去了。

储巏虽已致仕,但毕竟是以高级官员的身份致仕,名望和影响力并非普通官员可比。所以,王守仁的学术能得到储巏的认可和推广,也就意味着距离大行其道不甚遥远了。

黄绾称储巏为“执友柴墟储公巏”,显见得两人交谊不浅,储巏对黄绾的学术当不陌生。黄绾自述读书范围既有程朱又有陆九渊,这也显然与王守仁更贴合,而与世俗攻举业的读书人相去甚远。应当正是黄绾的陆学心得使王守仁发出惊喜之感叹的。

湛若水对这件事情也有回忆。王守仁原本被改任为南京刑部主事,随即被留在北京做吏部验封主事,很有声誉。他觉得可以在京城买房久住了,于是就做了湛若水的邻居。当时他们常在大兴隆寺讲学,黄绾加入进来,他们三人相谈甚欢,情投意合。(《阳明先生墓志铭》)

此时三人以平辈订交,但是十二年后,即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黄绾正式行弟子礼,拜王守仁为师,成为阳明心学旗下的一员大将。而在他初识王守仁的时候,那番只留下简短记载的对话其实已经透露出阳明心学的一条精义:人贵立志。

这一时期的王守仁极重立志,他有这样一段话,说,求圣人之学却没有取得成效的,大抵都输在立志不坚。天下之人,有立志做木匠的,有立志做皮匠的,有立志做巫医的,最后都做得成,他就从没见过有决定却做不成事的例子。然而木匠、皮匠、巫医遍天下,为什么偏偏求圣人之学而能学成的人数百年间也见不到一两个呢?不是因为圣人难做,只是因为没人立这个志罢了。(《赠林以吉归省序》)

这个观点可以表述为“有志者事竟成”,所有立了志但事竟无成的人,只是因为立志不坚。这当然不同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毕竟地力是人很难左右的东西,而做木匠或做圣贤,基本上由主观能动性决定一切。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守仁的这个命题完全符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有解释万事万物的能力,无法验证其真伪,而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被归于该理论的一部分,诸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麦克卢汉的传媒理论。

但是,只要我们不将王守仁的这项命题当作一项“理论命题”来看,我们立时就会发现它很有鼓动人心的积极意义,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很有切中肯綮的针砭意义:人们读书都是为着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来的,以至于读圣贤书的人虽多,却当真没有几个立志做圣贤的人,甚至整个社会已经把圣贤架在了一个既空且高的位置,只被人们敷衍了事地膜拜一下而已。

所以,王守仁抛出的这个命题其实很让大家难堪,因为它不留任何情面地点出了士大夫阶层的虚伪性,此时的王守仁正如指着皇帝的新装高呼的那个小孩子。于是,在全国官员云集京城的时候,王守仁就这样指给大家看:这些衣冠楚楚的士大夫其实都没穿衣服。当然,有人会恍悟流涕,也有人会恼羞成怒。这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我们当然不难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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