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一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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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六年(1511年)九月,湛若水接受任命,远赴安南为安南新王行册封事。这一去山长水远,再聚首不知会在何年何月。对王守仁而言,这一场分别分明意味着理想受挫,意味着圣学光芒燃而复熄。湛若水也走得无可奈何,这一项从北京赴安南的使命,单程足足耗费了一年零四个月本该与王守仁一起昌明圣学的时光,又花了另外的一年多才重返北京,途中与王守仁再会于滁阳,夜论儒学与佛学之别,那已是正德九年(1514年)春天的事了。

北京之别,王守仁以一篇《别湛甘泉序》相赠,索性以狂者胸次针砭时弊,于自己真实的学术心得再不做半点遮掩。如果说数月前为陆九渊翻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一次他甘犯更大的众怒,真有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雄意气: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今日之别,吾容无言。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则甘泉亦岂以予言为缀乎?

这篇文字涉及一点儒学背景,首先给出了一个儒学道统的谱系:圣人之学由孔子传给颜渊,随着颜渊之死而宣告终结。孔子之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即“忠恕之道”,曾子将“忠恕之道”传承下来,到孟子而宣告终结。一千多年之后,周敦颐和程颢重新发现了圣人之学。自此以后,关于圣学的论述辨析日渐烦琐,圣学宗旨反而晦暗不明,学术益发支离无本,变成一门很难的功课。

儒学讲道统谱系是从唐代韩愈开始的,一般认为这是受了禅宗的影响。韩愈首倡儒家道统,把自己作为遥接孟子的道统传人,及至宋代,朱熹提出汉唐不传道统,而以二程直接孟子。当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之后,朱熹的道统论遂成为万世不刊之论。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就会晓得王守仁重立道统在当时是什么性质的举动。七年之后,王守仁再谈自己的道统论,那时候他的胆子更大,公然以陆九渊直接孟子。(《象山文集序》)

文中所谓“一贯之旨”,出自《论语·里仁》,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只应了一声,并不多问。待孔子出门,门人问曾子刚才孔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曾子道出了一句名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即孔子的全部学术皆由“忠恕”一以贯之。“恕”在这里并非现代汉语里“宽恕”的意思,而是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忠以待己,恕以待人,这正是孔子所推崇的“仁”。

《论语·卫灵公》还有一段可资参照的话。孔子对子贡讲:“你以为我是博闻强识的人吗?”子贡很诧异:“难道不是吗?”孔子答道:“当然不是,我只是一以贯之罢了。”

孔子确实博学,是他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知识精英,所以子贡的理解并不错,他确实是个博闻强识的人。而孔子强调的是,所有的博闻强识在他而言都不是零散知识的堆砌,而是由一个思想主线贯穿起来的。

儒家的知识体系非常繁复,甚至早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就已经是当时最难掌握的学问了,稍稍发展一下就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的局面,大到两国邦交,小到穿衣吃饭,一言一行、一衣一帽都有无数的规矩。但这一切都围绕着一条思想主线,即忠恕之道。倘若学者不能以忠恕之道一以贯之,那么即便他精通儒家的所有仪节,也不过是个专家级的司仪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陆异同,问题就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了:学习圣人之道该怎么入手,是从忠恕之道入手呢,还是从博闻强识入手?陆九渊要从忠恕之道入手,由忠恕之道一通百通,自然而可以博闻强识;朱熹要从博闻强识入手,日积月累而领悟忠恕之道。

王守仁显然是支持陆九渊的,在他看来,圣人之道其实很简单,孔子一以贯之的无非是忠恕之道,后人却偏偏弃简就繁,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学得再好也无非是个没有灵魂的专业级司仪,谈起古代的典章制度来头头是道,而对这些典章制度背后的“精神”非但一无所知,甚至不耐烦去了解。这种荒谬现象竟然成为普世之现状,难道我们不应该过而改之,重返孔子的精神世界吗?

王守仁的这一番见解确实切中时弊,也确实揭示出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流弊。今天我们来读儒家经典,也很容易对王守仁的这番话产生共鸣,因为《论语》《孟子》简明易懂,基本上没有让人大费脑筋的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内容,无非一些朴素的甚至相当原始的道理;汉儒开始大搞玄学,使儒学与巫术合流,巫术的技术门槛自然更高一些,所以连累得儒学也难懂了;唐人很有唯物主义精神,在政治学、社会学的意义上整理儒家经典,虽然烦琐,但是易读;及至宋代,佛学影响所及,使二程、朱熹等人将儒学发展为一种近乎神学的理论体系,对基督教经院哲学有了解的读者接受起程朱理学来会轻松很多,但普通人一见到各种“神学概念”的精微辨析,诸如心、性之辨,无极、太极之辨,除了头痛之外,不会有其他感受。倘若孔子、孟子复生,参加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可想而知,他们无论考多少次都注定落榜。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守仁对道统的梳理其实等于对学术史的梳理,而在梳理清楚之后,一个简单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圣人之学不该是现在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努力使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呢?

当然,王守仁疏于考虑的是:

1. 只要科举制度不废,总要有一种考试内容才行。

2. 考试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公平性也就越强。

3. 标准化程度注定与博闻强识成正比,与一以贯之成反比。所以,即便阳明心学彻底取代了程朱理学,但科举制度注定会使它教条化、烦琐化,变成程朱理学第二。而废除科举制的话,又有什么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来代替它呢?

这就像我们今天对应试教育有太多的口诛笔伐,谁都说得出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但难点就在于我们究竟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在更好的制度出现之前,应试教育注定还会延续下去,而在科举制度被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取代之前,陆九渊、王守仁的学术只会要么被程朱理学挤到二线,要么变为程朱理学第二,即教条化、烦琐化,与陆、王二人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谁也无可奈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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